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间】第60期 | 钟达航796
【编者按】
八十年代头几年虽然开始了改革开放，但经济上仍然有强烈的计划经济，即短缺经济的特征，什么都短缺，什么都要票。当时的科大学生虽不至于饿肚子，但没吃饱是常有的现象。吃在当时仍然是一个令人关注的大问题。
那个时候最高的助学金是每月17.5元的饭菜票，加4元零花钱。每人每天的饭菜票不足6毛钱，副食品少的可怜，因此学生对食堂的菜价和份量非常敏感。本文记录的六食堂罢餐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作者钟达航以切身的经历生动地重现了当年学生对吃的感受和重视，现在的科大学生可能难以体会。
多年后回望这一事件，虽然许多起因和争执的细节在今天看来都是不足为道，但有两点值得指出。其一：学生自我意识的逐渐觉醒，开始用非激烈的手段表达诉求，主动参与到学校的管理中去。其二：科大领导层对这一事件采取了相当宽容的态度，无高压报复手段对待罢餐的学生。罢餐后的六食堂也采取了不少学生的建议，例如给菜定价时对每一分钱变化都小心注意，使其更加合理。所以六食堂罢餐事件应该说有个完美的结果，学生在浩瀚的习题外学到了新的东西。
黄剑辉
科大六食堂对我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记忆中在科大读书期间没有在食堂吃过一顿饱饭，多少次走出食堂门口时，还怀疑是否已经吃过。
那个年头家里每月寄来20元（1979年），一份"菜梗肉片"的价格是0.1元，多少次希望在菜梗中找到肉片的行动都以失败告终，它只是一份有肉味的菜梗，令人安慰的是勾了芡的菜汤很下饭，如此一来导致饭量大增，埋下了日后罢餐的隐患。
在家里时记得每月一位居民的粮票是32市斤，到科大后有37斤粮票，可见当时国家培养个大学生真不容易，下了血本。满心欢喜的结果居然是每天吃不饱！大家一通计算加推理之后认定是六食堂打饭师傅的那把勺有问题。当时的规定是一勺四两，师傅打起饭来总是要把鼓起来的那部分削平了，当然也允许削得不太平的。规则我们还是要遵守，只好发挥创新精神与师傅们斗智斗勇，于是打饭标准就成了一次打五两，不管那一勺削得如何都必须再添一勺，这个策略明显有效果。一帮十五六岁正在发育的男孩一顿吃饱要一斤以上六两米饭加上三个二两的馒头，来自湖南岳阳幸福公社幸福大队幸福小队的徐毅同学轻松吃完，不带停顿地，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师傅们或许发现了我们的策略，感觉第一勺削得更狠了，第二勺的份量似乎也有减少，不过也有可能是我们饿晕过后的幻觉。
总之，这种长期饥饿感终于酿成一次罢餐行动。那应该是在1983年的6月，合肥的夏天气温高湿度大，饭菜没有冰箱保存第二天就会发馊。这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有领导的群体行动，组织者是各班的生活委员，这可是一帮平日里任劳任怨、心思缜密、表现优秀的好同学，绝对不是我等纨绔子弟。同寝室的卞白泉同学就是我班的生活委员，一天傍晚通知大家明天中午起不要到六食堂打饭，大家一致同意，可见罢餐是符合民意的。
第二天中午，吃饭时间到了，往常第四节跳课冲锋去打饭的人流没有进入六食堂，大家先在旁边的二食堂和四食堂打饭，再拿回到六食堂吃，同时劝阻不明就里的同学去其它食堂。再看六食堂的师傅们纷纷从窗口伸出脑袋，一脸迷惑，那副呆萌的样子让我们很有胜利者的得意，充满了喜悦的心情，第二天大家就更自觉地执行罢餐规定，还说六食堂的饭菜是昨天剩的，肯定发馊了。至于罢餐的诉求，如何与食堂和校方沟通和谈判，我等小兵不了解，要问白泉同学等组织策划者了。
罢餐行动大概进行了三天，好像是得到了令人满意的答复，于是一切恢复原样，六食堂那后面几天的打饭份量明显多了。不久暑假到了，我在回杭州的路上经过上海和嘉兴的姑妈家，还是照例一个人吃掉了一大碗“肉夹蛋”，到今天表姐们对此还记忆犹新。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们把不满发泄在六食堂打饭师傅的“抖勺”功夫上或许有点孩子气，在此深表歉意，只能怪我们太能吃了。最后要点赞当年的科大领导，没有追查“主犯”和“从犯”，而是要求六食堂的师傅们手下留情，我们也见好就收，避免了事态的扩大。科大六食堂给我造成的后遗症是到今天吃饭时还是一派风卷残云，狼吞虎咽的架势。每次都忍不住吃多了，又要去跑步消食，实在是种折磨。
记忆有些模糊了，当年年少轻狂，在科大的环境下用六食堂试验了一下自下而上的民意表达，也算是一次小小的成功。
谨以此回忆纪念我们79级入校40周年和改革开放40周年，期待79级的老同学们今年重聚科大六食堂。共举杯，再出发！
文图编辑：刘扬,陶李,黄剑辉
排版编辑：许赞华,俞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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