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一生
紫竹
年逾九十的父亲终于离我们而去了。然而父亲的睿智，父亲的豁达，父亲淡泊名利的一生给我留下了永生的回忆。
我家祖居在陕西省华阴县北洛村。清末民初，我们任家在当地还算得上是小康人家。兄弟几房集聚而居，共有耕地一百余亩，还合资在本地和兰州各开了几家中药店。住宅群落外修筑有高高的围墙。当地人们俗称其为“任家城子”。
作为传统的耕读人家。祖父幼读私塾，未成年时就参加过地方科举的初级考试。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祖父远赴兰州药店读书学艺。
1912年，民国创建，万象更新，祖父凭自己的学识考入了甘肃省财政厅，离开药店，走上了仕途。祖父办事严谨，为官刚正，负责财政厅缉私队时，秉公处决了一批走私惯犯。其中就有甘肃督军张广建的族弟。张闻讯大怒。祖父为避祸而辞职返乡。
回到家乡之后，祖父托人活动，在陕北镇守使井岳秀的辖区谋得了陕北盐务局局长一职。在盐务局的那几年，是祖父一生中生活比较安定的时期，父亲正是在那时出生于陕北绥德。
“梁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在陕北盐务局任职六年之后，祖父急流勇退，辞职携眷南归。为官多年，祖父积存的俸银已近两万大洋。这在当年也算是一笔“巨款”了，足以保障全家衣食无忧。祖父把家眷安顿在家乡，自己应朋友之邀到西安，参加了同善会，从事佛教慈善活动。
可惜好景不长，1929年，世界性经济大萧条波及到中国。西安钱庄大量倒闭。祖父一生的积蓄也随之付诸东流。好在祖父当年在兰州读书时，对中医药颇有研究，医术亦有独到之处，常在同善会的朋友圈中为他人看病，病家的酬谢对生计不无小补。祖父一度还在朱庆澜将军开办的西安中医救济医院出任过院长。
当年父亲随祖母在家乡居住，生活还算丰足。祖父很重视子女教育，父亲六岁时就被送到当地最有名的一家学堂去读书。学堂的王先生是前清的秀才，后来还曾在新式的高等师范学校就读。在王先生的学堂里，学生启蒙读的不是三字经，百家姓，而是诗经，而后教授的是孟子、论语。除四书五经外，王先生还教授学生数学。五年严格的私塾生涯使父亲一生获益匪浅。王先生的学堂在当地独树一帜，学费也比其他学堂高十倍。后来父亲回忆说，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祖父当年确实是“不惜血本”的。
1935年祖母因难产而去世。续弦后，祖父将父亲接到西安读书。因为父亲在家乡读的是私塾，未进过正规学校。祖父只能先安排他到高小，从五年级读起。
父亲入学后不久，西安事变爆发，日寇乘机发难，挑起了侵华的全面战争。从1937年7月到11月，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日寇就横扫了华北大部分地区，西路日军攻克太原后，兵锋直抵风陵渡。潼关危在旦夕，西安人心浮动。祖父托朋友将家小带到汉中避难。自己独自一人留在西安，和同善会的朋友们共度时艰。
而后,国民政府一战区卫立煌与胡宗南的部队依靠黄河天险，与日寇苦战经年，终于稳住了战局，将日军阻隔在潼关以东地区。局势稳定之后，父亲返回西安，考入兴国中学读书。
1943年，家中发生巨变。那是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陕西省政府内一些贪官污吏乘机发国难财。他们看到同善会高层有一批很富有的人，便罗织罪名，指控同善会以慈善为名“通敌资匪”，大肆抓捕同善会首脑人物，榨取钱财。祖父亦在通缉之列。在友人的帮助和掩护下，祖父辗转逃出陕西，前往北京同善会总会避难。
失去了经济来源，父亲在西安无法继续读书。便独自一人冒险远赴兰州，以少东家的身份，要求暂居药店读书。药店经理们很佩服父亲小小年纪千里独行的胆略与勇气，慨然允诺提供居所与资助，帮助父亲在兰州完成了高中的学业。
1945年8月，日寇投降，抗战终获最后之胜利。父亲在药店经理们的资助下，返回西安参加大学招生的联合考试。父亲报考的是中央大学经济系，但因经济类学科竞争激烈而落榜。祖父当时则因同善会一案未结而难以还乡 ，暂时在河南商丘的朋友家栖身。父亲便奉继母远赴河南探亲。
1946年夏，父亲从商丘返西安，拟再次参加大专联考。途经河南省会开封时，已考入河南大学的几位同乡，建议父亲就在开封投考河南大学农学系。农学是冷门，报考人少。读一年之后，还可以转系，届时再设法转入历史系或经济系。父亲根据同乡们的建议，顺利考入河南大学农学系，并于第二年转入历史系。
