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上山下乡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几代人的创举, 是建设新中国农村落后的需要, 是开荒垦荒多种粮田多产粮食的壮举, 是为中华民族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在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绵延了20余年。由于阶级立场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人们对这场创举的认识和评价是不同的。走资派着重从知识青年个人的前途与际遇出发,或认为从事农业或当农村会计、赤脚医生等，是荒废青春、摧残人才等。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国家需要与农业发展着眼，是肯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是谁凭空想出来的。是当时农村农民文盲多急需人才。也是工业不全无法安排城市青年就业。更是让年青人进入社会参加劳动得到锻炼也能大有作为。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在农村兴修水利, 带领农民搞好农业生产、办学校、办卫生站、办农具站、办改良种子站等等。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新中国作为一场曾长期震撼中华大地的大规模青年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产生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渊源的。 新中国建国后的历史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善于“破坏”旧世界，也善于建设新世界。1953年，在国民经济得到恢复的基础上，新中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工业经济进入起飞发展的关键期；1955年，作为破除迷信的一年”，新中国又迎来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1958年前后成立了农村人民公社。
在中国工业经济和农业合作化发展的同时，迎来农村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广大农村急需大批劳动力，特别是急需一批有文化的知识青年。一个会计，一个记账员，都使那些农民们望眼欲穿，欲求而不可得。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尽管很快，但其规模和结构尚不尽合理，中小学生的入学率较高，而中、高等教育的发展一时还不能满足需求。这就使相当一部分中、小学生毕业后的分配和就业，成为一个大问题。而且，随着建国后医疗水平的进步和婴儿成活率的大幅度提高，这个问题愈来愈突出。
1955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明确指出了中、小学毕业生的未来出路和理由。社论说：“新中国成立的时间很短，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必须指出，家在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中有一部分人目前的就业是有一定困难的。”而“农业生产对于中、小学毕业生的容纳量是十分巨大的，现在需要量很大，以后的需要量更大。”要求各地青年组织，帮助城市中的中小学毕业生“转到农村参加生产和工作。”
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个按语中，进一步肯定了知识青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说：“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又《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的按语中明确指出：“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能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毛泽东这两个按语一发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便作为一个口号，在全国广大知识青年中流传开，并成为当时许多热血青年的自觉行动。
实际上，早在《人民日报》社论和毛泽东的指示发表前，就有一些知识青年主动提出过“下乡垦荒”的请求。1955年8月9日，北京石景山区西黄乡22岁的共产党员、乡长兼团支部书记杨华和李秉衡、庞淑英、李连成、张生等5名青年，即联名向共青团北京市委递交了一份申请书，请求批准他们“组织发起一个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边疆去垦荒。申请书慷慨激昂地写道：“当我们知道祖国有10亿亩的荒地在边疆闲着睡大觉，我们就恨不能马上跑到边疆去……我们知道，到边疆垦荒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我们的祖先已经给我们拼出了16亿多亩的土地，他们经历了多少艰苦？耗尽了多少心血？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知识青年，我们不是那种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老守着热炕头的人，我们有志气做一名志愿垦荒的先锋队员。”《北京日报》等全文发表了这份申请书和团中央领导接见他们时对其垦荒要求的答复。团中央接受了他们的申请，并决定尽快组织城市青年进行“下乡垦荒试验”。
该消息一发布，立即在全社会引起热烈反响。短短几天中，北京市自愿报名参加垦荒的青年即达587人，超过试验需求人数的近10倍。随后，北京团市委即从这些志愿者中选拔出60名年轻力壮、思想端正的青年，组成“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并于8月30日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会上，团中央书记胡耀邦作了《向困难进军》的讲话，勉励他们发扬“忍受、学习、团结、斗争”的精神，克服困难，在黑龙江的荒原野岭上安家落户，多做贡献。9月4日，北京青年垦荒队抵达黑龙江省萝北县凤翔镇南10公里的团结村，正式建立起“全国第一个垦荒点”。从此，“又是兔子又是狼，光长野草不长粮”的荒凉北大荒，燃起了志愿垦荒的第一堆篝火。
星星之火，迅速潦原。全国各地的城市青年纷纷向边疆、荒山挺进……随后，天津、河北、湖北、山东、哈尔滨等10多个省市的团组织，也相继组织了50余批、约37000余人参加远征垦荒。次年初，浙江省温州市的知识青年还组成了赴大陈岛的志愿垦荒队。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首次使用了“下乡上山”的提法。其中写道：“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该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在党中央的号召和各地热血青年的感召下，1956年一年中，全国就有近20万名城市青年志愿加入到了垦荒队伍中来……
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号召和鼓励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其主旨是从解决城市青年学生的就业和加强农业生产的角度考虑的。一批批知识青年从城市到农村，一块块处女地被挖掘开垦，一片片荒原长出绿油油的庄稼，起到了一举多得、一兴百顺的作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在农场开荒恳荒种粮食, 在全国各地的农村和人民公社的社员们兴修水利, 带领农民搞好农业生产、办学校、办卫生站、办农具站、办改良种子站等等。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
