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烟记事（322） 读书会

【总场部的文学青年挺多——那年月，大凡喝过点墨水的年轻人，都可冠之以“文学青年”。但真正动手写大部头的，却是凤毛麟角。我在宿舍案头上已经码出一大摞草稿来，让周围不少人觉得相当可畏，也因此结识了几位爱好创作的文友，间或聚在一起搞个文学沙龙，给单调的机关生活添了几分情趣。我当时刚看过《叶尔绍夫兄弟》，大谈特谈此书，引得诸君兴趣盎然。场办李秘书向工会建议：组织一次读书报告会，由我主讲。工会主任李东前正想在“五四”那天搞点文化活动，一听正中下怀。他平素与我有交往，断定我是这块料，特地跑来一趟，要我加紧准备。

读书会对农场来说是破天荒第一遭，但我并不胆怯，反而跃跃欲试。不得不承认，我虽然一心想当作家，却是个天生的教师。离开速中以后，我一直没有上过讲台，这回得了机会，兴奋得嗓子眼都有些发痒，提前几天就在脑中自动开讲了。要点和思路很快形成，甚至在哪里抖包袱都想好了。读书会有点像故事会，是给那些没有读过书的人“说书”，所以一定要抓住观众心理，投其所好。《叶尔绍夫兄弟》引人入胜之处，既在于扣人心弦的斗争，更在于其中的爱情故事。可以说，柯切托夫是拿出了写言情小说的劲头来写这些内容，并且他的水平决不逊于琼瑶。

书中的大情圣即为叶家老四——季米特里，他具备了一个魅力男人的最强配置。首先，他能活着就是一个奇迹：他被德军抓住后枪决，可埋在地沟里十几个小时也没死成。第二，他的像貌“酷毙”：临刑前一个德国兵在他脸上砍了一刀，留下“深深一道从左鬓角划过脸颊一直到上嘴唇的大伤疤”。这副牛虻似的面容使得画家维塔里大为震撼，专门为他创作了一幅钢铁工人的肖像，引起轰动，声名甚至远达莫斯科。第三，他是一个出色的轧钢机操纵手，巨大的通红的钢锭像面团一样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展现出钢铁工人无与伦比的力量。第四，他性格极为坚毅，决不屈服。当卡扎柯娃因为流言而撑不下去时，是季米特里给了她毫无保留的支持，反观丈夫维塔里，倒显得相当麻木不仁。最后（但并非最次要的），季米特里虽是一个超级硬汉，却不粗鲁，也不像大多数苏联男人那样好喝伏特加，反而酷爱阅读。他读的书“比一个四年级的大学生多得多”。莎士比亚六大卷戏剧，他全都借来读过。一位著名作家曾经到他那里做客：

“作家对季米特里家里的藏书颇感惊异。他把那些书翻了很久。‘难道您这本也看过吗？’他翻着一本厚厚的俄罗斯艺术史方面的著作问道。‘看过，’季米特里简短地回答。‘这本也看过吗？’作家手里拿着一本贝朗瑞的诗歌选。‘看过，’季米特里答道。‘那么这本呢？’作家掂着一卷沉甸甸的《俄罗斯英雄歌谣》的分量。‘也看过。’”

柯切托夫把力量、意志和学识集于季米特里一身，使他成为“知识化的工人”（作家语），或者直接称其为“知识分子”（廖丽亚语）。柯切托夫的用意再明显不过：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句话到了1978年终于被邓小平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喊了出来，但对1963年的我来说，还只是天堂里飘下来的福音。

能与季米特里演对手戏的女人，也必须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她就是廖丽亚——一位曾经美丽动人，却在二战中遭到残害的姑娘：

“满脸都是刀伤和烙伤的疤痕，一只眼睛是假的，那是在明斯克用玻璃做的，做得不大好，本来她的眼睛是深色的，几乎是黑的，可是假眼的颜色却浅得多，成黄褐色的了。要紧的是希特勒鬼子弄得她不能再生孩子了：内脏全给毁了，奶子也给割掉了。”