父亲考入河大那年，内战已经全面爆发。国民党抗战胜利后，居功自傲。大小官员在接收敌伪资产过程中，大搞“五子登科”，贪污腐化愈演愈烈，最终导致物价飞涨，经济衰败。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的共产党，在解放区内打土豪，分田地，高举反独裁要民主的大旗，吸引了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河南大学内倾向共产党的左派学生也不少。由于受国民党陕西省政府迫害，父亲很自然地倾向左派学生。在参与左派学生所组织的各项活动中，父亲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母亲。母亲是河南本地人。外祖父是邮政系统的中层管理人员，家道还算殷实。母亲在开封长大，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大员傲慢地宣称母亲等在沦陷区上学的学生都是“僞学生”，要重新考试后，方能承认学历。这一荒唐举措极大挫伤了学生们的爱国之心，加大了国民政府与沦陷区学生之间的心理距离。
1948年6月，共产党华东野战军所部围攻河南省会开封。国民党66师和地方保安团队倚城据守。河南大学校舍被守城部队征用为城防指挥部。河大的学生被疏散到省博物馆等安全地带。在疏散过程中，一名军官带着几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拦住了父亲。核实姓名后，就把他带到了设在河大校舍内的城防指挥部。据说父亲有共产党间谍的嫌疑。这消息震惊了母亲和一些陕西籍的同学。两军对垒，间谍嫌疑是有可能被立即处决的。同学们商量之后，决定到省政府，请陕西籍的省府秘书长出面营救。但同学们尚未来得及出发，父亲却自己回来了。原来，与父亲关系比较密切的一位陕西籍学生是地下党。开封被围城之前，该学生已离开学校前往解放区。有右派学生向军方举报，说父亲与该人往来密切，有间谍嫌疑。在军方传讯时，父亲很坦然地对所有问题一一做了回答。父亲的镇定自若，父亲的坦然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军方的怀疑。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军方也不愿承担随意逮捕学生的罪名，便释放了父亲。
风波虽然暂时过去了。但父亲、母亲都意识到危险依然存在。他们和另一位左派同学密商后，决定随难民出城，到解放区去投奔共产党。
父亲等一行三人冒险出城后不久就遇到了华东野战军的部队。当时，共产党很重视知识分子。大学生投军都给予连级干部的待遇。华野的部队派兵护卫，层层转送，一直把三人送到纵队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韩念龙出面接待。当韩问到父亲等人的意向时，父亲表示想到解放区继续读大学。韩尊重大家的意愿，但表示现部队在敌占区作战，前往解放区道路不通畅，有机会时会派人护送他们到解放区。
父亲等一行三人随华野部队在河南境内转战两个多月之后，经山东转道河北，终于来到了位于正定的华北大学。当时的华北大学承担着为新中国培养干部的任务。培训班6个月一期，主要讲授马列主义。父亲因有一定的文化底蕴，学习领悟能力较强，培训结束后便被留校，分配到研究部，从事理论研究。
1949年初，新组建的“华北职工干部学校”向华北大学求助，请求支援10名有讲课能力的年轻干部。父亲被选调到“华北职工干部学校”任教员。
新中国成立后，“华北职工干部学校”更名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由李立三出任校长，为新中国培养工会干部。父亲也就成为了学校的教学骨干。
父亲随全国总工会的领导跑遍全国，调查了解工矿企业情况，结合苏联专家讲授的内容，编纂适合中国工会干部学习的教材。由于受到信任与重用，父亲当年工作积极性很高，接二连三针对知识分子而来的思想改造运动并没有过多影响他的情绪。
1951年底，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干校里盛传学校领导贪污腐化，倒卖黄金的种种小道消息。年轻人嫉恶如仇，父亲和几位年轻的教员就在他们所编写黑板报上号召大家起来与腐败现象做斗争。教务长闻讯大怒，气势汹汹地跑来，要求销毁现有黑板报，重新编写。遭到年轻人拒绝后，怒不可遏的教务长便自己动手销毁了黑板报。教务长蛮横的态度激怒了所有的人。盛怒之下，父亲直接写信向中央反映情况，请中央派人调查。信发出后，不少人为父亲捏着一把汗。在当时的新中国，反对单位领导往往等同于反党。不过中央有关部门接到反映后，很快就派了一个工作组下来。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工作组召集学校领导和“检举人”三方座谈。在座谈会上，工作组肯定了父亲向中央反映问题的做法；同时宣布，经过调查，传言不实，干校领导没有经济问题。工作组征求父亲意见，问能否接受这个调查结论。父亲当然是明白人，表示接受工作组的调查结论，以后不会再轻信流言。干校领导也大度地表示，不会计较父亲向中央领导机关反映问题，欢迎群众对其工作的监督与批评。
