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89：武师失踪案（下）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23年第09期
作者：魏迟婴、东方明
九、彩票恩怨
印天乐的老爸印如玉的连襟叫庞冲，是汉口“百富典当”的老板。这人天生阴险，长着一张“面无三两肉”的瘦削脸，有抽鸦片的恶习，还好赌。阴险之辈一般都擅长琢磨，麻将桌上若是遇到这种对手，牌友通常只有输的份儿，不过是大输小输之分罢了。时间久了，庞老板在赌博方面鲜有敌手，因为大家都不敢跟他打牌了。
庞老板还有一个特点----深沉，他对于自己被众人疏远根本不在乎，转身就玩起了另一个把戏，在典当行之外又搞了份出售彩票的第二职业。
那时的中国彩票业刚起步，整个行业理念原始，方式简陋，对于庞老板这种麻将桌上能把一班牌友玩得团团转的高手，做点儿手脚自然容易。他把手脚做到了极致一一寻常劳苦大众的中奖率始终保持一定高比例，为嘛？吸引富豪呗！对有钱人他就不客气了，偶有中奖是一定的，但超级大奖那就是猴子捞月亮了。
为什么呢？因为庞老板在该轮彩票出售前就做了手脚，把预定的中奖号码来了个偷天换日----当然还辅助有一套类似魔术表演的手法，以便在当众生成中奖号码时掩人耳目。
庞冲是非常贪婪的角色，但同时也有见好就收的定力。当初他开始琢磨玩彩票游戏时，就给自己定下了最多只坑三个富商的规矩，从每个人身上弄他个几千大洋就罢手。这份第二职业他干了一年零两个月，如数完成预定的创收计划后，就宣布退出彩票业了。
这不幸被坑的富商正好三个，一个是侨居汉口的法国高级买办，一个是广州来武昌小住休闲的华侨，第三个是武汉本地人一一船厂老板关鹤龄。前两个被坑之后，都没意识到是中了人家的圈套，只以为自己运气不佳，好在这点儿损失他们承受得起。买办到了退休年龄，回巴黎安度晚年；那个华侨没多久也回了广州。只有船厂关老板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而且三人中他的损失最大。
他是经好友介绍认识的庞冲，从来不打麻将的关老板哪知道庞冲的厉害。庞冲忽悠他买彩票的时候，正巧关老板手头有一大笔现金，那是客户预付的定金。关老板脑子一热，花八千大洋买了四千张彩票。临末开奖，只中了二十一份一元奖券，气得差点儿吐血。
像庞冲这样的玩法，明眼人还是看得出来的。一段时间后，这种议论终于传进了关鹤龄的耳朵，关鹤龄心里翻江倒海，外表却不露声色。关家祖辈曾是清廷善扑营的二等扑户(即摔跤手)，后人都自幼学习跤技，虽说跟祖辈不能比，但毕竟根底是大内出来的，一直到关老板这辈，在地方上也还有些影响，三镇摔跤圈里奉其为前辈，还有不少同道中人经常来船厂向关老板请教跤术。在旧时，这就是江湖。
关鹤龄闻知庞冲坑他的传闻后，也不知是跟摔跤圈通了消息呢，抑或圈内有人为其抱不平，反正也就不过三天，当铺老板庞冲夜晚从外面喝酒回来，叫了一辆三轮，大概是喝得有点儿多，上车后不一会儿就迷糊过去了。他是痛醒的----被人从三轮车上扯下来，狠狠摔在地上，还没叫出声来，一块重石就砸碎了他的右膝盖骨。
庞家遍请武汉三镇的中西骨科名医，个个束手无策，因为膝盖骨已经粉碎了，接骨无从谈起；而且，众口一词说得截肢，否则一旦感染没准儿就把一条命给弄没了。幸亏汉口一个外国医生跟正好停泊在码头的美国军舰上的一位医生熟识，这位医生特别擅长对付四肢严重创伤，将人家请下来诊断后做了手术，好歹保全了这条腿。不过，也就是保住了腿没截肢而已，日后想走路那是做梦了。
庞冲吃了这个血亏，自然是哑巴吃汤圆，心里有数，内心肯定充满复仇欲念。但这种案子警方压根儿破不了，他的智商再高，性情再阴险，也没法儿把这罪名安在关鹤龄头上----否则一旦捅破这层纸，他在彩票上做手脚之事，恐怕也得闹个满城风雨，那时候，可就身败名裂了。这还是抗战爆发前的事儿。他把这口气憋在心里，直到 1950年初，终于迎来了一个复仇的机会。
庞冲有个女儿，国立武汉大学毕业后在教会中学教书，抗战胜利后结识了一个来武汉游览的英国贵族子弟，两人竟然一见钟情。半年后，对方来武汉举行婚礼，小两口去了英国。