进入1957年，毛泽东在其一系列的文章和讲话中，开始强调青年学生参加农业劳动、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加强思想改造等问题。这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刘少奇主持写成的《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社论，指出：“就全国来说，最能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为了贯彻上述精神，团中央随后分别在北京、天津、上海、成都等12个大城市，开始进行有计划地“动员”城市青年插队下乡的试点工作。当时知青下乡的基本方向，主要还是参加边疆建设、开垦荒地和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建设，也有插队落户到农村的。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工业劳动力需求增加，全国各地又先后从农村中招收了2000余万农民进城做工。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共党中央、毛泽东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其中的内容之一就是“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196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指出：“城市中一般不能升学或就业的青年，有条件的可以下乡或者安置到农场劳动。”此后，“上山下乡”再度在全国兴起，且直接下乡插队的人员逐年增多，形成了“文革”前上山下乡的一个小高潮。
有资料显示：在1962年至1963年间，全国共动员上山下乡人员30万人，直接插队落户的就有9000余人。1964年间，全国共动员下乡、回乡人员68万余人，其中知识青年32万余人。1965年，仅到8月份，下乡的知青就有25万余人……这样，至“文革”开始前，不仅将2000余万在“大跃进”中从农村招来的人员全部动员返回到了农村，而且还动员了近200万城镇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上山下乡。《人民日报》曾为此发表文章《百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成为新型农民》，称：到农村去，已在我国城市青年中逐步形成了一个革命高潮，“它是推行党的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大事；它为我国知识青年开创了一条最广阔的革命化道路。”
这期间，下乡的知青中，出身“地、富、反、坏、右”等家庭成分的青年在知青中的比重日益增大。这些人的家庭原罪感也越来越强。因此，为了求得人格上的平等和公平对待，尽可能摆脱家庭的阴影，或为改造思想、证明自我，城市中出身成分不好的青年更多、更积极地选择了上山下乡的道路。
为了推动知青上山下乡的深入进行、解决具体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于1965年2月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接见了与会同志，周恩来曾两次听取专门汇报，显示出党和国家对上山下乡问题的高度重视。这次会议，讨论、研究了知青安置中的一系列问题，认为：动员城市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上山下乡，是城乡劳动力安排的一个重要方面，应纳入下乡劳动的整体规划中。同时，会议检查了近年来安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1965年的工作任务，并计划当年再安置54万余人。重申“要坚持自愿原则，不能搞强迫命令”；解决上山下乡工作中的存在的某些问题、确保知青下乡工作的顺利开展，具有积极意义。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还是健康的、积极的、平稳的。广大知识青年的思想也是稳定的，他们中的大多数确实是真诚地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自觉自愿地走向边疆、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的，并为减轻国家就业压力、加强农业生产，做出了宝贵贡献。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刊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同时，如报道：一篇是介绍甘肃省会宁县城镇居民和知识青年踊跃下乡、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情况；一篇是介绍陕西省西乡县革委会动员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经验。全国大中城市下乡落户的知青，数百万大中学生“浩浩荡荡地奔赴祖国内地和边疆的广大农村。每一个农村人民公社，每一个农场、牧场、林场，都有了在那里安家落户、同工农群众并肩战斗的知识分子。这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伟大创举，揭开了我国青年运动史的新篇章。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成果，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在1970年4月1日国家计委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写的《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报告》，首先肯定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这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促进城乡斗、批、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将产生深远影响。”同时，报告对有些知青不安心扎根农村和边疆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一是阶级敌人的挑唆和破坏；二是城乡资本主义和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三是刘少奇“读书做官”和“下乡镀金”等修正主义思想的余毒尚未肃清；四是一些地方领导思想认识不足，对知青的生产、生活和学习重视不足，关心不够。报告提出了九项政策规定。如：报告要求各级领导，要极端重视知青在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切实做到“同工同酬”；明确要求知青的口粮，不得低于当地单身劳力的实际吃粮水平；要求严厉打击破坏上山下乡的各种不法行为，对强奸下乡女青年的要依法严惩，对知青女青年“进行逼婚、诱婚的，要坚决进行批判斗争”；同时点名批评了一些单位对类似事件处理不当、对坏人打击不力等问题。 报告强调，国家拨给知青的安置费用，必须切实用在知青的生产、生活方面，对有的地方随便挪用、克扣、挥霍浪费甚至贪污知青安置费现象，进行了严厉批评。
所以从如何看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如何对待文革一样, 是鉴别中国共产党人和走资派的试金石。如何看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这是阶级矛盾也是阶级斗争。这是敌我矛盾也是阶级斗争。这个斗争开如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部, 是共产党人和走资派的斗争。文革是这种斗争的一种具体方法。走资派篡权后这个斗争延续到走社和走资的斗争。坚持走社的是共产党人。坚持走资的是走资派及其帮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