结局似乎是皆大欢喜。但父亲却感受到了表层下的寒意。父亲几次申请入党，都没有回音。据说是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还没有搞清楚。父亲在填写干部履历时，注明抗战时期在学校读书时参加过三青团，没有担任过任何职务，只是普通成员。但解放后在西安的敌伪档案中却发现有1943年夏任命父亲为三青团分队长的决定。父亲后来解释说。，学校当时已经放假。父亲因同善会的一案，远走兰州读书，没有再回学校。不知道有这样一项任命，也没有实际担任过分队长的职务。父亲的解释虽然合情合理。然入党问题却一直解决不了。父亲当然明白其中的奥妙，也就不再提出申请了。
五七年反右，教研室里的一位年轻教师被定为“右派分子”。他不服地表示，他所提出的问题都是听我父亲说的。为什么我父亲不是右派，而他是右派。干校领导层研究之后宣布，我父亲提出问题是善意的，是为党好；而该教员提出问题是恶意的，是向党的进攻。干校领导层显然还记得当年的事，对上对下他们都不想落下任何“挟私报复”的恶名。父亲也幸运地逃过了一劫。
经历反右风波之后，父亲言行更加谨慎了。除读书、教课之外尽量避免参加其他活动。父亲心里到底有些什么想法，我们不得而知。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严酷的岁月中，父亲也不敢对还不懂事的孩子讲心里话。但当年，父亲显然对我们国家的现状与未来已经有了几分清醒的认识。
记得我小学毕业那年暑假，由于没有家庭作业，父亲便决定教我开始读文言文。他为我选的三篇古文是《陋室铭》、《岳阳楼记》和《醉翁亭记》。多少年后，历尽风雨，我才意识到当年父亲教我古文的深意。那确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父亲是想输灌给我一种“不以物喜，不以自悲”的慎独理念。“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也许正是父亲当年心态的真实写照。
父亲建议我上初中后，通读《聊斋》。但母亲觉得聊斋里有很多情色故事，不适合未成年人读，父亲也就没有再坚持。多少年后重温聊斋里那些脍炙人口的故事《席方平》、《促织》、《司文郎》--------。我才意识到，《聊斋》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世界，有黑暗，有丑陋，也有邪恶的急风暴雨。父亲显然预感到，我们这一代人今后的人生道路绝不平坦。聊斋故事也许能帮助我们以一种淡定的心态面对横逆与风雨。
1960年中苏两国渐行渐远，分歧日益严重。中央当年仿照苏联模式设置的许多机构也遭到了冷落与裁撤。总工会经费大幅消减。全总干校停办，除留守人员外，其余干部全部被分发到山东、安徽工作。母亲当时在北京妇产医院已经成为业务骨干。妇产医院不肯放母亲走。主管当局根据照顾夫妻关系的原则，便把我父亲也留在了北京，分配到女十中任历史教员。中央机关的干部被分配到市属中学当普通教员，不少人都为父亲感到不值。但父亲为人豁达，一向并不看重身外之物。教师也算是一份高雅的职业。至于是当高校教师，还是中学教员，父亲心中倒也无所谓。
经历了反右，反右倾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之后后，教育界的政治氛围日渐浓郁。历史课也成了一种准政治课，为保证政治正确，当年的中学历史课本几乎被简约成了枯燥的历史大事年表。父亲生性淡泊，不是那种谨小慎微，事事瞻前顾后的人。他觉得历史就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讲历史就是要把这些宝贵的经验教训代代相传，帮助年轻人健康成长。父亲有一定的国学根底，大学时学的又是史学，丰厚的学养使他在讲课时能够旁征博引，大量引用风趣而生动的历史典故与故事，能够在课堂上把枯燥的年表演绎成了丰富多彩，富有浓郁人性色调的历史长卷。父亲讲课深受学生们的欢迎，父亲很快就成为了学校里的教学骨干。
1962年全总干校原企业管理教研室主任刘风崎受命为北京市筹办工商管理专科学校。办学校最重要的是教员。刘当年在干校时就很看好父亲的学识、口才和研究能力。刘亲自上门动员父亲“出山”，到新组建的工商管理专科学校教政治经济学。女十中虽然舍不得让父亲走，但在送别时，校长很恳切地说：“工商毕竟是高等学校，我们不能耽误您呐！”
当年工商管理专科学校初创时，连校舍都没有，暂借全总干校闲置的校舍栖身。这对父亲倒很不错，出门两三分钟，散步就能走到上课的教室和学校的办公楼，比去吃饭的食堂还要近。高校教师的课时也比中学教师少多了。在女十中，父亲教的历史虽然是副科，一星期最少也有十二个课时，天天都得到学校去。在工商管理专科学校，父亲一学期才有九十六课时。而且父亲是讲大课的，每堂两课时。一周只有一到两次课。那时候，我已经升入师院附中上学了。学校离全总干校宿舍区有半个小时的路程。每天早晨，我上学去时，父亲在家里喝茶看报：不管何时我放学回家，父亲依然还舒服地坐在那里读书、看报、喝茶。大学教师悠闲的生活使我羡慕得不得了。我发誓将来一定也要做一名大学老师。只可惜生不逢时，文革浩劫很快就打碎了我的大学教师梦。