新中国成立后，女儿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来信请父母及弟弟妹妹举家前往英国定居。庞冲夫妻反复考虑，决定听从女儿的建议。当时新政权对没有政历问题的群众出国定居的请求一般都予以满足，一应手续办得很顺利。但是，在离开中国之前，庞冲有一笔账要清算，遂开始实施他酝酿已久的针对关鹤龄的复仇计划。
元旦那天，庞冲请连襟“一壶乐”茶馆老板印如玉来当铺吃饭。这座前后三进、左右五开间门面、前店中库后宅的偌大院落，此刻空空荡荡。当铺里的一应物件早已清空，家眷先期去了香港，只有男女佣仆各一照料主人。
庞老板对连襟说:“我今天请你过来吃饭一则是告别宴，二则是想委托你，把我今生唯一的一桩心事给了结掉”
这桩心事，就是向十四年前让他成为残废的船厂老板关鹤龄讨个说法----
其实这么多年过去，船厂关老板的岁数也不小了，听说前不久还中了风，虽然没有落下肢体不遂什么的，但体质大不如前，而且血压三天两头往上蹿，中药西药都压不住，估计即使不去碰他，只怕也没几年可活了。庞冲的意思是，把关老板的一条腿搞断意义不大，要动就动关老板最为宠爱的小儿子，把他弄成庞冲如今的状况就可庞冲虽然是经营当铺的，但跟江湖人物并无结交，否则当初遭暗算后肯定会以牙还牙。本来，这桩心事无望了结，多半是要带进棺材的不过，如今情况不同了。庞冲全家即将移居英国，再也不回来了，而且家人已经先行离开，他此刻也就没了任何顾忌，可以放开手脚报仇雪恨了。
那么，具体该如何行动呢？他自己一个残废，肯定是报不了仇的。如此，就要麻烦连襟了，确切说，是麻烦连襟的儿子印天乐。“你家公子小小年纪，却天资聪颖，虽然没进过一天学堂，却混得有头有脸，据说江湖上还送他一个‘大将军’的绰号，真是后生可畏，厉害啊！所以，我想请老弟帮个忙，让天乐找些可靠的江湖朋友，帮我了结这桩心事。”
当然，庞老板不会让连襟白帮忙。事成之后，眼下这座当铺的宅院就姓印了一一当时没有房产交易中心之类的机构，请两个熟人朋友做个见证，在房契上写一行字，连同原户主一起签名盖章，就具有法律效力了，几分钟就能搞定。另外，庞冲还留下十两黄金作为印天乐雇凶的费用。
事后才知道，庞冲的这个大手笔只是空头支票，当铺是其向一个长期居住在上海的富户租的，租期三十年，每年六月付清当年的租金。房契是他伪造的，旧时开当铺的都有这种手段。他这种行为，倒是符和他阴险的本性一一临离开中国之前再坑一回人，不但坑仇家，还要坑连襟全家。
可是，印如玉却不知情。听说可以发这么一笔横财，风险也不大，不就是让儿子邀约几个人，打折船厂关老板的儿子一条腿吗？这种事警方当然要查，但不可能投人太多精力，查几天没线索，放旁边就是了。
于是，印老板立马点头:“成交！”
谁知回去跟儿子一说，印天乐却没多大兴趣。印如玉说:“你姨夫这几天就要去英国了.咱得给人家一个准信儿吧？你小子也是在江湖上混的，我已经收了人家的房产和黄金，要是不给人家办事，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
印天乐被老爸缠得没办法，只得敷衍:“你告诉姨夫，半年之内给他办到就是。”
转眼三个月过去。清明那天，印家上坟祭祖，按照旧时规矩在祖先坟前摆上一桌酒席。祖先吃席，自然要吃上片刻，趁这个空当，印老板对儿子说:“天乐啊，你上次答应的那桩事儿.至今没见动静，现在你当着列宗列祖的面说一下是怎么回事吧。”
印天乐这下无话可说了。他可以仗着父母宠爱不受管束，自由散漫，可总不见得把祖宗不当回事吧？在祖坟前，还真不能随口敷衍。于是他对父亲说:“我当初答应半年之内搞定，不是还有三个月期限嘛，你等我消息吧。”
别看印天乐小小年纪，江湖经验倒已积累不少。他没有马上去找江湖朋友，而是先设法了解船厂关老板儿子的情况。关鹤龄的儿子关俊是武汉三镇有些名气的摔跤手，相当于半个江湖人，打听起来并不犯难。也就个把星期，他就把相关情况打听清楚了。然后，就该盘算雇佣何人担纲此事了。鉴于关俊是有些功夫的，这桩活儿看来只有请马彪出马了。
跟马彪一说此事，对方一愣:“是那个船厂小开关俊？哦，这个有点儿棘手。他摔跤厉害，寻常两三人对付不了他。”
印天乐寻思，这桩活儿连马兄都认为棘手，料想武汉地面上我请得动的武林人士中更是无人敢应允了。“要不就来个以众胜寡，你多约几个弟兄；另外，可以带上家伙，再捎上黄沙一-千万别是石灰哦，托我的朋友 (他没透露是老爸派下的活儿) 要求打折一条腿，撒石灰的话，万一把眼睛弄瞎，事儿就闹大了。”
马彪思忖片刻，应允下来。印天乐倒也干脆，当场就把金条给了对方。
