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生产队里干活，虽然很累，但时间长了，有时候也觉得挺热闹的。好多人一起干一种活儿，都有说有笑。有时候我们还可以大声唱歌，只要不耽误干活，队长也不太限制。没有主题，大家随心所欲，有识乐谱的社员还教教新歌。休息时还可以看书，讲故事，做小针线活儿。那时能看的书籍很少，谁家有本小说都传着看。我喜欢看书，借到一本书就像得到宝贝似的。白天带到地头干活休息时看，晚上点上煤油灯在被窝里看。那个年代点灯的煤油也是凭票供给的，夜里奶奶舍不得让我点着灯看很久。我每借到一本书都要翻来覆去看好几遍都舍不得还。每次都要被人家催着要才肯放手。
在那几年里，我借看的小说，有 《雷锋》、《红岩》、《欧阳海之歌》、《迎春花》、《苦菜花》、《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高玉宝》、《可爱的中国》等等。有机会我就会讲给母亲听，她非常希望我们能多读一些书，经常会为不能给我们提供继续读书的机会而愧疚。
记得因为看书，我还跟三姐吵架的事。那次我借到一个薄本短篇小说《高高的白杨树》，吃过晚饭满心欢喜地赶快收拾完碗筷，准备拿到奶奶家躺在炕上看。结果怎么也找不到了。 我都急哭了，三姐才说是她藏起来了，她要看。我哭着要，母亲也帮我要。父亲问我们为什么吵架，我说：“她把《高高的白杨树》给藏起来了。”父亲思索一会儿逗我说：“一棵白杨树有什么好争的，走吧，我带你出去看看就是了！”一句话把我们都给逗乐了，“那是本书！”我忍不住破涕为笑。最后还是三姐乖乖地把书还给我，等我看完才让她看的。
在生产队干活每天挣几个工分得大家来评。一般是半年评一次。大家在记工屋坐下来，由队长先说出一个数，社员们看平时干活的表现有没有意见，有看法不同的，或上调或下减。我在第二年就评上了女劳力的最高分，每日八分五。
我们那里下地干活的时间分三段式，就是二四四计时制。
早晨太阳还没出来，社员们就下地干活儿，谁要是等太阳露头才到地头，不用别人笑话他懒，自己就会感觉十分不好意思。那时人们都把起得早作为勤快的象征。有句俗话：早起三朝似一天。意思是早起干的活，能赶上一天干的工作量了。人勤快不懒才能把日子过好，起得早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到生产队出工干活一早晨记二分工。
等太阳升起到杆子高的时候，就收工回家吃早饭。吃完早饭到地里干活到中午，那时社员们都没有手表，都是年岁大的人看太阳，太阳正南就收工回家吃午饭。一上午记四分工。
春天秋天的下午是吃完午饭就下地。夏天的中午炎热，天又长，生产队会让社员们歇晌，休息一会儿再下地。一下午要干到太阳下山才收工，记四分工。那时候人们就是跟着太阳转，真正是按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法则。
吃完晚饭还要到记工屋去记工分，大家凑在一起有说有笑，闹哄哄得一团。每人一个记工簿，记工员叫到谁，谁就起来报一天的工，在哪块地跟谁一起干的什么活儿，便记上一天的工时了。最后队长安排分配各个人明天的活计。
月底记工员汇总一个月的工分数，麦收汇总上半年的工分报给会计参加夏粮的分配。秋后汇总下半年的工分，报给会计结合上半年的工分参加秋粮的分配。
会计还要年终核算，不光是分配粮食，还要算出每个工分值多少钱。根据每个人全年的工分数算出全年应得到现金工钱。那时间完全是按照“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根本没有病假事假那一说，更不用说婚假产假节日假，完全是干一天活儿记一天工分，挣一天的钱。
当然村里也会根据国家的政策，有一些优惠补贴。比如那时村里的烈军属，每年不光享受国家抚恤金，还能得到大队下拨的工分补贴。因为我父亲是伤残军人，我家在村里就享受全村的平均生活水平。根据烈军属家的人数分粮食需要多少工分，都由大队下拨到队里，再拨到我家账上。也不是村里全包，大队上要根据家里的劳动力情况，规定能挣多少工分，不足的部分再由大队下拨。父亲因头部遗留的弹片问题时常头疼有病，是按半劳力订的工分。因为家里人多家务多，母亲还时常有病就不订工分，我们这些孩子只要上学就不给订工分，长大了不上学了，就按劳力给订出工分。如果家里按劳力订的工分，足以达到村里人均需要的水平，大队上就不再下拨了。我们家在我毕业之前都是享受大队下拨工分的。虽然我觉得小时候家里特别穷，相比之下，还有比我家更穷的人。那个年月，我们村也有好几个被饿死的人。
深秋季节，社员们在生产队地里一边收着地瓜，晒着地瓜干，还要收获花生。
刨起来的花生蔓抖搂干净泥土，妇女们一人抱一大抱，用脚平整一块场地，大家围成一个大圈儿，再找块儿大石头放在跟前，坐在带来的小板凳上，抓起一把花生蔓，把带花生果的根部对准大石头使劲抽去，花生果就随之掉落下来。有时候队里对这种活儿还会实行包工，不管花生果甩下多少，只管称一称你甩干净花生的蔓有多重，就给记上工分。不记得一百斤蔓能记几个工分了。反正这个算是好活儿，坐着干活，挣着工分，大家还能偷偷吃着花生。那时我们管油料作物的花生叫长生果。
地里的庄稼都收完了，也就到了冬天了。
一年下来，村里虽然效益不好，但作为一个人民公社社员必须下地干活，不管多累我都那么坚持着，母亲看着也心疼着。我也时常跟母亲说，如果是假期干几天还行，要是这么干一辈子，我真是打心眼儿里不甘心，又累又挣不到多少钱。怎么办啊！
那时，我心里是那么羡慕学校的老师，医院的医生护士，供销社的售货员。看人家日晒不着，雨淋不着的，还按时领工资，穿着时尚又干净，连脸皮儿都是白嫩嫩的。天呐，我怎么就没有那样的命呢！看到来村里蹲点的女干部，我也羡慕得不得了。心思着哪管叫我干个半工半农的赤脚医生也行啊！可哪儿有指望啊！怎么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呢？
有一次，我还跟母亲说，如果当初我真的被张善会家抱走了，也许现在可能也不是农民了。母亲说：人过日子，哪儿有前后眼哪！早知道这样，你爹复员那会儿，如果不回来留在济南工作，你们不也都是城市人啊！
全村的青年没有几个能走出干农活儿的处境的。成分好的男生有可能去当兵，偶尔一个两个还能被保送上大学。可我家这个富农成分，父亲还是个时常被叫去坦白交待问题的“叛徒”，在接受批判。羡慕与向往，只能是个梦。
因为我们的前途，我奶奶没少骂死去的爷爷：“老死鬼的，就是他逼着我成天累死累活地干活，整天连觉都不让睡，困的我啊，觉得能在灶坑旮旯儿里睡会儿也行啊！人家贫农都是天一黑关上门就能去睡觉了，就是那老东西弄那么多的营生，不分白天黑夜地忙乎着挣钱买地。一口好东西都不舍得让吃，整天就知道攒钱买地。他早早死了享福了，留下富农罪名让孩子们受苦。那个死老头子一点儿好的也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