不过父亲当年告诫我，当老师并不是像想象的那么舒服。当老师下的功夫主要不是在课堂内，而是在课堂外。特别是高校教师，讲课“照本宣科”是不行的。给学生讲课，你必须要能讲出课本之外的东西，讲出自己的读书心得和独到的见解，学生才爱听，学生才能有收获。否则学生自己看书就行了，要你老师干什么呢！古人云，为师者就是要“传道、授业、解惑”。父亲说，他每天读书看报，那是在收集信息，研究问题。讲政治经济学，你必须把理论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讲，才能讲得深，讲得透，才能使学生真正理解，把握有关理论。高校老师上一节课，往往需要备几十小时，甚至上百小时的课。其中的甘苦，是一般人所难以理解的。当教师，特别是当大学老师，绝不是想像的那么容易。
父亲告诉我，他讲课之所以还受学生欢迎主要有三点，其一，他在全总干校教书时，系统地研读了干校图书馆有关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所有著作；其二是五十年代初，他曾随中央有关领导搞工会工作调查，跑遍了全国，对各地新型工矿企业的运作情况有着第一手的了解；其三，出于职业习惯，他多年来一直关注着我国经济运转状况和经济政策的发展变化。他讲课有理论，也有大量的鲜活例证，所以学生爱听。父亲对为师之道的论述给我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象。
不过接踵而来的四清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很快就打破了父亲的“悠闲的教书生涯”。不断开展的运动要求他经常要和学生一起下乡参加四清。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根本不需要在书斋里读书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只有滚一身泥巴，晒一脸黑红，才符合革命的需要。1965年北京市给工商管理专科学校在牛街拨了一片校舍，从那以后，父亲不得不每天骑着自行车横穿整个北京到学校去参加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他品茶读书的小资产阶级书斋生涯彻底结束了。
1966年经过四清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预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爆发了。最高领袖号召全国的学生们停课闹革命，造老师的反，造各级党政机关领导的反。在北京西郊的大学区，造反派的学生们批老师，斗校长，冲击中央党政领导机关，把领袖“炮打司令部”的号召演绎得有声有色。工商管理专科学校独处牛街，受其他学校风潮冲击较小。而且工商仅是所大专院校，学生大多来自工农家庭，比较朴实，投机革命，出人头地的野心远没有那么强烈。所以工商管理专科学校的运动也没有清华、北大等高校那么惨烈，那么血腥，那么暴力。父亲得以忙中偷闲，过了两年逍遥派的日子。
1968年，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被永远开除出党。夺权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最高领袖转而发动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着手清理基层群众中的异己分子。父亲早已做过结论的三青团问题在运动中又被翻了出来。父亲又成为了历史不清楚的被审查对象。父亲生性豁达，对这种没完没了的审查倒也早就无所谓了。但这种审查对我和弟弟的毕业分配却产生了致命的影响。由于父亲“历史不清楚”，是正在被审查的对象，我和弟弟都失去了留在北京的机会。17岁的弟弟被分配到陕北农村插队，我则被发配到云南边疆的瑞丽农场。在火车站送行，列车启动的那一刻，我发现父亲泪流满面。他心中也许深藏着一份对儿子们的愧疚。但我当时倒颇想得开。我觉得，福祸相依，事在人为。留在北京未必就是福，下乡也未必就是祸。四十年后回首往事，我发现自己当时的预感并没有错。留在北京的同学大多分配到了国营工厂，端上了铁饭碗的安全感导致了惰性和依赖性，磨销了进取心。改革开放后，国营企业在九十年代后期纷纷破产、改制。很多同学就沦落为了社会底层的下岗工人。而许多下乡的同学在逆境中奋力拼搏，反而为自己杀出了一条血路，搏出了一份不错的机遇。我这种心理上的豁达和自我调节能力也是来自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和弟弟下乡之后不久，根据最高领袖“知识越多越愚蠢”，“教授不如农民”等一系列奇奇怪怪的指导思想，全国各地大学的学生都被分配发遣到工厂、农村等生产第一线。教职员工集体被赶到农村，办“五七干校”。北京市属的工商管理专科学校和北京工业大学的全体教职员工被分发到天津的茶甸农场，从事农业劳动，兴办五七干校。
