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年轻人，解放前出生，家庭背景和经历不同，解放后相遇相爱，为了爱情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张堂恒，出生于一个普通职员家庭。父亲曾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在父亲的进步思想影响下，张堂恒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也因此而被捕。他学习认真，成绩优秀，193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农业经济专业，1940年应聘到吴觉农先生创办的重庆大学农学院茶业系任教。1946年任上海兴华制茶公司襄理，1947年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攻读博士。1950年1月应吴觉农邀请，放弃博士学位，回国帮吴觉农筹建中国茶叶出口公司。
朱良沄，出身资本家，父亲早年跟张学良在东北开煤矿、金矿，后来到北京开煤矿。北京刚解放，解放军就把她父亲抓起来，让京西煤矿几千矿工投票决定是否应该镇压。结果没有一张镇压的票，军管会便任命她父亲担任京西煤矿总经理。朱良沄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通过了共产党的政审，被派到新华社当记者。因为英文好，后来又去了人民政府工商贸易部做秘书工作，有机会陪领导去中国茶叶出口公司开会。
就这样，两个年轻人相遇了。其实，张堂恒已经不是年轻人了，比23岁的朱良沄大9岁，可是年龄阻挡不了他们坠入爱河。很快他们就决定结婚，并在北京一家报纸上登了订婚告示。然而工商贸易部的领导不断警告朱良沄不要和张堂恒来往，更不能结婚。朱良沄不懂为什么，人家是爱国才回来的啊！自己的哥哥朱良漪也是刚回国的留美学生。
工商贸易部领导强迫茶叶出口公司把张堂恒调走，到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几个月后回来，公司推脱说原来的工作没有了，把张堂恒调到武汉大学工作。领导找朱良沄谈话，要她回心转意，朱良沄却顶着压力辞职，坐火车去武汉准备和张堂恒结婚。上了火车不到一个小时，火车突然停下来，四五个人强行把朱良沄拉下车，蒙头铐手推上汽车带回北京。在南池子的一个宅子里，开始审问朱良沄，张堂恒是不是美国特务，一天一夜，带着手铐，轮番审问了30个小时。朱良沄最后受不了了，答应如果发现张堂恒是特务的证据，马上向组织汇报，这样才被释放。
1950年6月，两人在汉口民政局登记结婚，办了一桌喜酒，请了10来个朋友。以后在街上常会有莫名其妙的人凑到朱良沄身边问，搞到证据没有。9月的一个夜里，几个人闯进他们家，把朱良沄带走了，关在深山老林的一个破房子里，家人都不知去向。因为交代不出张堂恒是特务的任何证据，1951年1月，北京人民法院判刑8年，被关在清河农场劳改，罪名是：身为国家工作人员，盗窃国家机密。1951年3月，公安部长罗瑞卿在报告中，点了朱良沄的名，说她是混进革命队伍的美帝间谍。下面是报告有关内容：
“这些反革命分子有的已经混入了我们的工厂、学校，进行破坏。例如有两个当过少将的特务做了我们的司机和厨子；美国帝国主义间谍朱良沄混入贸易部当了记录员窃取我们的国家机密；…反革命分子，已经打到我们的队伍里面，混进我们的工厂、学校、机关，有些已经被发现，有的还没有被发现。他们钻到我们的肚子里来，他们的企图是可耻的，但是也是毒辣的、阴险的。”
张堂恒父亲与沈钧儒先生是浙江嘉兴同乡，多年的好朋友。沈钧儒当时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想说个情，但最后对张堂恒父亲说，我已经无能为力了。张堂恒成了谣言对象，新婚妻子是美国特务。他在武汉呆不下去了，调到浙江大学农学院。领导和周围的人劝张堂恒离婚，不断有人给他介绍对象。张堂恒心情压抑地过了8年，忠贞不渝地一直等到妻子刑满释放。以后的日子仍然乌云压顶，总是有人背后戳脊梁骨说坏话，生活上处处遭到刁难和歧视。第一个孩子一出生就死亡了，头颅骨裂，医院报告说是医疗事故，他们眼泪往肚子里咽。上了公安部的黑名单，出了监狱天还是黑的。不久又是文化革命，二人又陷入灾难中。
朱良沄回忆说，“从1958年到1977年这二十年，我脸上烙着无形的罪犯印章、头上顶着帽子、心上压着石头。这种精神上的折磨，比待在监狱里还难以忍受。我眼泪流干了，思想麻木了。”
文革结束后他们才过上正常生活。1980年最高法院（第2063号文件）撤消了1951年对朱良沄的判决，正式恢复了她的名誉，工龄从1949年算起。在一所大学主讲“英语与美语的区别”后，被录用为中学英语教师。张堂恒当了茶学系主任，1987年成为中国茶学学科第一位博士生导师。
用朱良沄自己的话说，“我和先生没有在花前月下谈过情说过爱。我们相互爱着、信任着、支撑着。我们熬过来了。”
张堂恒于1996年去世，朱良沄老太太还健在，94岁。朱良沄的哥哥朱良漪在明尼苏达州立大学获工程硕士，1950年偕同妻子单秀嫄回国，是中国仪表事业创始人，反右期间被打成右派，2008年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