以马彪的性格和思维方式，其实是不适合接这种活儿的。如果给他一个准确的黑道定位，他是一个水上强盗，而印老板让儿子物色的，其实是那种擅长街头斗殴的地痞亡命徒。后者具有丰富的街头斗殴经验，懂得“乱拳打死老师傅”的真谛，在了解到目标的战斗力后，对双方的实力对比以及动手时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有一个大体上的估断，然后决定已方应该投入多少人手，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动手，采取何种战术，等等，还要事先去现场踩点，看好退路。
仅仅上述几步已经颇费思量了，但这还不够，还需向己方人员交代清楚本次袭击的目的下手的轻重，事后如何防范，并且要反复强调切行动听指挥，不可自作主张。一切准备就绪方可行动。
可是，马彪仅仅盯了袭击目标几天的梢自认为掌握了对方的出行规律后，就仓促决定下手。结果，活儿算是干完了，但完成得过于“完美”，把人家一对情侣都给捅死了。
事后，马彪也意识到这事做得有点儿过火，不敢去跟印天乐说。而印天乐这种“神童”型的性格，更是没心没肺。那几天他刚好攀上了一个从武当山下来的道士，跟那道士讨教道家内功的修习方法，两人待在东湖的一个小岛上，根本不问世事。
半月后，印天乐回到武昌家里，才从老爸那里得知船厂关老板的公子和其未过门的媳妇双双殒命之事。老爸神情焦虑:“儿子，这事做过头了，成了命案，警察正在调查呢！”
印天乐暗吃一惊，但脸上不动声色:“也不一定是我那朋友干的吧，关家另有仇人也难说嘛，回头我去问问。”
当然，他没有去问。这个节骨眼儿去找马彪，太容易引人注目。这小子还真沉得住气，也不出门，缩在“一壶乐”茶馆的后院，温习那道士传授的内家气功，说是“闭关”
而马彪呢，根本不知道他这个救命恩人的真实身份一-印天乐和江湖人物往来，一向是以“大将军”的名义，而非茶馆小开，主要是担心给老爸惹麻烦。如此，两人就一直没能见上面。他们平时约见的地点在汉阳汉南路杨公庙待印天乐七天后“出关”，前往杨公庙一看，那里已经成了军事禁区，遂断了找马彪问个明白的念头。
他们平时约见的地点在汉阳汉南路杨公庙待印天乐七天后“出关”，前往杨公庙一看，那里已经成了军事禁区，遂断了找马彪问个明白的念头。
专案组根据印天乐的交代，抓捕了“一壶乐”茶馆老板印如玉，其口供与儿子相符。那么，交际甚广的印天乐跟专案组“编外顾问’老郭的失踪是否有关呢？刑警调查下来，排除了其涉案可能。
至此，“胭脂路命案”的遗漏案情，专案组倒是意外调查清楚了，但老郭失踪案仍然是白板块。
十、江边钓友
6月27日，专案组再次开会研究案情。
高勇生说:“之前一部分同志受命对郭永昶的亲朋好友进行走访，未能发现跟郭永昶失踪有关的线索。今天分析案情，其他都暂时放在一边，就盯着一点- 6月20日上午郭永离家时是带着钓具的，而且跟妻子说过是去钓鱼的去哪里钓没说。这也不奇怪。据其妻彭氏说，老郭以往出门钓鱼也从不跟她说具体去哪里，只是回家后偶尔提及。在彭氏的记忆中，老郭常去的钓鱼点有三处，一个是长江边的清水礁，一个是中华路长江轮渡码头，再有一个就是沙湖。我刚才说的“盯着一点’，就是首先要弄清楚郭永昶那天到底是不是真去钓鱼了。如果是去钓鱼了，又是去的上述三处中的哪一处。这是眼下需要了解清楚的第一个内容。
“第二个内容跟第一个紧密相连，调查时不必另起炉灶，热锅下面条就是----要查明第一个内容，那只有去那三个垂钓点找他的钓友。如果访查到老郭那天确实在其中的某个垂钓点钓鱼的话，就可以跟人家了解那天钓鱼时老郭有没有什么反常迹象，比如情绪是否有异，抵达和离开垂钓点的时间是否跟往常不同，垂钓时是否跟其他钓友像往常那样交流，其间有没有人去找过他等等。
“这一步走下来，也许就能发现点儿什么线索。倘若没有收获，那接下来就要进行另一方面的调查了，那就是尽可能把他那天从其小东门家中前往垂钓点来回路上的情况弄清楚，比如他遇见了什么人，或者在什么地方停留过，诸如此类。反正，一个大活人绝对不可能凭空消失，他肯定有一个去处，这个去处可能是室内，也可能是野外，抑或上了一条船什么的，沿着这个思路继续往下查摸就是。”
众刑警都认同高勇生提出的调查思路，于是决定兵分三路，分头前往清水礁、中华路轮渡码头和沙湖这三个郭永昶常去的垂钓点进行调查
刑警陈宝德、楚秋水、路大道这一路很快就有了收获:6月20日上午，郭永去了中华路轮渡码头。
