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这篇好文有些迟了,但还是要贴出来与各位网友分享。顺便告诉大家,这篇文字要拍成电影了。
但愿人团圆
作者:娜仁 来源:叉烧往事
因为这次疫情,不少人滞留在家,和家人过了“史上最长”的一个春节。
团圆的另一面,可能是罅隙。
作者多年前,因为初恋男友和哥哥的“霸道”,她立志逃离内蒙。去武汉打拼十年后,疫情意外到来。春节回家,她又一次被困在了内蒙。
我曾经是一家知名早教品牌的老师,后来参加了培训,生出创业念头,自己开了一家幼托中心。
我从小在草原上长大,不善社交,习惯独来独往。创业时拒绝了所有投资人,决定独扛风险。
2018年12月开班,只有三个孩子,还是老熟人捧场。有两个人从很远的地方把孩子送过来,虽然孩子少,但家长的无条件信任,给了我创业的第一份信心。
2019年下半年,幼托中心盈亏平衡,还略有盈余。我在武汉已经十年,2020年,我就真的可以在这里扎根。
12月,同学群传出武汉有疑似非典病例,不多久便被辟谣。我先和幼托中心的老师对接了尾牙亲子活动,一起吃了年饭,做好2020年的工作计划。1月10日启程去北京参加培训,1月13日从北京回内蒙过年。
我已经两年没回来过年了。
我出生在内蒙古锡林浩特苏尼特右旗,祖国北端的一个边陲小镇。因为体型娇小,面相也不像内蒙女孩,总觉得自己生错了地方,应该生在江南水乡。
小时候家里招待过来内蒙做生意的南方人,他们用一块肥皂换走我家一只羊,三斤苹果换走十几张羊皮子,还一住十几天。
游牧民族一年难见几个活人,大部分日子只有草原和羊群,爸爸备了好酒好肉,款待了这些南方人,事后得知真相,气成无脑地域黑。
刚来武汉时,他总要在电话里叮嘱我:“你不要和那些南蛮子说话,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是骗子。”
我不仅在南方待了十年,还和“南蛮子”处对象,家人完全不能接受。我男朋友是武汉人,谈了七年,至今没有勇气带他回来。
我哥是那种将男主外女主内视为信仰的大男子主义者,他觉得只有最奸诈最狡猾的人,才舍得让老婆创业吃苦。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嫁人就应该被养着,吃饭打牌买貂。
我的初恋是和哥哥一模一样的人,典型的内蒙壮汉,爱喝酒,酒后就变成一个巨型炸药桶。我总是能点燃他,让他变得暴躁。一次寻常不过的吵架,只是因为我走在前面没有留意他在后面停了下来,他一拳爆锤电线杆。
当然,电线杆没爆,他手断了。
我们是早恋,十几岁就在一块儿。高考那年,他怕我去外地读大学,半开玩笑半吓唬我:“你要是不嫁给我,我就杀了你,然后自杀。”
我在考场里便下决心要从内蒙出逃。
填报志愿时,我骗初恋要去哈尔滨,却把高考志愿填到了武汉。之后的很多年里,他总会有很多办法找到我的联系方式。为了躲开他,我断绝了所有共同好友的联系,过了十年才从同学群里加了微信。
过年回家,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很有压力的事。什么时候结婚,今年赚了多少钱,亲戚朋友的热切询问像是一种变相的KPI。
没做出什么成绩,会近乡情怯。好在我2019年小有成就,便喜滋滋踏上归途。
飞机一落地就收到很多消息,老同学都在邀约相聚,初恋的微信也发了过来。他早已结婚生子,活在内蒙的人堆里,很难再挑出来。这也是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主动问候。
“你回来了?请你吃个饭。”
“不用了,谢谢。”
“我总觉你会回来的,我以前梦到过。”
他总觉得我一定会回来,说女孩子家家怎么可能跑那么远,女孩子家家搞个什么事业。
女孩子家家,我最讨厌的五个字。这也是我不想回内蒙的主要原因,我想默默对抗十八线边陲小镇的大男子主义风气。
初恋是这样,我哥更是这样。
我哥从小就是学校的扛把子,能动手尽量不吵吵,把锡林郭勒盟的学校都上了个遍,才勉强读到高中毕业。
毕业后被我爸送去当了兵。我哥自己都说,如果不是去当兵,现在不是被打死,就是自己进去了。他的那些江湖朋友,死了几个,进去几个。
我嫂子嫁给我哥后基本没上过班,只在侄子的幼儿园当过生活老师,干了不到一个月,我哥死活不让她上班了。
“你在家里拖个地都不太愿意,你去那儿怎么就那么有奉献精神?那是啥地方,故宫吗?还要跪着用抹布擦地板。”一想到我嫂子擦地板的情景,我哥就不行了,借着酒劲儿哭得哇哇的,“是穷的过不下去了吗?”
