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语文教语文的一生(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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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语文教语文的一生(51)

范守纲飞到北京,我们相聚在人教社

1986年10月8日晚上,周正逵先生和石家庄一中的董小平老师,正在我们房间讨论高二年级《文学读本》的教学问题。范守纲先生突然从上海飞来,也住到人教社招待所。

范守纲时任上海《语文学习》主编,我与他相识,因了学生王江的课外练笔文《假如我是武汉市的市长》;

1984年11月,我们相见于桂林的“漓江之秋”全国语文教改盛会。他与我都是那次盛会的嘉宾,被大会接待组随机分到同一个宾馆的同一间客房。后来,报到嘉宾超过了预定计划,重新调整住房,我们两还是被调整到同一间客房。

永远难忘那次奇遇,

我报到后,马上就分到一个“双人标间”,进门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位中年人,非常礼貌地问我贵姓,我自报叫李培永。他立即上前双手紧握我的手说,“你好!你就是李培永呀!我是上海《语文学习》的范守纲。模范的范,遵守的守,语文教学大纲的纲。我就是模范遵守语文教学大纲的范守纲。”他不停顿地接着说:“我们九月初已经通过书信联系过了,没有想到大会把我们两人分到一起住了!太好了!我原来还想开完会后去武汉华师一附中找你呢!”我一听他快速说完之后,非常高兴,非常感谢他准备专程去武汉约我写稿!

初次见面,白天,他忙得不亦乐乎;晚上回到房间都十一二点了,他还要与我聊,怎样从另一个角度来反映小作者王江的思想、文笔等。几个晚上的讨论,他从我的谈话中,捕捉到了新信息,就是王江的另外一篇获奖作文《夏夜纳凉小记》。还请我写了一篇评论《反弹琵琶出新意》,同时发表在1985年第一期《语文学习》上。由此,我深感范守纲不仅是一位非常敬业的编辑,还是一位思维敏捷、视野开阔的文化人,更是一位热心助人的领路人。就是那次会上,他带我认识了魏书生等全国著名的语文特级教师。

范守纲这次来北京负有重任。

他与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的老师们都非常熟悉,与周正逵先生也是老朋友了。一坐下就向大家介绍上海语文界的近况,打算在下个月开一次“语文战略讨论会”。《语文学习》最近连续发了几篇文章,意在引起评论。我们搞这个战略讨论会,只对事不对人。周正逵先生马上说,要评论就从叶老的语文教育思想开始,一分为二地深入地进行评论。

8月11日是周末,王老师安排张必锟、朱泳燚和我去慕田峪游览长城,邀请范守纲一起去。他与必锟、泳燚都是老朋友了。从人教社到怀柔的慕田峪,車行两小时左右,沿途听他们三人聊往事、论古今,即兴而言,妙语连珠。必锟先生年近“耳顺”,饱读诗书;守纲和泳燚年近“知天命”,事业有成;我刚过“不惑”,恰遇贵人高人同行,四人行,三人都是我师啊!人生之大幸也!

我们到了慕田峪,从停车场到长城烽火台,高达700公尺左右,石梯1200余级。必锟先生漫步攀登,我们三人是一口气登上去了。我自觉轻松,一方面是第一次登长城兴奋使然,另一方面是这二十天来,每天早上起来,绕景山公园跑两圈,坚持锻炼初见成效。

我们四人边游览,不时即兴抒怀,也说人生经历。他们对我最近的处境,大发感叹,所言如国正先生所说“快然当之”!我尤其要向朱泳燚学习,早年他的一篇说明文《看云识天气》就被选为中学语文的课文,一直都未被署名。他仍坚持一边教书,一边写作。一部《叶圣陶的语言修改艺术》专著享誉中国语言学界。

下午,我们四人回到人教社吃完晚饭后。范守纲约我和朱泳燚去拜望国正先生。听他与国正先生聊语文教育教学,临分手时,范守纲请国正先生第二天去人教社办公楼前合影,国正先生欣然应允。朱泳燚恳请先生赐墨宝,我也请先生再赐一幅给我。先生非常高兴地答应了。

范守纲在人教社住了十来天,还去采访了张志公先生。   

 我们游览长城回来后的第二天,我和朱泳燚应邀陪范守纲一起到志公先生办公室时,先生非常热情,见面握手后就拿烟,一边点烟一边说,医生、亲人都劝我戒烟,还有朋友告诉我,说吃糖可以戒烟。没有想到,烟没有戒掉,吃糖又有瘾了。这不,原来只要烟、酒、茶,现在还要加上糖果。

 志公先生侃侃而谈,二个多小时,纵横捭阖,集中围绕三个“兴奋点”,即语文教育封闭型问题;语文教育辩证思维;语文教师要学一点专业理论,来阐述他的语文教育思想。?