其时武汉解放不久，社会治安刚刚稳定下来，但就业形势依然严峻，无业市民的比例相对较高，即便有职业，收入也捉襟见肘。很多人利用业余时间去钓鱼，有些无业人员像郭永昶一样，差不多把钓鱼变成了自己的主业，几乎每天都要外出钓鱼，渔获就地出售或者拿到菜市场去售卖，换一些零钱贴补家用。
这些人通常都有各自固定的钓鱼点，比如老郭就有三个，轮番前往垂钓。像长江轮渡码头这样的钓鱼点，适宜垂钓的岸线比较长，每天都有数十甚至上百人来这里垂钓。在这些钓鱼者中老郭在武汉地面上堪称“人物”，尽管如此，他也从不曾把某个钓位据为已有，或者声明某个钓位由他专用。不过，按照不知何时形成的规矩他的这个钓位即使某天他没去，也不会有人占用一一一般来说，最好的钓位都是老钓客占着互相之间已经形成了默契，某人没来，钓位就空着，若有新钓客意欲占领，旁边人就会提醒“有人的”予以阻止。
去轮渡码头访查的三刑警中的路大道以前曾有过一段业余钓客生涯，知晓此道，在一字排开的二三十名钓客后面转悠了一圈，示意同行的两刑警在一个空钓位前驻步，对旁边两个钓客说对不起！打扰二位了，想向您二位打听点儿事。”一边说，一边亮出了证件。
这两个中年钓客都有着一张饱经风霜的脸。见是公安便衣前来调查，立刻表示愿意配合。听说是来打听老郭情况的，其中一人指着他们之间的那个空位说:“这就是老郭的钓位，不过他已有几天没来了。今天都这个时候了，估计也不会来了。他在长江边清水礁和沙湖也有钓点，要不您几位去那两处瞅瞅？”
刑警问明6月20日上午他俩正是在这边垂钓，遂向他们了解那天上午老郭是否也来了。得到肯定的回答后，继续询问详细情况:抵达的时间？情绪？跟他们的接触是否与平日有所不同？几时离开的？来去时间跟平时是否相同....
这一问，就了解到一个情况，老郭那天提前结束垂钓，10点钟过后就离开了。离开的原因是，他们正在钓鱼时，忽然有一个约莫十八九岁的青年在后面的路对面招呼老郭，称呼是“郭叔”。老郭便把钓竿固定在栏杆上，朝那青年走去。两人对面而站，说些什么别人自然没听见，但那青年的神态甚是恭敬。
老郭跟那青年交谈的时间很短，也就不过一两分钟。而那两位钓友的注意力并不在老郭身上一一他们都不是那种喜欢窥探别人隐私的人。片刻，老郭返回江边收起钓具，说有点儿事要去处理，跟二人道别。他是一个人走的，之前那个青年早就不见了。
刑警问:“老郭那天钓到鱼没有？”
钓友回答:“那天老郭手气挺好的，钓到了一条三斤多重的鲤鱼，还有好几条编鱼和娜鱼都带走了。”
那么，钓到的鱼老郭是怎么处置的呢？刑警推断有两种可能一
第一种可能是作为礼物送给请青年给他捎信儿的那个对象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此人跟老郭应该比较熟悉，甚至可以算得上是朋友。但是前几天专案组遍访老郭的亲朋好友，都说他失踪当天并未和老郭见过面，更没有联系郭，也就是说，老郭经常来往的亲朋好友里应该并无此公。而据钓友所言，那个青年对老郭甚是恭敬，如此，老郭如果要把渔获作为礼物送给那个朋友的话，送信青年应该抢着帮他拎着才对。可那青年送过口信后就离开了，显然是老郭让他先回去复命。
如此，就有了第二种可能。老郭手头不宽裕，得把当天的渔获出售后再去赴约会友。如果是这样，老郭会把渔获卖到哪里去呢？直接向附近住家居民出售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这时已经上午10点了，居民家大多已经去菜市场买好了当天的食材。那年头人们手头拮据，省吃俭用，家里又没有冰箱，6月的武汉已是夏天了，买了没法儿保存。所以，侦查员估计老郭会把渔获以比较便宜的价格向附近菜市场的摊贩出售。摊贩都备有大水盆，可以把鱼保存到下午两三点钟，到时那些购买晚餐食材的顾客就陆续进入市场了于是，三刑警决定去菜市场访查。
这一带有两家菜市场，分别在临江大道和北城角。刑警先去临江大道走访了十几个水产摊贩，一家家问过去，都说没有这么一个男子向他们出售过渔获。
接着又去北城角菜市场。这家菜场不大，但因为靠近长江，出售新鲜鱼虾蟹的摊头不少。刑警问到第五个摊头，终于获得了线索。
6月20日上午10时许，有个外形穿着疑似郭永昶的男子拎着钓具和装有渔获的网兜，前来询问摊主是否有兴趣收购这几条鲜鱼。摊主这天家里有事，比平时迟到两个小时方才赶到菜场，不但错过了最早的那拨市头，还没收购到一大早送到菜场的鱼鲜。摊主估计来人深谙此道，进入菜场的水产区域后，没在其他鱼鲜摊头驻足，而是直奔他这个没有鱼鲜出售的摊头来询问。摊主看了鱼获，又问了价钱，认为对方开的是良心价，遂把这几条鱼收购了。
