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果的系统观：《琴诗》4
杨道还 3/15/22
名世界包括与实物不相干的部分，如人的想象的部分，也包括与实世界发生联系的部分。在与实世界发生联系的部分，名受到限制。《老子·三十二》有，“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春秋战国时，有名家。名家将名词、概念、和逻辑驯化，养“家”了，能变出种种花样来，如悖论、佯谬、荒谬等等。名家在历史上昙花一现。据载，孔穿见平原君，与公孙龙辩论“臧三耳”。孔穿说，用名辩证明人有三耳很难，但与实不符；从实看，得到两耳却很简单；（你）要从简单的途径到事实，还是从难的途径得到错误？（《资治通鉴·周纪三》）此后平原君就疏远了公孙龙。这似乎是名家走下坡路的转折点。
实际上，公孙龙的论题，很多是符合逻辑学的。如白马非马，白马的内涵比马的内涵多，因为多了白字的定语；而白马的外延，要比马的外延要小，即白色的马只是所有马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逻辑上的名实上，白马与马确实不一样。如果以实作为唯一标准，那么公孙龙是错的。但如果讲形式逻辑，那么公孙龙是对的。孔穿和平原君虽然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却不能理解这一点。
孔穿所讲是对的，也非常直白。大多数人只能看到眼前的“用”，就认同孔穿，以为名家无用。庄子说，“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能理解惠施的只有庄子，能理解公孙龙的只有魏牟，这两人都是道家人物，所以此后名家的学术，要靠道家流传下来。
公孙龙的遭遇，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名世界和实世界关系的理解。孔穿和平原君认为名脱离了实，有时会导致错误，名不如实可靠，这相当于他们认为名是仅仅依附于实的，即，名依靠实才得以存在。庄子和魏牟则能理解，名有其独立性，但与实相接的部分，“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惠施和公孙龙显然认为，名世界独自成立。公孙龙会不知道人有两耳么？他只是佯谬。
老子与庄子同调，他说，“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效验）。”上述孔穿和平原君不见其妙，惠施和公孙龙不管其徼，都是偏颇的。
在诸子学说里，一个物的名实相当于客观世界的物。如果一个物完全客观，是独立于观察的客体，那么它就有实无名，人就不能思考、讨论它。人的思维能讨论的物，一定是有名有实的，名作为实的一个把柄。一个物没有名，相当于它在人的脑子里不存在，如何思考？人的思维要用这样一个能抓住的把柄，才能采取思考的动作，进行操作。
所以，人讨论某一物，实际上是在讨论它的名和实构成的体，这是因果讨论的一个隐含的假设。
（一物有名和实构成的体，可以说这一物就是存在的了。将这一物看作是因，那么就只能讨论这一物从存在到消亡的展望。将这一物，看作是果，就需要回溯。逻辑认为有个第一因，从那里出发，未来就都可知了。从这个第一因展望，天下无新事，一切逻辑都已经给定好了，都是宿命。
中国人认为，还是可以有新事物的，这种回溯可以一直回到从无到有的那个起点——无，那个无里有新事物发生的可能性。《墨子·经说下》说:“无若无马，则有之而后无；无天陷，则无之而无。”这相当于讲，无有两种，一种前面有个有，现在没有了，如“有无相生”的无；一种是本没有，如“有生于无”的无。第一种无，得以生出来，因为前面的有。那么第二种无，生出来，凭借的是什么？
老子说，“玄而又玄，众妙之门。”庄子说，”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圣人藏乎是。“（《庄子·庚桑楚》）
从因果上讲，第一种无的因，是有。第二种无的因，是它自身，即如”方死方生“所讲，自为因果。第二种无，当其无，也必须有它得以存在的空间，而不是从一个无限小的奇点迸出来的，所以是玄而又玄的两重玄，而不是回溯到无就终止了，后面还有一层。这一层是不可致诘的。
这些讨论只是为了全面起见，可以撇开，对下文没有影响，有兴趣详细了解的读者可以参见拙著《传统学术之结构》。）
名世界里，有不依赖于物或实而存在的名。如“天陷”是没有实与之对应的，但也可以讨论。因此，即便在名实交界处，名世界里也可以存在着可以脱离实，不受实世界的限制的部分。这部分只讨论名之间的事情，而可以无限发展。可以说，思想家可以大体上只依赖名世界，制造新的名、新的概念、及其联系；哲学家则需要面对实，去理解和解释世界。现在科学家在逐步取代哲学家，但科学家仍然要留个Ph.D的小尾巴。
远离名实交界处，如想象，也不受实的限制。如“龙”，无论西方长翅膀的，还是中国龙，都可以讨论，但没有实物与之对应。在人的名世界里，这不仅仅是可以讨论的，而且还很普遍，空间无限。名有了发展，如小说塑造了某一种飞龙（比如说how to train your dragon），就有人会做出实物模型来，但往往有批评说，实不符名。如果说世界是被客观完全决定的，这个东西是哪来的？这个东西有用吗？有价格、价值么？
这部分，对应于国学中的体用，有有体有用，也有本来无体，却有用的。
体用是中国人特有的思想，陈荣捷总结出，朱熹所阐释的体用有六种：体用有别，体用不离，体用一源，自有体用，体用无定，和同体异用。（陈荣捷《新儒学论集》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台北，1995，5-8页）这六句每一句都可写成大块文章，这里只能跳过。姑举一例说明，为什么要另造一个“用”的范畴：
苏轼有《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演奏家弹的一曲，到底来自哪里，乐谱、琴上、还是指上？若说来自三者之一，三者都不能单独发出乐声。来自名，还是实，还是某个体？都不是。正在学习演奏的人，乐谱、琴、指之体都有，却弹不成调，是缺了什么？不同的演奏家，弹起同一乐曲，却不同，这是怎么回事？答案很简单，乐曲来自于「用」，而「用」有其道，「用」者有其德。庖丁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庄子·养生主》）庄子说，道行之而成。（《庄子·齐物论》）
名、实、体、用是个因果讨论的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