如此一副形象出演正旦，堪称“震铄古今”了！这种极端美学用在男人身上，处理得法尚可接受；用在女人身上，却实在挑战一个作家的功力。也就是柯切托夫艺高人胆大，敢于冲击爱情极限，让廖丽亚成为一个痴情而自哀、孤独而高贵的绝品女子。这对“神雕侠侣”虽然从不谈婚论嫁，却演出了一幕幕动人心魄的感情戏，让我不禁觉得：最纯的爱可以超越凡间一切束缚而独立于世。倘若抽掉其中的意识形态，这会是一部奇幻的言情小说，放在今天也能收获相当多的读者。

柯切托夫编织了一张复杂的情网：廖丽亚尚为妙龄少女时，她的白马王子是一位爱扮水兵的“斯捷潘”。当叶家老三因为大赦而结束了劳改、重返故乡，廖丽亚却惊恐地发现，眼前之人并非“同名者”，而正是她朝思暮想的斯捷潘。此时的她，不光丑陋无比，甚至连个女人都算不上了。过去这些年，也就是季米特里能够向她敞开男人的怀抱。季米特里对她的爱是一种同病相怜的爱；当卡扎柯娃出现以后，他却找到了一种志同道合的爱。作为一个主动离开首都机关、到钢厂做高炉工长的女工程师，卡扎柯娃身上散发着单纯倔强、健康向上的特别气质，这让季米特里深深着迷，不由自主地想要和她亲近。季米特里对于世俗的婚姻观念不屑一顾，只是到了最后一刻，当他发现卡扎柯娃对维塔里还存有一丝旧情，他才放弃已经入怀的美人，去寻找伤心出走的廖丽亚。所以这出爱情戏相当残忍——柯切托夫似乎就是要把季米特里和廖丽亚置于严酷的境地，让他们的爱情绽放出凄丽的花朵。

我拿出了庖丁解牛的架势，把《叶尔绍夫兄弟》拆解得玲珑剔透。我知道：只要抓住斗争的骨架，再填以爱情的血肉，讲座效果一定不会差。读书会设在大礼堂，周六晚上举行。农场中学的美术教师张秋水制作了一幅相当精致的海报，就像招贴画一样，贴在大门口的橱窗里，吸引了许多人围观。

观众除了机关干部外，还有学校老师和文工队员，约莫三百人，济济一堂。这算不得政治学习，大家都是利用工余时间自发参加的。总场部的文化人基本上都到场了，良种站和果园队的一些旧日同事也来为我捧场，这让我感到非常兴奋。我把事前写好的一张人物表挂在讲台前，然后坐下来开讲。我手中只有一份大纲，里面列了一些要点，人物和情节都在我脑中游动，所以根本不需要稿子，放开讲就是。讲到中间，突然雷声大作，但是大家已经入戏，没有人中途退席。阵雨一会儿就停了，我却像通了电似的更加激情四溢，把书中看到的一幕幕都展现在观众眼前。他们时而轻松，时而紧张，时而欢笑，时而叹息，为这些万里之外发生的故事而动情。我就这样一连气地讲了两个半小时，到最后实在是快憋不住尿了，才终于收场。

当时我就知道讲座非常成功，却不知道我由此成了总场的名星人物。我生性爱出风头，但这次风头出得超乎想象，连老场长栾凤山也进来凑热闹，等于为我捧场。事后他对别人说：“小烟这人不简单，我心想光凭一张嘴在台上说说，又不是唱戏，会有人去吗？我就是为这个进去瞧瞧，没想到里面的人还真不少哩！我自己坐下来一听，也入了迷，走不了啦！”那个年代的人们有一种特别的文化饥渴，一本好书带给他们的快乐是现在难以想象的。我用我那颗被感动的心感动了他们，给了他们极大的满足——这是我自己写作想要达到、却从未达到过的境界。

我的名字很快传遍总场部，李东前尤其拿我当个宝，但凡跟“文化”沾点边的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连医院盖了新楼，也来找我写门牌。我胆子尽够大，并不推托，写了十几张“职工医院”，挑了一张最好的给他。场医院拿到后，很快制成一块水泥匾额，砌在大门上方，搞得像个牌坊。每个字一米见方，再刷上红漆，极为醒目，让我看着都有些胆寒——我本以为弄块木牌子挂上就算完事。好在群众反应不错，有几位懂书法的还评说“有体”、“有气势”，让我渐渐心安。这几个字直到我最后离开农场时，还高高地矗立在那里。】

2021-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