来人收了钱，却还不走，掏出香烟请摊主抽，自己也叼了一支。两人抽着烟唠了几句闲话，临末那男子看了看自已手里提着的钓具，问摊主是否可以临时寄存在他的摊头上。摊主告诉他:“这边大约傍晚六七点钟收摊，菜场关门，6点钟前来取没有问题；或者，干脆今天不取了.明天上午过来取也行，菜场早上 5 点就开门了。对方想了想，摇头说:“多谢了，我另外找个地方寄存吧。”
那男子走后，在一旁的摊主妻子猜测，那位先生改变主意不寄放的原因，可能是他看到斜对面摊主养着一条狗，生怕那畜牲趁着生意忙时溜过来，把钓具作为玩具撕咬。刑警听着，觉得那妇人的分析不无道理。对于老郭这样的职业垂钓人来说，钓具就好比猎人的枪，一定是相当珍视的，菜场这种公共场所显然不适合寄放。
十一、南还是北
陈宝德、楚秋水、路大道三人回到专案组驻地，向正副组长高勇生、衣今昌汇报了调查结果。
这时已是午饭时间，其他两拨外出调查的刑警也回来了，听说陈宝德这一路查摸到了线索皆大欢喜，大伙儿自觉加快了用餐速度。饭后，没等组长宣布，众人就聚集在专案办公室里等着开案情分析会了。
会上，众刑警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语，复原了老郭失踪当天上午的行动轨迹----
那天一早，郭永昶正常出门，从其居住地小东门沿着云架路、粮道街步行前往长江边的中华路轮渡码头垂钓。之所以认为他当时状态正常除了其妻彭氏之前反映的情况之外，刑警还了解到，老郭当日前往中华路轮渡码头途中，在粮道街上一家烟纸店买香烟时跟熟人和店主聊过几句，熟人和店主均未发现老郭有什么异常迹象。更重要的是，他抵达码头后能像往常一样迅速进人垂钓的“入定”状态，获得了比旁边两位钓友多出一倍的渔获。
10 时左右，那个不期而至的青年突然出现老郭不得不结束了垂钓，或许这是其人生中最后一次垂钓。当然，当时他是不会预料到的。
陈宝德等三刑警在从北城角莱市场返回专案组驻地途中，又去小东门走访了老郭之妻彭氏特地向她了解老郭的熟人中是否有如同那个捎口信青年一般的人物。彭氏反复思索，临末摇头称否。因此刑警判断，那个捎口信的青年跟老郭应该不曾有过密集交往，请他捎信的人与老郭也没有熟悉到常来常往的程度一一有可能是多年前的朋友，比如学校的同学、早年的邻居之类，之后来往渐疏，但双方并没有中断联系，否则对方不可能知晓老郭每天在什么地方垂钓。
至于那人给老郭捎了什么内容的口信，这个，刑警眼下无法揣测。但通常应该是遇到了什么急事，必须请老郭前去当面解决。目前，刑警只能先把这个问题搁在一边，还是先弄清楚他离开轮渡码头后的行踪去向吧
老郭离开轮渡码头后，首先要做的是把渔获有偿处理掉，这个，刑警已经查清了，他去了北城角菜场。离开北城角菜场后又去了哪里呢？刑警首先排除了他沿着粮道街往回家方向走的可能性，否则，他完全可以把钓具送回家再出去的。也就是说，他要去的地方多半位于粮道街南北两侧。
那么，南北两个方向中，哪一个方向的可能性大些呢？这个问题，众刑警讨论来讨论去，没有一个准确答案。
高勇生环视众人，两道目光透过眼镜片最终停留在副组长衣今昌身上:“老衣，你是土生土长的武昌人，你说说看，哪怕仅仅是直觉呢。
衣今昌微皱眉头思忖片刻:“我觉得... ...老郭很有可能是往南走的。但你要问我依据，真的没有，就是你说的直觉。”
高勇生点点头:“往南，那就是朝自由路民主路那边走... ...不瞒诸位，我也是这种感觉但同样没有依据。大家是怎么想的？”
在座刑警中估计至少有一半以上又想起了“胭脂路命案”第一次案情分析会的场景，寻思哪有这样分析案情的？纯靠直觉，那不是唯心主义吗？一时间面面相觑，谁也不吭声，冷场了。就在这时，一个微弱的声音打破了沉默：“我赞同往南... ...哦，我有理由！”
说话的是青年刑警小周。他原是国立武大的学生，地下团员，1948 年 12 月因暴露身份奉命离开武汉去郊区隐蔽。这当儿正是国共决战的最后阶段，长江沿线中下游城市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都奉命执行迎接解放的秘密任务，像武汉这样的特大城市，地下党的使命更是重大。因此，小周的隐蔽并非躲藏和休养，而是另一种方式的斗争一一他被组织上选中参加编写《武汉三镇旧政权情况汇总》。