当年知识分子被赶到农村，由于一时难以适应农村艰苦的生活环境和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之心情的郁闷和对前途的绝望，情绪大多很低落。但父亲却能及时调节心态，在养猪种菜的劳动中自得其乐。也许父亲是从陕西农村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八百里秦川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多年来人们一直以耕读传家为荣。“格物致知”，“天人合一”等儒家哲理正是从农耕，从与自然的融合中而来。据说，父亲当年放猪时，常会选择一块地势较高的地方，居高临下看管在野地里游荡的群猪。在看管猪群的同时，他常忙中偷闲，坐卧在草地上，悠然自得地欣赏着天上的云起云落。在知识分子变相劳改的艰难岁月里，父亲的乐天精神，父亲的豁达与潇洒常为同事和老乡们所称道。
1971年林彪事件的发生震动了全世界。为稳定局面，最高领袖不得不调整他的战略部署。根据“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最高指示，全国许多工科大学从农村搬回城市，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北京工业大学也从茶甸迁回北京。工商管理专科学校被并入北京工业大学。教职员工也一起回到北京。父亲到政治理论教研组，给新入学的工农兵学员讲政治经济学。和父亲一起到政治理论教研组的还有原工商管理专科学校政治教研组的张培林。张文革前毕业于人民大学研究生班，颇有才气，是文革中父亲最谈得来的挚友。
文革是突出政治的年代。人们往往会因说错一句话而身陷囹圄，甚至惨遭杀身之祸。给学生上政治课，更是高风险的职业。但完全照极左的那一套，在课堂上生拉硬扯地胡说，不仅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任，也是对自己良知的亵渎。父亲和他的朋友张培林规避极左路线的办法就是发挥自己的特长，讲历史。在课堂上，他们互相配合，讲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讲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黑暗与残酷，讲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工人阶级的反抗与斗争，讲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他们相信，帮助学生了解真实的历史，就会使学生们能更好地看清现在。
经历了举世震惊的林彪事件之后，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对革命的狂热已经消退了许多，极左理论的市场越来越小，人们已经开始了独立的思考和探索。所以，父亲和张培林务实的讲课方式还颇受学生们青睐。
林彪集团垮台之后，各派政治力量的平衡被打破。为防止老干部势力的坐大，防止老干部们反攻倒算，否定文革。最高领袖于1973年发起了“批林批孔运动”。运动表面是要批判林彪尊孔“反法”，批判林彪鼓吹的“克己复礼”，实际是在敲打“现代大儒”，警告老干部们不得搞倒退，不得否定文革。运动要求人人过关，人人表态。政治教师更是在劫难逃。父亲的策略依然是讲历史，规避现实。好在父亲国学功底还行，讲孔子的生平，讲孔子的学说，讲孔子的历史局限性，那真是如数家珍。使不少人大开眼界。
解放以后由于在教育方面过分侧重马列主义，对传统文化持批判否定的态度，所以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对孔子，对孔子的学说，对法家的学说，几乎一无所知，根本无从进行批判。父亲在课堂上的讲演等于给大家普及了历史知识，最少使得人们在大批判时，有的可说，而不至于出“把孔老二坚决开除出党”之类的大笑话。学校方面要求父亲给全校的教职员工做“批判动员报告”。父亲广博的学识，生动的讲演，很快就使他成为了全校的“知名人士”。
