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书前插页上有一幅标注人名为“傅锦魁”的红军干部照片——灿烂的阳光下，身材挺拔的他，身穿整洁的红军干部服，腰扎武装皮带，英俊的脸庞上露出浅浅的笑意，干净的头发向后整齐地梳起，潇洒精干，充满活力，俨然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这张照片最早发表于美国《生活》杂志1937年2月号。几十年来，《红星照耀中国》经过多家出版社一版再版，并出现了多种译本，总印数早已超过千万册。“傅锦魁”这个红军干部到底是何许人也，很少有人关心过，而对广大读者来说始终是一个谜。
《西行漫记》中的插页图片，说明将胡金魁误译为“傅锦魁”其实，“傅锦魁”的真名叫胡金魁。因为他浓重的江西口音，斯诺1937年在《红星照耀中国》英文原著中将他的名字误拼作“Fu Chinkuei”，导致从1938年2月上海复社版《西行漫记》出版以来至今，各种中文译本都以讹传讹，误将胡金魁译成了“傅锦魁”。1937年9月，为纪念秋收起义10周年，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驻地专门召集参加1927年秋收起义后成立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尚存的部分同志合影。照片冲洗时，毛泽东专门在这张合影的上方亲笔题写了两行字：“一九二七秋收暴动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至今尚存之人约数十人，此为一部分。一九三七，九月，于延安城。”参加这次合影的共有18 个人，毛泽东站在后排左侧第三位。他的夫人贺子珍站在后排右侧第一位。站在贺子珍身边的就是胡金魁。1937年9月，为纪念秋收起义十周年，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驻地专门召集参加1927年秋收起义后成立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尚存的部分同志合影。后排右二为胡金魁胡金魁，原名胡贵昌，祖籍江西新余，1906年12月4日生于江西省峡江县戈坪乡流源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2岁时随哥哥胡福昌（红军烈士，1930年牺牲）到吉安学徒做工。1924年，他积极组织参加赤色工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时任吉安缝纫工会副委员长的胡金魁号召、组织工人，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1934年10月，胡金魁随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参加了长征。1935年11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下设七部一局和最高法院。1936年1月26日，增设外交部，下设交际处。胡金魁调任外交部交际处工作，任外交部招待所（对外称交际处）所长。1936年7月13日，斯诺抵达苏区。按照周恩来的安排，胡金魁作为外交部的专使与保卫局干部李长林一起，陪同斯诺前往当时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所在地陕北保安（今陕西志丹县），住进了提前给他准备好的外交部招待所。当天傍晚，毛泽东就来这里接见了他。
1979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西行漫记》（左）与201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
在招待所，胡金魁和斯诺经常聊天。让他没想到的是，斯诺不仅会讲一口流畅的中国普通话，而且还懂得不少上海地方方言。胡金魁说：“他很善于和周围的人交朋友，一有空他就主动向我问长问短。当他了解我的文化程度很低时，便自告奋勇当我的老师，教我识字学文化；我认识的英文字母和用英文的自我签名，都是他教会的。”那时红军的“外宾”极为少见，斯诺自然成为胡金魁最尊贵的客人。除了安排好斯诺的住宿之外，他还要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周密安排好斯诺的饮食，每天都要给他调剂小米粥、烤馒头、炒鸡蛋，尽量花样翻新，让毛主席的这个“外国客人”吃得有滋有味。胡金魁回忆说：“他总是吃得津津有味，还高兴地告诉我，他的体重增加了不少。”
红军第一军团在宁夏（埃德加·斯诺摄）
在采访了众多高级将领和红军干部战士之后，斯诺希望毛泽东向他讲述自己的革命历程和人生传记，并“交给毛泽东一大串有关他个人的问题要他回答”。毛泽东建议他先到宁夏红军的前线去采访。斯诺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1936年8月下旬，胡金魁陪同斯诺出发了。同行的还有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吴亮平（即吴黎平），后来王汝梅（即黄华，燕京大学学生）也加入进来。一路上，胡金魁、李长林陪同斯诺骑马西行，不受任何限制地采访了红军将领、士兵和农民群众。在前往宁夏预旺堡红军前线采访途中，斯诺忽然打起了“退堂鼓”，产生了到兵力强的国民党占领区那一方做新闻报道的打算。胡金魁听说后，非常生气，以激将法的语气对斯诺大声吼道：“你这个帝国主义分子，我早就怀疑你没安好心，你现在就给我走！我一人去前线。”胡金魁一生气，反倒让斯诺不好意思了，安慰说：“胡同志，走！带我去前线！”后来，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写道：像在后方的所有共产党一样，傅因有机会到前线的部队里去而很高兴，把我看成是天赐给他的良机。同时，他直率地把我看成是个帝国主义分子，对我整个旅行公开抱怀疑态度。但是，在一切方面，他总是乐意帮忙的，因此后来没有等到旅行结束，我们就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1936年，斯诺（右一）在陕北革命根据地
1936年10月底，斯诺结束了在陕北的采访。告别时，斯诺请胡金魁在他的笔记本上签下了他教的英文签名，还送给胡金魁一只圆形挂、座两用表和一只派克钢笔。这两件珍贵的礼物陪伴着胡金魁走过了难忘的战争岁月。之后，胡金魁奉命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驻陕西洛川、三原联络站站长，负责做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部队的统战工作。西安事变后，胡金魁回到外交部。1937年1月，胡金魁任中央外交部招待处（交际处、外事处）处长，接待了许多投奔延安的热血青年、著名人士和爱泼斯坦、海伦·斯诺、史沫特莱、柯棣华等众多国际友人，成为中共外交战线早期外交官。《红星照耀中国》插图。斯诺（右）和胡金魁（中）、李长林三人一起骑马的合影
新中国成立后，胡金魁主要从事金融和统一战线工作。负责接待并陪同斯诺访问红色中国的往事，是胡金魁人生最难忘的记忆，也是他在陕北完成的一件重大政治任务。对此，他一辈子始终守口如瓶。1979年，《西行漫记》在中国出版后，将他的名字译作“傅锦魁”，他也从未向任何部门提出任何意见。直到后来各种史料陆续公开，子女们才知道父亲的这段往事。而当孩子们向父亲求证时，胡金魁淡淡地说道：“书中将外交部公开了，当年我们说好的，对外要保密，只说是招待处的呀！”然后，依然缄默不语。1982年7月23日，胡金魁在武昌逝世，终年7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