这是一套资料册子，按行业分册，小周参加的是“军警宪特保”内容的分册编写，其中的“保”是保安团。每个分册都有专人负责，由其进行分工，小周被指定编写“警”的部分。从1949年1月到4月，小周待在武昌乡下一个开明绅士的宅第内，没日没夜地埋头于书刊报纸和各种档案材料中，终于如期完成任务。正因为有这段经历，武汉解放后的次日，他一进城就被市军管会分配去参与旧警局的接管工作，后成为治安处的一名刑警。
如果要在专案组十多名刑警中选出一个对旧政权统治下武汉警务系统综合情况最熟悉的人，当推小周。此刻，小周就是利用这个优势，将其脑海中瞬间冒出的想法说了说一一
刚才提到过，6月20日让那个青年前往中华路轮渡码头给老郭捎口信的对象，跟老郭的关系应属于“一度稔熟，但后来降温，却仍有往来”的那种，也就是说，可能是老郭的老朋友、老邻居、老同学或者发小什么的，但近年来两人的关系大幅度降温，只是勉强维持有限的交往。当许他们之间发生过不愉快，使他对那个人产生了成见甚至到了不待见的程度，但是，尚未走到断交那一步。因此。这种不待见是有底线的，对方如若有事需要老郭帮忙，郭是抹不开面子一口回绝的。
不过，老郭的底线中肯定有“不跟对方有物质、钱财来往”这一条，那个青年捎来口信后他虽然同意前往见面，却让青年先行离开一既然他的底线是不能有物质来往，就得先把当天的渔获处理掉。否则，以老郭这种旧刑警兼武师的经历，哪会在乎区区几条鲜鱼？只怕顺道还会买些卤菜和老酒过去，把鲜鱼烹饪了跟对方痛饮一顿，也算是一番人生快意。
小周根据他对旧时武汉警界包括租界巡捕房在内的“企业文化”的了解，结合老郭本人与众不同的经历和个性，认为那个给老郭捎信的人多半是老郭以前的同事，不仅是旧警察，而且有可能跟老郭一起在汉口法租界巡捕房刑事部共过事。
然后，就要说到为什么小周认为老郭在处理掉渔获之后，会往粮道街南侧的自由路方向去的理由了一自由路有个旧时在武汉地面上的著名街巷名唤“户部巷”。户部巷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明代，朝廷的湖北布政司在该巷的东侧建有金库粮库，当时称为藩库，西侧则设有武昌府的粮库，户部巷正好处于两个官府重要库房的中间按照古代惯例，藩库粮库自有军队警卫，但明清两代地方官府中主政治安的最高部门桌台衙门出于防范的考虑，安排精干捕快居住于户部巷，每天出入时兼带暗中巡查。几百年下来，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以至于辛亥革命爆发推翻清廷后武昌警察局的刑警以及军队中的情报军官之类还是喜欢选择户部巷作为居所。
小周在整理旧警务材料时，曾经接触到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他根据户部巷至今仍有不少旧警务人员居住的情况大胆推测:老郭去了位于自由路、民主路之间的户部巷，他会见的那个人，十有八九是旧警局的老同事。
专案组刑警都认为小周的分析有理，啥都别说了，全体出动，去户部巷访查吧！
十二、旧警老狄
户部巷属于中华路派出所的辖区，刑警先去派出所一了解，这里果然有三十多户居民家庭的户主是旧警员，其中有九人解放后被新政权公安局留用，十三人改行自谋出路，还有十来人或被捕或潜逃。刑警翻阅了这三十多人的户口底卡发现其中十一人家里有儿子，跟前往中华路轮渡码头给老郭捎信的年轻人年龄相仿，就把这十一人列为首先需要调查的对象。
户籍警老陆是留用警员，对管片居民比较熟悉；武汉初解放时，副所长胡优才负责登记管段内曾参加反动军警宪特以及反动会道门组织的人员，对情况也比较了解。两人把这十一人的情况逐一介绍，从中筛选出了三个符合专案组刑警寻找条件的。小周指着其中名叫“狄振华”的户口底卡说:“多半就是这位了。”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老狄最早曾供职于汉口法租界巡捕房刑事部，后跳槽去了武昌警局，他很有可能是老郭在汉口法捕房供职时的同事。让儿子给老郭捎口信要求见面的主儿，应该就是这个狄振华了。