说完之后,我哥抽根烟,眯着眼看着我:“你就是被南蛮子洗了脑,天天受的像头驴。咱们这儿的媳妇儿,哪家吃这种苦。”
我哥定居在苏尼特右旗赛汗塔拉,位于内蒙中北部,一个边陲小镇。最好吃的羊肉在内蒙,内蒙最好吃的羊肉在苏尼特。
我在他那里待着休整了几天,等我妈过来同去买年货,然后一起返程回牧区。
有串门的人听说我从武汉回来,就问:“听说武汉有什么传染病了,真的假的?”
“据说是有了,我还不太清楚。”1月13号,新闻消息是可防可控,暂未发现人传人的情况。
在大部分人眼里,新闻里说过的,就不用怀疑。
我却隐约有了不好的预感。
和妈妈一起去赛汗塔拉的超市置办年货时,我猛然发现连这个边陲小镇中也有零星几个人戴了口罩。
我如梦初醒,赶快买了30包医用口罩,拆了一包给自己捂上,心中踏实了几分。
叔叔开玩笑说:“一看你这戴口罩的就是外地回来的,别把病毒传回来了,小心被抓走。”
“我十号就离开武汉了!”面对玩笑,我紧张地解释起来。
我给男朋友打电话。“你不要瞎跑,我买了很多口罩,寄回去你给家人分了,么不当回事。”
他没有意识到事情很严重,敷衍地回应:“好滴好滴,晓得啦。别个都说了可防可控,么恐慌,么瞎囤货。”
年二十九,武汉封城,快递停运,口罩寄不过去了。
他刚放假,为了照顾我养了七年的猫,暂住在我那,住所连锅都没有,只能靠点外卖度日。
一整晚我都魂不守舍,满地跺步,思考着自己能做点什么。只有做点什么,才能消退那种快要被淹没的无力感。
跟男朋友打电话,他说室内公共交通也掐断了,连外卖也点不到了。家里犄角旮旯里翻出了一个小电锅,能勉强煮点面吃。
我灵光一闪,跟我爸说,给他炒点肉酱吧,等我哥初三回旗里一起寄回去。
内蒙的肉酱确切说是羊肉干。草原长大的孩子,对肉挑剔。南方的肉肥的太腻瘦的太柴,我去了南方才知道,羊肉原来可以这么膻。
苏尼特羊吃沙葱长大,自己把膻味给去了。
我把新鲜羊肉切成iPhone充电器大小的肉块,放到大锅里慢火烘炒,炒干水分和肥肉,肉刺啦刺啦地响。炒干后撒盐,肉块缩成指关节大小的羊肉粒,放到一个大罐里装着,煮面炒饭挖一勺。
哥哥在喝酒。
“那么大个武汉,还能缺他点吃的?”我积极炒肉酱的姿态让他心烦。
“家里没锅,不能做饭,他只能煮点方便面之类的简餐。”我小声解释。
“还没出嫁呢,就这么溜须拍马,嫁过去之后,人能把你当个人?你就注定是个吃苦的命,嫁那么远,给人当牛做马。”
我闭嘴不敢说话。
晚上吃年饭,哥哥喝多了,躺在床上睡着了。
爸爸又拿来一大块羊肉,准备帮我再多炒一些。八九点钟的时候,哥哥突然醒了,看到我爸在忙活,突然就发起了脾气,站那儿骂骂咧咧:“他算个什么东西,这样招呼他。还让我爸给他炒肉酱?”
