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广场（六）枪口下的投票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广场：一个亲历者的回忆 

（六）枪口下的投票

平等性

 

这时候的广场，人已经很少了，而女神像这边，就剩了我们哥三个。高自联的广播让大家都聚到纪念碑去，我们过去之后，发现大家已经把纪念碑上下三层都占得满满的。我估摸着大概一共三，四百号人，有学生，也有一些工自联的，搞绝食的四君子也在。我们几个在纪念堂西面的汉白玉台阶坐下，等着自己的命运。

又过了一会儿，广场上的灯突然全灭了。当时正是黎明前最黑的那一段时间，我心里揪得更紧了。我们坐的方位正对着人民大会堂，过不多久儿，就从大会堂正门涌出一个接一个的方队，每一个方队有几百号人，排得很密，向我们逼近，过一会儿就看得见他们头上密密麻麻的钢盔了，那个场面真的是很瘆人。

我们都知道最后的时候到了，这时候怕是没什么可怕的了，心里面那些个受委屈，被欺骗，要报仇的极端想法绕作一团。广场上政府的大喇叭一遍接一遍的发出马上要清场的警告。我们这边不断有人喊口号，给大家打气，发誓坚持到底。不一会儿当兵的就把纪念碑四周都给围了起来，这时候想出去也不可能了。后来不知是侯德健还是谁，去和部队谈判，带回来的消息是，要求我们在五点之前必须离场。

大家也没个统一意见，最后封从德在广播里主持了投票表决，两个选项，”撤” 或是 “不撤“。当时也没别的好办法，就按声音大小作最后的判定。我当时眼睛都红了，满脑子想的都是跟他们拼了，所以喊”不撤” 的时候，声音特别大。我从小到大一直被长辈，被学校，被领导们代表。往往不满意他们的决定，又无计可施，就经常捣乱，故意拆台。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参与民主投票，意识到自己竟然还有这样的权利，能切切实实地去决定自己的命运，很有些新鲜，而且觉得挺骄傲的。

其实就我当时听到的，好像喊“不撤”的声音大一些。但是当封从德在广播里说喊”撤“的声音大，要求少数服从多数，所有人一起撤退的时候，我也没什么异议。毕竟这是我第一次自主参与民主表决，既然大家都按程序办事，虽然不是很甘心，但还是能服从多数人的选择，作了妥协。我现在想想，历史真的有许多偶然性，如果当时我们喊得声音再大一点，留了下来，今天的中国，很可能就是一个全新的格局了。当然我自己只怕要提早一步入轮回，到现在可能已是另一条好汉了。

当兵的里三层，外三层，把纪念碑四周围得水泄不通。侯德健他们带着我们的决定，又去和部队交涉，他们最后同意在广场西南角留出了一个很小的口子，让大家撤离。这个时候带着钢盔的野战军部队已经逼得很近了，一把把的刺刀，闪着寒光，就在眼前晃。大家手牵着手，被两边当兵的夹着，从那个出口离场。我临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民主女神像的方向，已经看不到那曾直面独裁者的，高擎着的火炬了。

关于在广场上的这最后一段经历，现在时不时还会在梦中重现，醒来后往往是一身冷汗。后来有好些人说学生们是受了一小撮学运领袖的煽动，我自己觉得这是一种被组织代表惯了的人们的定性思维。首先要说的是，我见得世面少，被通缉的那二十一位我只亲眼见过七八个，有几个更是连名字都是第一次知道，也没有听到他们有什么煽动我们去流血牺牲的话。再说了，我想当时大多数的人都不是缺心眼儿，真的有那么容易被煽动吗？还有一点，这样说的人往往高估了学运领袖的影响力。就我个人经历来说吧，其实我也算是我自己学校的那一年运动最早的发起和组织者之一，然而就我的亲身体验，大多数的同学在学运中根本就不听我们的。我觉得他们是对的，民主运动的目的不是为了某些领袖们争权夺利，改朝换代，而是为了争取一个言论自由，公平竞争的机制。至少就我个人和当时身边的朋友来说，我们把争取这样的社会机制和环境看得远远高于那些牵头组织的同学们。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当时都已经是过了法定年龄的公民了，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独立的人格，难道不应该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吗？如果自己做的决定，结果好的算自己的功劳，结果差的就推到别人身上，那还算得上一个合格的公民吗？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广场（七）撤离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