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哥李永进-一个时代的回忆
2021年2月20
四年前我写了一篇祭文“祭父亲李行荣”。昨日，2021年2月19日，我大哥李永进也跟随父亲走了，享年68岁。
我们兄妹四人，我排行老二。李永进是我唯一的哥哥。我的弟妹喊我二哥，喊他为大哥。我就随着一起喊他大哥。
大哥1953年1月10日生于武昌一个叫做“凯字营”的地方，历史上是清朝的一个军营，也是辛亥革命打响第一枪的地方。那里离阅马场不远，因为华中最早最大的“民国武昌第一纱厂” （始建于1915年）建在附近，凯字营那个地方由工棚发展为后来的街道。那里靠江边近，离我们现在熟知的汉阳门不远。
1953年是20世纪的中国相对安稳的年份。 革命成功了，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开始。人民对生活和未来充满了希望。所以他的名字为“永进”，一个非常革命化的名字。两年半后，我也出生了。我叫进进。家里人就喊大哥为“大进”，我就是”小进“了。
父亲那时刚参加“革命”工作，家里主要由我母亲一个人来支持。她在一纱厂打工，靠计件工资就养活全家，还请一个奶妈。大哥把把奶妈称为“娘娘”，后因分不清楚奶妈和妈妈，把妈妈也称为“娘娘”。于是我们几个弟妹都跟着他称呼妈妈为“娘娘”。
后来我们都跟着父亲住到汉口罗加敦一个称之为“五星大楼”的地方。那是个国民政府新建的一个监狱。估计没怎么用上，所以历史上不出名。五十年代它变成湖北省公安学校的所在地。在那里我开始有童年的记忆。
我们搬到那里不几年就“迎来”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都还小，大哥在1966年文革开始几个月后就进了初中。他属于“六九届”的。我想他后来大概也没有读什么书。但是，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我跟着他学，从笔划上来看，“点”，“划“，”顿“都开可以，但是凑在一起就难看了，对汉字书法的结构完全没有感觉。可他的字不仅笔划有力，而且字的结构工整，还有美感。文革开始，他所能写的，大概就是”毛主席万岁“，”祖国山河一片红“等等，过年的时候给人家写个革命的对联。他还自学工笔画，画的都是伟大领袖了。画的还蛮像的。除了他写得一手好字外，文革后再没有看到他画画。
他还学会了唱智取威虎山。记得有一次他还到隔壁的市公安学校小礼堂唱了一段少剑波的“老乡，我们是工农的子弟兵“，当唱到”一个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的时候, 右手拇指和食指还要做成一个“八字”指向两个红色的领章。那个时候，我毫无荒唐之感，觉得他表演的不错。
1969年我们全家，除了我母亲外，下放到设在湖北沙洋劳改农场的省直机关“五、七”干校。省直机关总会想办法照顾自己的子女。为了安排不大不小的初中毕业生，省直机关“五、七”干校革命委会决定成立“红卫兵战校。”多么革命的名字啊。我哥哥也进了这个学校。实际上，这个战校在今天看来就是个“就业”的转运站。那个时候“五、七”干校是军管的，有军队干部管理干校的一切。所以，“红卫兵战校”就按照军队的方式训练和学习，早起晚睡都有人吹号。我那时还是初中二年级吧，非常仰慕“战校”，期待以后也去那里。结果，“红卫兵战校”三个月后就关闭了。省直机关“五、七“干校把所有战校的学员分配到全省各个不同的工厂。我哥哥也分配到了“湖北宜昌制药厂”，那时他才17岁。 在那个全面停招工的时代，有份国营企业的工作是多么难得啊。
他因为写得一手好字，自然就很快混到“厂办“了。我因为不久参军走了，不知道他的情况如何。后来知道他在一次基建劳动中摔倒，昏迷了几天。他可能有脑震荡后遗症，但是以后几十年不明显。直到他后来得了帕金森病，我母亲才把这那次摔倒和他的病联系起来。
我们再相聚就是几年后我从部队回家探亲，再就是1977年从部队复原回武汉。大哥也是那个时候从宜昌调回武汉，在湖北省医药公司工作。当年的公司地点在汉口的航空路。七十年代末的几年是我们生活在一起并值得回忆的甜蜜的历史瞬间。奶奶给我们做饭，晚饭后大家就在一起聊天。小姨和姨父还有大舅和舅母经常来聚会。大哥经常就给我们拉小提琴。那个小提琴是1970年我从沙洋回武汉玩的时候，我的大舅给的，看起来很破。弓上的马尾也断了。我在武汉把弓修好后带回沙洋。我学着拉了几天，拉不成调，就放下了。直到几年我从部队回来，才发现大哥把小提琴带到宜昌，自学，还拉的真不错。拉的什么曲调，我记不清楚了，大概是“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之类的吧。我不懂得音乐，说他他拉的好，只是说感觉他拉的很流畅，和广播上播的曲子很接近。遗憾的是，八十年代后再也没有听说他拉小提琴。
八零年后，我们大家都忙在各家的事情，联系不多，只有几次有记忆的联系。一次是在北京半步桥看守所。那是1991年的3月份。我当时因政治原因关在秦城。北京大学当时的领导对自家入狱的子弟还算有些挂念。当时的校党委书记王学珍也是我的导师萧蔚云的同学。当时校办的干部非常同情我们这些弟子。在他们的协调下，当局同意我和家属见一面。我的大哥和欧阳就出面了。当局安排我们在一间会议室里，有几个公安干部陪同。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也没有什么激动。大哥却是非常圆滑，手里打开香烟盒不停的给干部们“耍“烟（武汉话“递烟”），说些什么奉承的话。在和干部周旋之间，跑到我耳边耳语几句，说是他们要放我了，让我改变下态度。说话的时候乘人不注意，还给我口袋放了一包烟。几个月后，我真的就释放了。
另外有记忆的见面就是在2006年。当时他才五十几岁，带领几个湖北制药厂的经理人员出来考察。那时，他已经是武汉市汉阳区药监局的局长。他是清廉的，连同事或药厂给他女儿结婚送的红包也都退还回去。
2017年1月父亲病故。他过年来美国给父亲做“新香”，即老人去世后新年的第一炷香。那个时候，他的帕金森症较为严重。但是他还是能够活动，头脑清醒。可是回到中国后，2018年他做了一个脑深部电刺激(Deep Brain Stimulation, DBS)手术。但是手术并不成功，他的帕金森症状不但没有改变，而且出现了老年痴呆症等综合症状，经常无意识的吼叫和无意识的逃出家人或护理的看管。到后来他吃喝拉撒都在床上， 都是大嫂和女儿悉心照顾。
大哥的一生是圆满而幸福的。他工作奋斗四十三年有余，勤勉而清廉；他为人真诚，生时亲友仰止，逝亦山高水长；他一生有贤妻和孝女相陪，有孙儿顽皮作乐，此生足矣。生死不论岁长短，唯羡福分盈与满。大哥安息!
弟小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