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西班牙流感中的曼哈顿

作者: 麦克·威尔逊

照片:曼哈顿市政府档案室

编译:魏玲

 

一个漆黑的夜晚,纽约曼哈顿市政府收到了一封电报:“速达。船上有21个病人:10个乘客,11个船员。望接。” 这是挪威《卑尔根福骄》号发来的。第二天一大早,一大批政府官员和医生等候在布魯克林码头上。他们当时不知道,和船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即将引发一场大瘟疫的零号病人。

这是1918年8月11日。船靠岸了,病人被救护车火速送到最近的医院,码头被封锁停用。本以为一切太平无事了,可没有想到,不久,曼哈顿人生病了。他们有着同样的症状:发烧、头痛、畏寒、咳嗽、咳得吐血。

到了秋天,生病的人越来越多。死亡人数的曲线和今天新冠病毒很相似:开始只有几例,突然大增,像海啸,惊涛骇浪一下子冲天而起。

西班牙流感!这是人类现代史上最惨列的一场瘟疫,整个世界死了几千万人,其中包括美国67.5万人。曼哈顿死了二万多人,高峰期,每天死400 到500人。数字触目惊心,可是市政府的官员说,我们做得很好,不然的话,死得更多!

一个世纪过去了。今天,又一场瘟疫席卷曼哈顿。新冠病毒疯狂袭击着这个大都市,无数生灵涂炭。面对洪水猛兽般的疫情,州长市长纷纷推出各种应对措施。和现在一样,当年的市政府也面对同样的决定:

学校要关门吗?地铁要暂停吗?要居家隔离吗?

可是这是不同的病毒,发生在不同的年代。在《卑尔根福骄》号靠岸一个月后,第一个死亡才出现,随之感染和死亡人数急剧上升。另外,病人肺里有血,充满了泡沫,大口大口地喘气,死时很痛苦。

曼哈顿市长刚上任。他是学法律的,从政之前是一名市公交系统的工人。他任命了市政府卫生部长,罗依·卡普兰。很多人嘲笑部长先生的背景:一个选择疗法医学院的头,连正规医学院的文凭都没有。

这场瘟疫,突如其来,一下子把科普兰先生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当年的曼哈顿是最好的病毒滋生地。地铁扩展,轻轨新建,上下班高峰时间,车上挤满了人。在路边供行人饮水的自来水龙头上,放着一个共用杯子。

把百老汇和音乐厅关了!有人建议,可科普兰先生不同意。他认为,公共娱乐场所是科普宣传的最好的地方。于是,在戏开场之前,专门派人站在帷幕前演讲:咳嗽和打喷嚏必须捂着嘴巴,西班牙流感是如何传播的,以及如何保护自己和家人。

把学校关了!有人建议,但科普兰先生又不同意。当瘟疫发生,其他城市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学校关了。可是曼哈顿和其他城市情况不一样。在曼哈顿,公立学校是疾病控制的重要地方。大多数学生住在公寓楼里,又挤又髒,空气不流通。父母们忙着打工挣钱,保证全家上有片瓦遮身,下有立锥之地。家里没有人管,孩子们在街上到处乱跑,学校教室宽畅,有人打扫和检查,所以学校不能关。

把公司关了!有人建议,可科普兰先生还是不同意。为了防止地铁和轻轨高峰时期感染,他把公司上班时间错开来:白领阶层8:40上班,4:30下班,批发商早上班,纺织服装和其他行业晚上班。

全曼哈顿人被动员起来了,从上到下,从老到幼,可谓是“全民皆兵”。在那个没有网络、无线电广播和电视的年代,他们开动了一切宣传机器,推动提升公共与个人卫生水平,避免病毒通过不良卫生习惯而传播。

他们上街撒传单,传单上写着:人得病是因为吸入了感染者咳嗽或打喷嚏时喷出的飞沫。

他们上街贴海报。海报上写着:西班牙流感的症状,治疗和预防。

他们上街讲科普。内容包括:西班牙流感是“扎堆病”,所以不要扎堆,尽可能远离人群;西班牙流感是通过飞沫传播的,当病人咳嗽、打喷嚏以及大声说话时,病毒随飞沫喷到周围空气中,侵入正常人的鼻粘膜而传染,所以咳嗽、打喷嚏时要用手帕捂着嘴巴;西班牙流感也有可能通过病人的痰液传播,所以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不要在大街小巷、公交车上和其他公众场所随地吐痰;西班牙流感也有可能通过杯子传播,所以不要和人共用一个杯子。

童子军们上街巡逻。如果看到有人吐痰,他们会给他一张纸条:你的行为对社会造成了伤害。

童子军们上街送手帕。喂,生日的时候有人送你手帕吗?没有?我送你一些。我妈给我做的。打喷嚏时用手帕捂住。拿着,一方手帕可以挡住几百个喷嚏。

有人责怪科普兰:对西班牙流感没有认真对待,放任自流。当纽约市长把一封群众来信递给他时,他为自己辩解:“实际上,你们的卫生部长把西班牙流感当成一件大事,认真考虑应对措施。他太认真了,以至于每天21小时想着这件事,另外3小时梦见这件事。”

和曼哈顿现在应对新冠肺炎的措施相比,当年的要宽松得多,尤其是在非生活必须的商业、学校、百老汇音乐厅和允许聚会的人数方面。可是这是不同的病毒,不同的瘟疫。1918年西班牙流感没有无症状感染者,人要么生病,并且在24小时内突然病重,要么一点事都没有。另外,健康人不带病毒,所以对周围人没有威胁。

由于疫情一下子爆发,医院挤满了人。贝尔维尤医院每一个角落被利用起来了。病人躺在简易的小床上,小孩三个人睡一个床。

为了减轻压力,方便就医,市政府把医院开到了曼哈顿人的家门囗。市里有五个区,每个区的教堂、空余的房子、学校都被改建成医院,总共有150家,每家医院都配备了医生护士。

病人先打电话给货币交易中心,告知病情,询问去哪家医院看病。护士、护士助理和志愿者集中在指挥部,一收到货币交易中心电话,立即赶到病人的家。妇女们加入了自愿者的大军。她们去探望病人,送去干净的床单、日常用品和一锅锅的汤。

1918西班牙流感过后,曼哈顿留下了一大批孤儿。这个病毒放过了老人和孩子,专门针对身强力壮的中青年。

这场瘟疫夺走了无数曼哈顿人的生命,平均每1000人有4.7人死亡。可是和同在东海岸的波士顿(6.5)和費城(7.4)相比,死的人要少得多。这归功于曼哈顿声势浩大的卫生运动,再加上运气。

科普兰先生逢人便说他的政绩。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当历史写下1918年西班牙流感中的曼哈顿时,我不会因为当时应对措施不当,疫情处理不力而感到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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