爸爸跟我使了个眼色,示意我别理他。我不敢说话。哥哥脾气臭,喝多了更不能惹。
可他还是耍了酒疯,叫嚣着要把锅砸了。嫂子冲出来,骂了他一顿,消停了十几分钟,他又开始说醉话。
“还没嫁人就不回家过年,谁能看得起你?以后嫁过去有你好受的。”
“他算个什么东西?要这样招呼他,他是武汉市长?以后被欺负死也是自找的。“
“他算个球……武汉又能咋样,我照样能杀了他……他要是敢欺负你,我杀了他全家。”
……
爸爸吼他,一家人吵成一团。
我自始自终没说话,不知道为什么,还隐隐约约觉得有点搞笑,偷偷笑了一下。这个笑把我哥彻底激怒了,炸药桶爆了,他捡起一只鞋子朝我砸过来。
跟着鞋子一起起飞的还有我爸,他拿着火钳子就冲了过去,把哥哥摁在沙发上一顿揍。“老子还没死呢,还轮不到你,今天是你,我轻饶你。换成别人,一刀就了结了你。”
嫂子解下一根皮带,默默坐在我面前,在手上缠了两圈,随时准备动手。
果然,趁爸爸不注意,哥哥又冲过来。嫂子抡起皮带就抽,打得我哥前进不得。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人狠话不多的天仙配。
直到我妈回来才结束这场闹剧。哥哥后脑勺被甩开了一道三四厘米的口子,血流的到处都是。我的小拇指也被误伤,肿得老高。
家庭战争消停了,我的内心却平静不了。
武汉封城后铺天盖地的消息令我惶恐,脑子混乱了一阵,渐渐空了,只剩两个字:完了。
早教中心每个月房租12000,还有5个员工的工资社保,按最低工资标准发放,每月也是接近三万的支出。时间久了,我还要面临家长退费,损失无法计算。
我飞快地计算着手上的钱还能撑多久,如果撑不下要关店,要退多少钱。
“妈,完了,武汉封城了,我回不去了。”
家里人不相信武汉会封很久,不相信和平年代会有这样的突发事件。
他们对我抱着手机长吁短叹流露出来的焦虑和绝望非常不理解,简单粗暴地打断:“闹求个严重,能有啥事儿?大过年的垂头丧气的不吉利。”
我跟男朋友发消息:“怎么办?我要破产了。”
“能活着就不错了,还想这些。”
大年三十,贴完对联儿,一家人包饺子的时候,我爸不断接到当地政府各个部门的电话。
第一个是派出所的,询问我是否从武汉返乡,具体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后面又陆续接到旗政府、镇政府、疾控中心、医院、大队的电话。
后来只要我爸的电话一响,一家人就紧张的看着我,说肯定是找我的。我爸开玩笑说:“这比杀了人都严重啊,杀人犯都没有被这样盘查过。”
哥哥酒醒后把那场闹剧全部遗忘,不管多少人说他昨晚骂了我半宿还准备打我,他都露着两排大白牙,憨厚笑笑,“不能的,不能的,我怎么可能打我妹子。”
他爱放鞭炮,牧区禁止,就买了很多烟花,等不及夜晚,已经放掉大半。
他还买了很多小孩儿玩的烟花,一把给我侄子,一把硬是要塞给我,说:“给你买了很多,不怕,可好玩儿了。”
我爸在旁边打圆场:“你哥还把你当小孩子,还以为你就十来岁。”
年初一,政府工作人员带着疫情防控手册以及隔离通知书上门了。
当天大雪封路,谁也没料到这种情况还会有人造访。工作人员推门而入时,全家人都紧张起来。
爸爸一辈子也没和这么多吃公粮的人打过交道,慌张了起来,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工作人员的态度比我想象中好,安慰我:“不要害怕,你现在回家了。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都可以和我们说,政府会帮助你的。”
我坐在一旁,小学生一样,认真地写行程单和紧密接触人,一点一点地回忆10号当天从武汉出来的行程,越写越慌,我居然接触了这么多人。万一自己是病毒携带者,后果不堪设想。
从10号算起,病毒潜伏期已过,我没有出现症状。后来看到无症状传播者的新闻,又开始恐慌起来,怎么也不安心。
签好居家隔离书后,我和男友联系,他的情况比我想的要糟糕一些。掐断公共交通之后,连私家车也禁行了,原本每天开车回家吃饭的路也封了。小区封闭,禁止私自外出。
我让他在关闭之前回家住,他说,“那猫子呢?万一封的时间久了,猫子不得饿死。”
“我这里不能做饭,你不能每天吃方便面吧?”
