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尔本的报纸“Herald ”在1863年8月17日第4页有一篇文章，题目是“THE CHINESE IN VICTORIA: KONG MENG”，一开始就这样说：“PREJUDICE, one of the fiercest and often the most obstinate of human sentiments, is but short-lived, when the experience of common life is brought to bear upon it. Thus, in Australia, it needed only familiarity of acquaintance with the objects of an unreasoning antipathy to actually reverse the position they occupied in public estimation”。
是的，偏见是人类最激烈、同时也是最顽固的情感之一。但从日常生活的经验来看，有些偏见是短暂的，例如在澳洲只要对那些毫无道理的反感的对象熟悉起来有可能产生改变。
文章中举了德国移民为例子。德国人从1838年开始移民到南澳，当时的大多数英国殖民者对极为反感，并指证德国人是肮脏、卑鄙、贪婪的人；然而在15年后德国人的素质却成为澳洲社会最有价值的组成部分之一，因为德国人表现出来的善意和德国的蓬勃发展让人钦佩。当然，在澳洲的德国人因两次世界大战而曾在澳洲被当作敌对国家的人民而被隔离；甚至到今天我仍看到受两次世界大战而受害的其它欧洲移民对德国移民的后代所产生的抗拒（我有两个朋友是德国移民后代，因受不了邻居对他们的态度，最后出售了自己的房子移居他处）。
在澳洲我也有早期从意大利移民和希腊移民的朋友，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移民来的，他们都曾有被排斥过的生活经验。
然而到了今天，他们尽管并不是澳洲人口的大多数，但在澳洲的主流社会中受到尊重，从地方政府到国家政府都有他们的后代成为议员。当然，有一点与华人是不一样的，近数十年已很少从这些国家来的新移民，老的一辈及其后代都溶入了澳洲社会。
感到受排斥的不独是华人，还有越南移民和黎巴嫩移民，印度新移民的感觉会怎样就不大清楚。然而只要是近年来为主体的国家移民，都总会有受排斥的感觉，或轻或重的区别而已。
即使是华人，新旧移民间有隔阂，甚而宗族乡党间也有隔阂。激进一点是左倾盲动主义，或者是右倾主义；假如消极一些“家事国事﹑关我屁事”则更惨，“打倒中间主义”又来了，又或者成了韭菜被割了一次又一次。有人受不了，干脆上山参禅修道去也，却怎样都难成仙变佛。纵观澳洲的华人史，早年是逃难求存，后来是被绑架“革命”，最后是被“帝国主义剥削的奴才”，难怪让人看不起。当然，有钱奉献的时候，是“爱国”的，至于甚么时候会顶上“卖国求荣”或“穷困潦倒在异乡”的骂名，就不知道了。于是乎，人人都是表面的爱国者，却不晓得也在哽“人肉馒头”。牢骚太多防肠断，更不是人了。
前段日子有人在澳洲旅行时，看见旅游点上写有“Chinaman"的字眼，于是乎抗议澳洲辱华。假如直译“Chinaman"是“中国男人"的中性词，偏偏有人译作贬义的“中国佬"，意中挑刺起纠纷。澳洲“Chinaman"一词出现在1835年前后，后来在报刊上出现多是指犯法或道德不良的华人，正常情况下使用的是“Chinese"。反过来说，“Chinaman"用在犯法或道德不良的华人身上而我们在抗议的话，我们是否在纵容或包庇罪犯？
在早年澳洲报纸上寻觅“Chinaman"一词时，也发觉有“Frenchman"一词，暂时还没有看到“Dutchman"之类的。
“非我族类，其心必诛”是百多年前常见的语句。何谓“族类”，客家算不算？汉族之外算不算？老实说，今天的汉族中有混合了多少已消失的民族的血脉？在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时，潜意识中是否有“大汉”的心态？
任何国家或民族在长久的发展过程中，都逐渐形成自己的文化及风俗习惯，无论是自愿或被迫与其它文化及风俗习惯相处，都会有抵触及融合的过程。随着时间的逝去，此消彼长则视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决定；分分合合也是正常的现象。说到底，“种族歧视”一词与“效忠”有关，海外华人更面临双重效忠的困境。回顾近现代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三国际”的解散及战后工运的低迷，无不与双重效忠的困境有关。
有点奇怪的是，其它国家的移民在澳洲似乎没有强制性的舆论压力，华人在这方面是独领风骚。当然时下并非至极，清末时才叫疯狂，周漢的“殺豬射羊圖”算是代表：
假如无辜因国籍或种族而受到侮辱的话，说不定是前人或某些人的疯狂而导致的结果，那股无名火窝在心上，却无由发泄。要不走法律，或者说句“谁干的找谁去”总可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