范守纲先生真是一个采访高手,他在与志公先生的聊天中,不知不觉把他要问的问题,都请志公先生谈到了。

我们在聊天时,志公先生还讲了一件趣事。他说,有一年,他陪吕叔湘先生参加北京市中学语文研讨会时,叔湘先生拿着会议议程单,指着一位发言人的名字问:“志公啊,这位老师的名字怎么读呀?”志公先生一看,忙说:“不认识”。于是,请问会议主持人,才知道那位老师就是北京著名语文特级教师刘朏朏(fēi)。

当天晚上,范守纲带我和朱泳燚去北京师范学院,拜访了刘朏朏老师和她的先生高原教授。他们夫妇准备创办《说写月刊》,明年一月公开发行。我们就这个刊物的栏目进行广泛深入地讨论。刘老师约请我们三人为该刊写稿。

范守纲先生还约我和朱泳燚一起去拜访叶圣陶老先生。

我们到了叶老家,出来开门的是叶至善先生。他急忙说:“范老师、朱老师,真不凑巧,老人家去医院了。”范守纲立即表示,没有什么事,就是来看望叶老的。叶至善先生请我们进客厅喝茶。

至善先生是叶圣陶老先生的儿子,那年也有七十多岁了,长相酷似叶老,满头银发,连眉毛都全白了。他与叶老一起住的四合院,是北京市剩下的为数不多的正宗的四合院,属于“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在客厅与至善先生谈有关语文教育教学的一些事。

范守纲以前曾采访过叶老,与他们一家非常熟悉。朱泳燚因以前写《叶圣陶的语言修改艺术》那本书时,常去叶老先生家请教,与叶老一家也非常熟悉,所以谈话非常自然,讨论也非常热烈。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叶至善先生谈语文课本选教材时,说到他父亲的《景泰蓝的制作》一文,他明确表示,这篇文章不应该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理由是文章的内容太专业化了,老师不容易讲清楚,学生也比较难理解。

一下午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临别时,至善先生一定要送我们出门,走到院子中,我们四人照了一张合影才依依惜别。

感谢范守纲先生引领我走近语文教育大家,聆听他们的谆谆教诲!

【附录】刘朏朏老师约我写“说话训练”

1986年10月8日晚上,上海《语文学习》主编范守纲先生突然飞到北京来,也到人教社招待所来住下了。他与我们三位都非常熟悉,当晚,我们欢聚一室,不觉就相谈到凌晨快一点了。范老师说:“明天还要采访张志公先生,请培永一起去,帮我记录一下。我们明天晚上再接着聊吧!”

志公先生的办公室就在人教社办公大楼。

走进志公先生的办公室,范老师快步上前,与老朋友志公先生一边握手问好,一边向先生简单介绍了我。先生说:“好啊!年轻人,以后我们可以在院子里常见面了。”我真是太幸运了!原来每天早上只能远望的大语言学家志公先生,现在我就坐在大师面前,接受先生的耳提面命,那种幸福呀,真是无以言表!

先生一边点烟,一边拿出糖果请我们吃,一边笑着说:“医生、亲人都劝我戒烟,有朋友告诉我,说吃糖可以戒烟,于是我开始吃糖果。你们看,原来只要烟、酒、茶三样就够了,现在加上糖果,要四样了。哈哈!”

志公先生在讲到中学语文教学时,还讲了一件趣事。

志公先生说有一年,他陪吕叔湘先生参加北京市中学语文研讨会时,叔湘先生拿着会议“议程单”,指着一位发言人的名字问:“志公啊,这位老师的名字怎么读?” 志公先生一看,忙说:“不认识。”那位老师就是北京著名的特级教师刘胐胐(fēi)。吕叔湘先生是我国语言学界泰斗级人物,张志公先生也是大语言学家,他们两位大师在大庭广众之中,都非常坦然地说自己不认识那个字,并当场请教主持会议的老师。这种不知为不知、不耻下问的精神,感动了在场的所有老师。

走出志公先生办公室,范老师告诉我,刘朏朏是北京月坛中学的特级老师,她和他的先生、当时北京师范学院的高原副教授,自1977年以来,共同创立了三级作文训练体系,在全国语文界引起非常强烈的反响。

晚上,与范守纲老师和朱泳燚老师一起,去拜访两位作文教学改革的先锋——刘朏朏老师和高原先生。

高原老师和刘朏朏老师正准备从1987年开始,给中学生办一个《说写月刊》。于是,我们五个人就这个杂志的栏目,进行了广泛深入地讨论。两位老师再三请我们三人为他们的刊物写稿,并且初步分了工。我负责撰写“说话训练”专栏,每个月提供一篇稿件,要有训练内容和要求、训练方法和步骤,还要有学生的“例话”和训练话题。大家还研究了各个栏目的整体规划及如何逐步形成能力的系统训练。两位老师希望我在离开北京之前,先完成一篇试试。

我非常乐意完成两位老师布置的“作业”,初次见面,就那么信任我!感谢他们给我提供这么好的的机会和平台。     我写的第一篇说话训练的文章是《话说“心中有人”和“目中无人”》。离开北京前,我把稿件送到刘老师家,她看完后说:“我看就这样写,很好。你再设计几个说话训练的话题寄给我就可以了。”她希望年前,至少还要提供两篇稿件寄给她。

从此,在学语文教语文人生之路上,又多了两位恩师引领我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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