“想办法撒,办法总比困难多。”
他向来都是心态乐观的人,囤了一堆方便面,速冻饺子,顺带还搞了几十个鸡蛋。反倒开导我:“么想勒多,能活着就不错啦!来来来,我给你表演一个小电锅煎鸡蛋,快说我棒棒。”
朋友圈里的同行都在积极求生,开起了线上课,而我被困在大牧区,连稳定的网都没有。
我什么都做不了。
年初三,哥哥准备去旗里帮我寄口罩和肉酱,开车走了没一会儿,又慌张地返回,“路堵了,旗里封死了,不让进出。”
电视里滚动播放着各地的疫情,令他也害怕起来。
男友的姑姑发烧五天,不能确诊,入院无门。我的好友,一家五口确诊,每天在微博上求助进不了医院。
家人开始恐慌,我反而平静了。
听到一阵狗吠,门口来了生人,我妈喊我出去。
三四个戴着口罩的人出现,有一个身影,陌生又熟悉。我看了半天,突然笑了,这是我的初恋呀。
那个十七八岁的青涩少年也变成了挺着肚子的油腻中年,烫了羊毛卷也遮不住发际线,随风左右飘荡,戴着口罩只露了两个眼睛,眼神倒是比以前柔和了很多。
我披头散发,没洗头没化妆,穿着一个破烂黑羽绒服,肥大蓝色牛仔裤,趿拉着一双黑色的雪地靴,手里还晃悠着一根草。
他拿着体温枪朝我晃晃。我走过去,他在我额头轻轻一点,36.3度,记录在本子上。
他没说话,我也没说话。
医生例行询问了一些问题,留了一瓶消毒液就走了。
之后,我收到了他的信息:“我老了,你看起来没什么变化,还是像十七八岁。”
十一年了,我们第一次正常说话。
他不是公务员,也不是医生,只是想出点力,做了志愿者,听说要下牧区量体温,知道是我,不符合规则也跟着来了。
想起之前囤的口罩,我跟他说:“我还有三四百个口罩,准备寄到武汉的,现在也寄不过去了。”
“你有多少?都卖给我吧,我捐出去,医院急缺。”
他的嫂子在医院上班,那个医院成为定点医院,物资极其匮乏。
“跟武汉比起来,这里的疫情可以忽略不计,再说就三四百个口罩,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啊。”我默默权衡着。
“有作用,有总比没有强。正是因为不严重,所以才更要重视,稳住了内蒙才能支援武汉呀。”
他的话让我一怔。
我问他,“你不怕死吗?这个节骨眼当志愿者。”
“怕啊,谁不怕死,但人总是要做一点事情吧。内蒙疫情不严重,人们不够重视,不挨家挨户的宣传,都有可能变成下一个武汉。”
我说口罩都给你了,算我捐的。
他发了一个《内蒙医疗队出发援助武汉》的链接给我,说:“一切都会好的。”
沉默了一会儿,我回他:“我收起我对你的偏见,你是个好人,谢谢你!”
正月初十,大队书记在群里号召牧民捐款支援武汉,群里都是六十岁往上走小学文化程度的留守牧民。捐款方式是直接在微信群里发红包,有不会发红包的,还有人用语音笨拙地教学。
原本我对这场捐款抱有非常消极的态度,耐不住我爸坚持,只好不耐烦地教他发红包。正折腾着,我妈进来了。“你们父女俩干嘛呢?”
“给武汉捐款呢,瞎折腾。我不就是武汉难民,捐给我得了。”
“那肯定得捐啊,咱们姑娘就在武汉,别人不捐咱也得捐。多捐点吧。”我妈的话倒是让我意外。
我哥推门而入,蹭过脑袋来,“妹子,把我也拉进群,我也捐点。”
相比而言,我算很幸运了,我在牧区隔离,能带着狗在草原上晃晃,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每天都起得很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冬天牧区的羊出群晚,牧民一天只吃两顿饭,早上十点一餐,下午四点一餐。
每天早上7点半准时开始烧奶茶,这是我目前唯一能做好的事。把装满砖茶的茶包丢到开水里煮,三滚之后水变成红褐色,捞出茶袋,兑入鲜奶, 再用铜瓢高高地扬个三次,奶香和茶香溢出,一锅奶茶就熬好了。这美好的任务就完成了,然后等我爸起床煮肉。
奶茶手把肉,吃上一顿扎实的早餐,迎接新的一天。
羊出群后我和妈妈一起照顾留在家里的小羊羔。我们把羊圈扫开一块,拆一捆草,刚出生二十来天的小羊羔子撒花儿似的跑出来。它们好奇地盯着我,像吃奶一样含着我的衣襟,不一会儿就围来许多只,胆子大的踩在我身上,闻我的脸,咬我的头发,咩咩叫着。
我突然觉得,好像家里也挺好的。
等疫情过去,明年春节,我一定要带男友回来。
作者:娜仁,武汉某幼托中心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