户籍警老陆告诉刑警，狄振华患有严重的高血压，两年前就从武昌警局辞职回家休养了。他有二女一子，两个女儿都已出嫁，丈夫都属于高收入阶层，一个是开私人诊所的名医，一个是银行高管；两个女儿自己也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一个在银行，一个是中学教师，她们每月分别给父亲一笔赡养费，比老狄当警察的收入都高。儿子刚满二十岁，自幼痴迷画画和制作小玩意儿，还拜师学了几年，据说作品获得过“两湖美术作品大赛”的第三名。解放后，他擅长的小玩意儿有了一个新名称，叫工艺美术品，他手艺不错，已经有上海、广州的商人向他预订作品了。
刑警听着有点儿迷糊，如此看来，这个老狄条件不错嘛，女儿孝顺，儿子有出息，家里经济收人也稳定，他遇到了什么紧急情况，非得心急火燎地约见老同事呢？
高勇生遂带着小周登门拜访。
狄振华的高血压还真是挺严重的，甫一照面，刑警就从其脸色过红上意识到这一点了。高勇生先跟他聊了几句身体情况，又问他今天是否服过降压药了。
老狄是刑警出身，自有那份见识，看来人气度不凡，而且说北方话，就用武汉话问小周这位长官是何许人。听说是“高处长”，刚坐下又站起来，向高勇生鞠躬。高勇生拦住:“我们过来是想向你打听一些情况，如果谈话中间你觉得身体不适，该服降压药立刻服，该去医院马上就医，生命为大哦！”
然后，就开门见山说到了6月20 日那天老狄让其子去中华路轮渡码头约请郭永昶见面之事。没想到，狄振华听着脸色倏变，之前因高血压绯红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眼神惊恐，浑身颤抖。
高勇生立即让小周给他服降压药，将其搀扶到沙发上。片刻，狄振华缓过劲儿来，脸色也正常些了，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老郭啊老郭，你可把我害苦了！”
这话让高勇生不禁一愣。郭永昶已经失踪数日，估计凶多吉少，倒霉的是老郭，这狄振华怎么反倒说是老郭害了他呢？
狄振华问:“高处长，您二位今天该不是来抓我的吧？”
高勇生说:“老狄，你是老警务了，见过一个当处长的只带着一个小警察上门抓捕人犯的吗？我们登门，是想听你说说跟郭永昶的交往还有就是6月20日那天你让儿子把他从轮渡码头请到家里来的原因。”
狄振华又是一声叹息:“真是一言难尽啊... .....
诚如小周的推测，狄振华与郭永昶确实是旧警同事。
狄振华早年毕业于京师警察学堂，返回武汉老家后，不用报考，就被汉口法租界巡捕房以特招的方式拉了过去，在刑事部当刑警。郭永昶比
他小十岁，进法租界巡捕房当刑事部捕探时，老狄已经是资深刑警了，当时担任刑事部华捕探长，相当于小组长，下面有五名刑警，郭永昶是其中之一。
两人都是武昌人，而且都居住在粮道街地域，上下班经常同出同进，关系比较密切。不过，狄振华虽是科班出身，而且是中国第一所警察专科学校京师警察学堂毕业的，当刑警时间也早，但其从事刑侦工作的悟性、灵性、人脉，以及作为刑警必须具备的擒拿格斗技能等，都不及郭永昶，几年下来，在上峰和同事心目中，郭永昶这个后起之秀的风头自然盖过了老狄。
法国佬务实，让郭永昶替代狄振华担任华捕探长。狄振华接到通知，吃了个闷，感到很没面子。哪知郭永昶自有一股武林中人的义气，直接拒绝了法国佬的提拔，说还是老狄当探长好，我在他手下干活心情舒畅，脑子就好使。法国督察长也没有勉强，既然人家不想干，那就维持现状吧。
狄振华对郭永昶自是感激不尽，两人的关系愈加密切。之后，法租界被收回，两人一起供职千日伪警察局。其间，狄振华卷人了一桩汉奸欺压善良民众造成严重影响的事件。他原本可以置身事外，但是碍于朋友情面，同时慑于伪警局日本顾问(沦陷时期汪伪政权的警局局长是傀儡，实权掌握在日本顾问手里) 的淫威，不听郭永昶的劝告，变相为这桩恶行提供了助力。事后，郭永昶把狄振华大骂了一顿，从此不再跟他来往。抗战胜利后，狄振华被知情人举报，遂被负责“肃奸”的国民党军方逮捕。因其在该案中属于从犯，加之家属花钱打点，只判了他一年徒刑。郭永昶得知，动了恻隐之心，曾去探监，并利用其江湖关系，让狄振华在服刑期间少吃了不少苦头。
狄振华刑满释放，不知动用了什么关系还是凑巧交了什么好运，竟然回到警局，仍旧当刑警。他曾托人捎话要请郭永昶吃饭以表谢意，郭永昶婉拒。1948 年，狄振华的高血压越来越严重，干脆离开警局回家养病了。
这期间，他和郭永昶并无交集。所谓“天有不测风云”，如果不是遇见一桩天大的难事，怕今生他也不会再跟郭永昶见面了..... .....