1973年，邓小平复出，最高领袖的本意是想用邓来制衡“现代大儒”，希望邓能在自己百年之后，做“当代周勃”，安文革派的天下。没想到邓复出之后，大搞整顿，大抓经济，和“现代大儒”越走越近。最高领袖无奈之下，又发起了“评水浒，批宋江”运动，要人们警惕“投降派”，与投降派作坚决的斗争。如果说，“批林批孔运动”是要人们和死去的林彪划清界限。那么“评水浒，批宋江”就是要人们和“正在走的走资派”作斗争。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两次运动没太大区别，无非就是跟着走走过场而已。但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后一个运动如何表态，就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了。
在邓所发起的整顿中，工商管理专科学校又从工大分了出去，成立了单独的经济学院。父亲和张培林因在大批判中的作用独特，而被工大特别留了下来。当时工大核心组的负责人是秦川，胡耀邦的老战友 后来的人民日报社社长。秦川安排父亲和张培林参加学校核心组的学习，给党委常委们讲课。
在秦川和学校核心组的支持下，“评水浒批宋江”的大批判运动在工大很快就演变成了一个评水浒人物，讲梁山变迁的“故事会”，父亲精彩的演讲获得各方面好评，连学校食堂的大师傅们都要求专门为他们举办讲演。后来，张培林因工大无力帮助其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而转到河北邯郸工作。张在河北很快就成为了宣传系统的骨干，文革后出任了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
1976年，最高领袖去世，四人帮锒铛入狱，祸国殃民的文化革命宣告结束。而后经过两年多“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两个凡是”的口号被否定。套在人们头上的精神枷锁终于被解除。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告了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开始。全国群情振奋。一时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理论教研室的历史使命完成，北京工业大学各系都在忙着筹备新的开始。父亲也在考虑自己的新使命。
父亲向校方提出，根据改革发展的趋势，今后我们不仅需要工业技术人员，更需要懂工矿企业管理的工业技术人员。为此父亲建议工大开设企业管理课程，培养适合时代需要的复合型人才。校方对父亲的建议很感兴趣，特拨款请父亲到全国各地考察其他学校设置管理课程的有关实践。在历时一年的考察后，父亲向工大提出了一份完备的可行性报告。
在此同时，已更名为北京经济学院的工商管理专科学校，邀请父亲回去担任劳动人口研究所所长，更名为工运学院的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也邀请父亲回去任教。工大方面为留住父亲，当即宣布成立企业管理教研室，任命父亲为教研室主任。并为父亲配备了一批精兵强将，其中有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管理学硕士，有曾赴日进修过的资深教师，以及一些刚从国内各著名大学毕业的年轻新锐。
在新成立的教研室中，东西方不同的学术观点尖锐对立，志存高远的年轻人常不屑于琐碎的教学工作。父亲以宽容、理解的心态协调各种不同观点，处理各种矛盾与问题，终使新成立的教研室成为了一个富有活力的教学团体。
管理教研室成立之后，作为实验，首先为北京市举办了两期为期一年的管理干部培训班。取得经验之后，在工大高年级学生中招生，开办双学士管理班。而后逐步过渡，最后成立了管理系，管理学院。
在企业管理系成立时，父亲早已过了退休年龄。但工大方面依然不肯让父亲退休，希望父亲在新系走上正规之后再退休。父亲同意暂时留下，但谢绝出任新系的主任，只愿以副主任的身份协助年轻人工作。
1989年，管理系走上正规，成为工大热门院系。父亲功成身退。
父亲的一生是普通人的一生，没有建立什么惊天动地的“丰功伟业”。但父亲的一生是坦坦荡荡的一生。在共和国险恶的风风雨雨中，他没有消沉，没有自暴自弃，更没有趋炎附势，为虎作伥，他坚持了自己做人的底线。正是这份坦荡的胸怀，正是这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豁达使父亲在耄耋之年依然精神矍铄，依然有着一份对生活的热爱。
父亲这一生给我留下的最大精神财富就是那份豁达的心胸，那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人生态度。每当我独坐书斋，面对郁郁葱葱的小园，面对那份“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恬静，思索人生的意义时，我常感到父亲的一生内涵其实也很丰厚，值得铭记，值得回味，值得我去探讨其中的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