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座右铭
“事不三思,恐怕忙中有错;气能一忍,方知过后无忧;道理服人,那怕英雄是虎;律条不犯,甚么官法如炉。”还是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告诉我这几句话。说的时候,还有着十分的得意与自信,不知道是他自己总结出来的,还是前人的成句。总之,这是父亲的处事准则,是他的座右铭,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当年,因为年纪太小,不谙世事,对此不甚理解;如今已过花甲,仔细揣摩,这几句话真还是很有道理。人之一生要真正做到这四点,确非易事。比之如我,“气能一忍”,便做不到,生性倔强(不敢自夸说耿直),腹中藏不住半句话,喜怒哀乐,率性而为,多少次不能忍下不可忍的一气,吃够了苦头,可死不悔改,依然故我。
至于父亲,对于他,我是非常佩服的,尤其是他虽然生性正直,嫉恶如仇。但面对许多不良的的人与事,却居然能做到一个“忍”字,是大智慧,是真本事,做儿子的永远也做不到。然而,回忆父亲几十年的苦难历程,他的处事原则又是荒唐的,是悲剧性的。
就说“事不三思,恐怕忙中有错”吧,二千多年前的圣人就告诫人们,凡事要三思而后行,世人奉此为圭臬。父亲以此行事,应该是对的,可在父亲一生中,尽管遇事多思,可依然一再出错,防不胜防。比如我家世代为医,父亲十六岁时便独立行医;其医术医德,为人景仰。吾家业医,恪守一条重要祖训,即为穷人看病,不取分文,所得医酬,均为富豪及官宦家。我曾祖父为前期衡山县县令沈士登治愈独生子,其医酬是一百二十亩良田。父亲为国民党一团长治愈其姨太太,所奉医金为一筐大洋。故此,家中地产颇丰。可等到土改时,父亲成分是地主。
父亲因为以医为业,以善为本,乡亲父老,交口赞誉。所以,土改工作队甚是惠顾,只是将多余地及房屋划出,对父亲礼敬有加。父亲又在县卫生局指导下,费尽周折,于1951年建立了一个基层卫生院。由于父亲的努力,卫生院工作非常出色,几次受到嘉奖,影响较大。这个时候,父亲考虑再三,毅然辞去负责人的职责,当一名专业的医师。这一次,父亲的思考倒是正确的。正由于父亲的让贤,所以他在以后的“三反”“五反”中平安无事。但是,父亲性格却发生了变化,处处小心翼翼,事事谨小慎微,无论多大意见从不去申诉与表达;无论别人怎样对他不公,都能默默地忍受。这时的父亲,不是“气能一忍”,而是“气能百忍”了。然而,再“忍”也并非能“过后无忧”。诊所有庸医,嫉妒父的医术,终于在1969年清整阶级队伍中,被勒令“滚出卫生队伍”。父亲孑然一身,凄凉地离开了自己一手创办的卫生院,回到了乡村,在那里度过了他生命最后几个年头。
父亲坚信“有理走遍天下”,可现实生活给了他沉重的打击,多少次有理说不清,让他彻底绝望了。个中细节,实在不想重述,我会专题记录的。
在父亲的座右铭中,他得意的是最后一条;也无数次地给我们念叨过“为人莫犯法,犯法最难当”,所以,要守法遵纪,不能越雷池半步,只要你不犯律条,则“什么官法”也只“如炉”了。话的确说的不错,道理也是如此。但天真的父亲却不知道,如果在一个没有法制的社会,随便可以象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处置你。
一个烈日当空的上午,父亲被推上了批斗台,当文革主任要向父亲行凶时,台下突然一声呵斥“住手”。大家一看,原来是当地名人康某。康氏其人,世代以乞讨为生,是一个专业的乞丐。然为人善良厚道,又最不信邪。他是当时唯一的自由人,他不出集体工,常年在外,谁也奈不何他。今天,碰巧回家遇上了这场批斗会;他一边呵斥,一边往台上走去,指着造反派鼻子大骂:“刘先生是什么坏人,专为人看病,积阴德的好人,你的良心喂狗了”。这个场景这样做,遇上谁都是惹火烧身。可康氏不怕,他一拍胸脯:“我八代雇农,你敢怎样。今后谁敢动刘先生一个指头,我就把那指头剁下来”。一场批斗会,就被他搅黄了。回到家里,父亲感慨万千,什么王法,什么真理,在无赖的面前,都不如康老先生的训斥。
我敢肯定,直到临死前,父亲都没闹清自己究竟错在哪里,自己终生奉行的处事准则是不是真的错了。所以,在父亲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再不念叨这些话了,甚至有几次对我说:你们大了,怎么做人处事,你们有自己的准则,我不管你们了。言下之意,他不反对我们背叛他的处事原则,对自己的这几条,他几乎没有了一点自信与得意,生活对他的教训太残酷太深刻了。
父亲处事原则错了吗?理性的看,一点也没错,错的不是他的人生信条,而是变态的社会。在一个是非颠倒的时代中,真理自然成了谬误。几十年后的今天,再记起父亲的座右铭,心中是百感交集。归根到底,我们还是要牢记父亲的教导,尽管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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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说的对,错的不是令尊,是那个社会。那个社会,基本上就没有过对的时候。
但那个社会最后一定会让所有人(包括令尊本人),都认为他是错的。
中国人的脑子和人性,就是这样被弄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