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展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变异”问题之前，先分析一下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再到“苏，中共产主义阵营”之间的连贯问题。黑格尔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用通俗的叙述就是“人类历史是一个理性的进化过程，类似一台机器，齿轮接齿轮往前行，在前行的过程中每一个节点，产生矛盾和冲突，推进了这个历史向前，而人类的精神也是一个冷酷无情地包括自我冲突和斗争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泛指各个领域，小到内心大到整个社会包括战争。”马克思是黑格尔理论的信奉者，他生活在欧洲工业革命之中期，他是将黑格尔理论完全狭义化，他把黑格尔理论引进了《资本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被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于是推出了著名的五个社会理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展示了任由资本对劳动强食弱肉的发展，而最终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资本大厦倒塌的结局。欧美发达资本主义之所以最终幸免于这种悲惨下场，并不是像有些说的那样是马克思的分析有问题，而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在不断进行经济关系调整，不断地创造长治久安的经济机制。马克思当时分析的那一组充足条件不再充足，自然发展的后果出现新局。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今的发达国家，远远不是经典意义内涵上的资本主义，尽管人们在称谓上没有改变。无疑黑格尔，马克思将机械运动这一物理概念毫无遮掩地引申到人文领域。正如历史发展所推演的，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又将马克思理论广义话，变成了“人类一切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这一全无逻辑外延的肯定句。再进一步拓展到，既然斗争可以促成历史向前发展，那么可以通过“加速”达到目的。这就回归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本质就是“主动”而为之。希特勒的“纳粹主义”通过种族灭绝想达到他所认为的人种纯洁，而一九四九年前后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大跃进”等运动就是刻意地人为地去推动社会实现共产主义，以及八十年代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主动的”推行制度来改变人口结构。尽管两者走的路线是不一样的，但本质上的逻辑是极为相似，那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民国时代的胡适先生是第一个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引进了中国文学，他在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发表于《新青年》文章，提倡改良中国文学。抛弃传统的文言文而全面推行白话文写作和交流，得到了当时陈独秀先生，鲁迅先生的合力支持。这篇名为《文学改良刍议》和第二年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其主要内容就是，彻底放弃文言文写作，“文须废骈，诗须废律”，文章“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句”“不用典故”。胡适先生的倡议在中国引发了轰动，对之后的新文学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用白话文写作。仅一九一九年一年，全国出现了四百多种白话报刊。一九二零年，民国教育部通令全国一二年级的国文一律改用白话文。陈独秀先生在《答适之》一文中，明确站在胡适先生的立场，“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吾知必有闻此言而却走者矣”。夏志清教授在他的《现代中国小说史》说，“文学革命开始于一九一七年胡适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胡适把整个中国文学的遗产重新估价了，他以前没有几个学者敢像他那样公然表扬小说的价值，声称水浒传、西厢记足可与离骚、庄子、史记相提并论。他还以史学家和批评家的身份，指出一种他个人极为欣赏的艺术信仰：宣扬人道的写实主义。他信奉的是小心求证的精神，是现实的乐观主义者。”“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文学改良主张抬头，发展出一个“极为恐怖”的歧路，那就是在中国自由派和共产党知识分子所掀起的“汉语拉丁化”思潮。该思潮提倡以拉丁字母取代汉字，行文不用汉字，直接用拉丁字母书写。这和后来赵元任先生所发表的“汉语拼音”规范汉语读音和普及是两回事。尽管反对“文字拉丁化”的力量中有梅光迪、辜鸿铭、吴宓、林纾等重量级人物，阵势不可谓不强，然而还是敌不过胡适、陈独秀、刘半农。未几交锋，学衡派便速败。就文化而言，“破坏”与保守争锋，总是前者占便宜，因为破坏者总会以 “将来可以建设更好”为诱饵。 汉字革命也不例外，结果自然是西风袭来百花残。消灭汉字的呼声持续到二十世纪，这个歧路之所以后来行不通，不是这个思潮不强烈，而是汉字本质的“大方广”是别的语体说不能承载的。
