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同学们到达上海几天后，毛主席第六次接见红卫兵的消息传来了。小道消息说，今后，毛主席每个星期都要接见一次。听到这话，我们都激动的要去北京见毛主席。可此时，北上的车票很难搞，几个男同学费了很大的劲才搞到几张去武汉的火车票。谁知，搞到车票后的第二天，那几位男生竟留下车票，背着我和敏，悄悄地北上进京了。
我俩气地跺脚，二话没说，打起背包，赶紧去火车站。
上海火车站真是人的海洋！我和敏问清了去北京方向的列车后，跟着人群，挤到了一个列车窗口，也学着别人的样，拼命地攀上窗子往里翻。最后，我以损失一只鞋的代价，被人硬从窗口塞了进去，脚跟还没站稳，火车就开动了。可我和敏却失散了，直到下车时才聚到一起。
车厢里，人满为患。三人的座位，挤了五个。走道上，站着、坐着是人，连座位底下、行李架上，躺着的都是人，甚至连厕所里，也挤的满满当当的。有个人内急，里面的人任凭千呼万唤就是不出来，好不容易找来了乘务员，乘务员晓以“尿中毒”的厉害，才解决问题。还有个人，穿着“人”字形拖鞋，玩起了杂技，竟然在两个座位的椅肩上快速地向前跨越，看得我目瞪口呆，而大多数人则安静地待在他们所能找到的地方，很少走动。
我们在沙丁鱼式的车厢里熬了两天两夜。第三天清晨，列车停在了北京丰台火车站。不久，车上的学生就被一辆辆军车拉到了北京体育场。
北京体育场里也是人山人海。我和敏混在人群里，直到傍晚，才凭着一枚校徽，被分配到前门大街，鲜鱼口，鱼鳞胡同某号的四合院“红卫兵接待站”，和几个山东姑娘在南屋合伙打地铺。半夜，我们被几个住在里屋的女生尖利的哭叫声惊醒。原来，是上海来的一拨女生发现了虱子。我和敏赶紧起来查看，也在被窝里发现了同样的“革命虫”。虽然我们同样感到很没面子，但仍然悄悄的睡下，没好意思让人知道。
在北京的第二天晚上，接待站来了几个街道红卫兵通知我们：以后每天傍晚，有解放军战士（红标兵）带领我们，在天安门广场练习走“方块阵”，并要求大家，白天外出串联，晚饭之前，一定要赶回来参加训练，准备随时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大家听这个消息，当场兴奋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纷纷表示，一定准时回来，好好训练，等待接见。接着按惯例，我们又被要求填写家庭成分。我照例写的是“职工”。同屋的一个东北女孩老老实实地填“地主”，当场就被撵出了接待站。临走前，这位女生伤心地哭着跪在地上，祈求让她见过毛主席后再走，也没用。
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吃饭非但不要钱，而且比在家里吃的还好。每天早上，每人一个大白面馒头，一碗稀饭外加咸萝卜和“臭豆腐”。中午是一大碗白米饭加一大碗白菜烧肉，晚饭是二个大馒头，一大碗白菜烧肉。我是南方人吃不惯面食，每天早上喝完那碗稠稠的稀饭就饱了。剩下的那个大馒头，在里面夹块咸萝卜就是白天在外串联、游玩的午饭，晚上再回来吃那碗猪肉白菜加馒头。真正过的是乐不思蜀的日子！
每天的晚饭是接待站里最热闹的时候。同学们边吃边聊各自家乡以及在京串联的见闻和趣事，很是开心。可有一天我注意到，一个来自东北军垦农场的女生，晚饭只吃那碗大白菜烧肉，完了，还满屋子捡别人吃剩的馒头，加上自己的，放火炉上烤成焦黄攒起来。问她，她只说带回家给弟弟妹妹吃。我当时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想到回家的路上要饿肚子，也学她的样，把晚上的两个馒头攒起来。离京时，我带着满满一书包馒头，半道上，火车被堵在华北平原的一个不知名的小地方二天二夜，车上所有的人都把钱、粮票和吃食都拿出来“共产”，我的馒头当然也不例外。
至于我在那个鬼地方，第一次吃到黄黑色的杂面“窝窝头”，喝到又苦、又涩满是泥浆的井水，又是另外的故事了。
注：多年后我才明白，当年，在号称“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东北大粮仓”垦荒的我国新一代的军垦农场工人，把收获的很大一部分粮食都支援了国家，而自己却生活的很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