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一年在学术圈里最令人震撼的消息，恐怕是西湖大学申请的生物学、化学、电子科学与技术三个博士点均未成功。为什么没有成功？一时间众说纷纭。
最直截了当但未必正确的解释，是因为“出言不逊”而遭到国内院士专家的围剿。先有饶毅因为“出言不逊”而落选院士。彼时施一公还是谨小慎微，即使偶有不慎，也只是说要赶超洛克菲勒大学。但后来忽然喊出了五年后比肩清北的口号，于是便遭遇围剿。须知在国内超英赶美是被鼓励的，是属于爱国情怀的自然流露。但邀请一批在国外成名的教授归国办学，且要在五年后比肩清北，立马便有西风压倒东风的嫌疑。这样的轻举妄动自然而然地要引起警觉。于是便要遭遇围剿。
饶毅的成就能不能当院士？答案应该是绰绰有余。西湖大学的教授在生物学、化学、电子科学与技术三个领域内的科研和教育能力够不够支撑这三个博士点？答案应该也是绰绰有余。为什么饶毅落选？为什么西湖大学申请的生物学、化学、电子科学与技术三个博士点均未成功？答案是因为有非学术的原因而遭遇围剿。
这样的解释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否还有其它原因呢？
我们学生物的，都知道每种成功的生物，都有些适应它生长的特定环境的绝活。离开了它生长的特定环境，便不能活出它原来的潇洒。橘子不能种在东北，北极熊也不会在海南岛繁衍。什么样的土壤往往决定长什么样的庄稼。
西湖大学和中国杭州，是天造地设，还是格格不入？
现在流行一句话，不忘初心。西湖大学的初心，原本是要走出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在国内高等教育的沼泽地上，破除原有制度的束缚，杀出一条血路，办出一个教育界的深圳特区。
历史把施一公放在这篇沼泽地上，嘱咐他前行。被历史选择的人，应该是幸运的。
万众瞩目之下，施一公大刀阔斧地走出了第一步，战战兢兢地走出了第二步，到第三步的时候，他突然回头了。
曾经有人在社会主义的土壤里种出了资本主义的庄稼，而且庄稼长得很好。豁出去的勇气，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但施一公没有豁出去的勇气。一阵凉风吹来，让他忽然觉得他所在的地方，正是中国的东北。而他的手里，却是一颗橘树。他不应该把一颗橘树种在东北。
于是他“回雁兼程溯旧踪”。
在西湖大学的二零二二年招收理科博士生的申请条件里，第一条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二条是“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招收理科博士生为什么要有这些条件？从事科学，最重要的是坚实系统的基础，百折不挠的毅力，敢为人先的勇气，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方法。就是列出再多的申请条件，也不应该是“具有一个盲从的头脑”。一个盲目相信的科研工作者，肯定不是一个优秀的科研工作者。
接触过西方基督教神学院的人，都知道神学院的老师和学生经常质疑基督教，经常发表离经叛道的言论和文章。如果一所理工科大学，连神学院的学术自由都没有，竟要求师生披上沉重的精神枷锁，这样的大学能走多远？即如武艺超群的林冲，只因多了一具枷，一条棍棒便不能运用自如，何况是一所刚刚开始积累资本的大学。
大学贵在求是。每个人在求是的征途上，都应该问尖锐的问题，为什么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什么要有坚定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如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应该容许多党民主的实践，就应该容许对不同社会制度的探讨。如果一所学校一开始就给学生灌输“某些东西不能碰”的理念，这所学校或许能成为有中国特色的洛克菲勒大学，但我们已经拥有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哈佛和斯坦福。再加上一所中国特色的洛克菲勒大学又能如何呢？这样的不提倡学术自由的大学，不但不会如何，而且完全没有必要。
西湖大学曾经有过雄心壮志，但如今初心安在？
中国特色的洛克菲勒大学，和中国特色的哈佛和斯坦福大学竞争人才和资金，会有什么优势？ 这样的大学，还需要围剿吗？
西湖大学，曾经是仲永般的神童，被人寄予无限的厚望。然而眨眼之间，已是“泯然众人矣”。
为什么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总是有绵延不绝的仲永之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