九五年应聘到香港贸易公司工作，带我的师傅是一个上海经理，他背景是知青，阴错阳差到了北京，一呆几十年，上海普通话口音还在，但对北京老熟悉了。身材胖胖的，走路一扭一扭的，多站一会儿，就得胳膊肘拄着柜台，或靠着墙。我们同事，对他最好的褒奖就是，嘿，你已不像上海人了。想想那时地域歧视也挺大的。
突然想起他了，聊聊他的二三事，现在他怎么也得有70岁左右了。有一次出差，有我，上海经理和一位香港经理。快上火车了，月台上有卖橘子的，他在摊位前，捡了一秤盘橘子，称好之后，倒进塑料袋里，乘着摊主回身找钱的时候，他又捡了两个橘子放进了塑料袋。没成想动作慢了点儿，摊主发现了。瞪着牛眼，上下审视着面前这三个穿戴还算讲究的人。上海经理不好意思地嘿嘿一笑，拿了三个橘子放回橘子堆上，得，还亏一个。我和香港经理，看着都没出声。我想笑，但是我们是一头的，我要笑了，那麻烦可就大了。香港经理此时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那时，我们用香港人的回乡证可以购买软卧，整个旅途挺舒适的，就是列车慢了点儿，没有时速300公里的高铁。到了夜里，上海经理一声惊呼: “我的包包哪去了?” 我赶紧从上铺探出头，“这儿呢，经理，你忘了，你的行李太靠门，你让我往里挪了一下。”经理的胖脸上好像还有汗，闪着亮光，看来是做梦惊醒的，想起自己的包包了。香港经理静得出奇，好像还在入睡中，估计什么都知道。可能心里想着这两个大陆的傻X ，搞笑呢？
有一日，为了节约住宿费，我们晚上登上了烟台到大连的轮渡，我清楚地记得那条船叫棒槌岛号。由于就几个小时的航程，所以是上船晚，下船早。晃晃悠悠还没睡踏实呢，船员开始叫了。收拾行李，准备下船。时间当时就是4-5点钟吧，所以经理带着我们慢慢麽蹭着走。当时我还不明白，后来明白了。出了码头，这时没有出租车，全是黑车。上吧，挨宰，不上吧，外面太冷了。上海经理叫了一辆黑车，谈好价格，去火车站等天亮。这个司机开着车，本身就不太亮的路灯，好像越走越暗，道路越走越黑啦。我心里有些打鼓，但跟着两位经理呢。估计这时的两位经理，心里打的是大鼓吧。大家谁都静默着不出声，上海经理终于熬不住了，“你把我们往哪里带啊，火车站不从这里走。” 司机还没回复，香港经理牙缝里用英文挤出一句，”shut up”。又是一阵静默，车终于开到了灯火明亮的火车站，心一下舒展了许多。司机只说了一句带你们走的是近路。是真的吗，但愿是真的，也没准儿那天晚上，我们就被人办了。可能那句英文救了我们，也许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