改良中国文学和汉语构成的最基本本质就是“现在使用的肯定比过去要好，先进。”中国文学源头由“诗经，楚辞”被“汉赋，姘文”取代，“汉赋，姘文”被“唐诗”取代，“唐诗”被“宋词”取代，“宋词”被“元曲明清小说”取代，这一过程就是“强者战胜弱者”的进化过程。那么白话文，自由体诗歌的推广也是“与时俱进”的进步。笔者认为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新文化运动之际，侵入文学语言的一个变异。这一变异的正面是，让普通百姓阶层广泛地接触各种文字媒体，推广新时代思想，民国时期的一批知识分子赴日留学，也从日本由明治维新变革所发展起新汉字词汇融入汉语。而反面是让姘文，律诗，词的创作出现了无可挽回的断层。可是多少年过去了，当人们品读古代文学时，只能自叹“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复杂回味。诗经楚辞依然是中国文学的巅峰，就说最通俗的“成语”大部分都来源于诗经。中国汉语自古可阅可吟，而当今最前卫的网络语言，短如词汇组合，读来如“闹市騒音”般味如嚼蜡。
“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一九七八年中国改革开放时“变异”到了经济领域，经济学界称之为“市场达尔文主义”，当全国上下逐渐接受了所谓“市场万能论”时，人们奔着市场经济去，将一切希望都放在市场上，仿佛市场无所不能，甚至到了将“全国医疗体制”靠市场来调解运行。特别是在市场化进程中，那种放任市场机制肆意发展的主张，更是为改革失误埋下了祸根。市场没有了边界，市场没有了纠偏，便为市场弱肉强食打造了现代化平台。特别是当着权力资本介入之后，弱肉强食惨剧不断上演。中国式资本原始积累，不仅重演了英国历史上那最残酷的一幕，大量失地农民，下岗工人，走私，逃税，而且权力资本的参预而令暴发户们谱写了用最短时间完成原始积累的荒诞历史。在劳资关系上，演绎着资者更强，劳者更弱的悲惨故事。劳资之间的强弱不平等天生俱来，问题是中国在微观与宏观环境，经济政策导向，管理方向与力度并没有在发展中加强劳动方应有权利，没有支持经济弱势群体，政策的结果是推动着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城乡关系上，不是令两者的差距更小，而是愈益加大。少数人掌握了绝大多数财富，多数人却掌握着少数财富，笔者认为必须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它从基本面上给出了经济生活中埋藏冲突与矛盾的权威判断，它与构建和谐经济社会是背道而驰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市场式的弱肉强食，在西方发达国家主要表现为公平竞争下的弱肉强食，而中国的“市场达尔文主义”是不平等竞争造成的弱肉强食，它因权力资本的介入变得更残酷、更惨烈。
笔者赞同盛洪先生在其《个人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文中的诸多观点，他在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个人主义是值得研究的。不过新的人类文明仅仅在个人主义中是找不到答案的，因为人性具有二重性，作为个体，他天生俱来个人性、自私性，在社会行为中实现为个人主义，但同时，作为社会成员，他又拥有社会性、利他性，在社会行为中实现为群体主义。当然，如此抽象而又复杂的问题，远不是几句议论能说明问题的。它需要长篇大论，而又不是本文的任务。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达特曾说过“如果没有不断的反对、抗议和改良的传统，以美国所处的时代和位置，其制度就会成为纯粹的弱肉强食的原始森林，大约不会发展成现在这样出色的生产和分配的制度，单是看一下税收制度的历史，就可以提示我们，在把社会开支让那些最能承受的人去负担这一点上，自由主义传统给我们带来多大好处。”促使一个社会的兴衰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于如何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显然，在曾经是最适宜“社会达尔文主义”生长土壤的美国，这一主义都不能成为唯一的主导原则，何况在权利资本参与的所谓“自由竞争”的“市场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经济领域的“肆虐”横行，“改革开放”远没有完成。
笔者借用达尔文在《人类的起源，进化》中名言结束本文，“无知者比有知者更自信，只有无知者才会自信地断言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