十三、特务医官
6月19日晚上，狄振华已经歇下了，忽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其子去应门，竟是老狄的大女儿伉俪。
两人深夜到访，必有大事！果然，大女婿宋志龙说他遇到了一桩大麻烦，夫妻俩商量不出路数，只得请干了一生刑警的老泰山给拿个主意。
宋志龙是留英医学博士出身，留洋时有个同学叫钟浩鹤，是学病理的，没考出博士学位就回国了。当时正是抗战前期，他一回到重庆老家就被“军统”给挖去了，戴签授其少校医官军衔，先是负责“军统”本部机关的医务室，但他不是学临床医学的，干了没多久，就被调去技术室研究跟病理相关的特工药物去了。
抗战胜利后，“军统”搞“战后复员”，钟浩鹤本想就地转业，拿一笔复员费，像老同学宋志龙一样开家私人诊所过一份滋润日子。不料戴笠不放他走，让他先协助清理接收过来的敌伪医药物资。钟浩鹤只好从命。
这桩差事还没做完，戴签死于空难，“军统”改组为“保密局”。接替戴笠的毛人凤让他继续效力，把清点工作做完后再复员，还许诺复员费加倍。可毛人凤的这个许诺未能兑现，因为时势变了，国共内战开始了。接下来的遭遇使钟浩鹤觉得，毛人凤在用人方面似乎不及戴老板。怎么说呢？毛人凤竟然下令，让已经是上校军衔的钟浩鹤对那些被内定“留守潜伏大陆”的特务小头目进行培训，教他们如何制造和使用毒药。
钟浩鹤不敢抗命，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但提出一个要求，一旦局势吃紧，请局座尽快安排交通工具，让他携家眷撤往台湾。毛人凤拍胸应允:“没问题！”
于是，钟浩鹤走马上任，当了“保密局特种技术培训班主任”。这个培训班只搞了一期，国民党方面已经吃不住劲儿了。毛人凤这回倒是守信，安排钟上校举家迁台。抵达台湾后，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就接到通知，让他去已经迁往台湾的“国防部保密局”总部报到。报到时他才发现，他现在的职务仍是培训班主任，也就是说，这个培训班还会办下去。
这下，他心里不踏实了一一他本想离开“保密局”，去部队医院找个技术岗位待着的。怎么办呢？他二话不说，写报告要求调往部队，如果不能去部队，那就去“国防部二厅”。仅仅写份报告，毛人凤倒也不介意，可他急于跟“保密局”撇清关系，竟然给“二厅”首脑郑介民写了一封信，而且这封信还是作为机要件从“保密局”发出的。
机要件专人专送，需要登记。毛人凤平时对机要处不是很重视，但那一阵儿不知怎么的，开始留意机要处进出函件登记册了，有时甚至亲自去机要处查看。这一查，就发现钟浩鹤给郑介民写过信。联想到自己刚刚收到钟的请调报告，马上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毛人凤跟郑介民表面上你好我好大家好，暗地里勾心斗角不是一天两天了。毫无悬念，钟浩鹤被划入了坐冷板凳的名单。除了冷板凳还有下文，半年后，毛人凤召见钟浩鹤，说由于美国方面的支持，原先已经停止的工作将继续开展，让钟仍旧回到“特种技术培训班主任”的岗位上去。
这个“主任”，钟浩鹤自然不愿意当，可总比坐冷板凳要强点儿，钟寻思，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哪知，毛人凤的话还没说完:“你赴任后先去一趟大陆，一是以本局特派员的身份对东南沿海诸省市进行视察，二是拟在广州举办一期“特种技术培训班’，培训对象是沿海省市的相关地下同志。你可先去香港做一应准备工作，待一切就绪，即密赴大陆，执行培训计划。”
这差不多就是让钟浩鹤在刀尖上跳舞了，但这是正式命令，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否则就不必密赴大陆了，直接就军法从事了。
三天后，钟浩鹤飞赴香港，入住“保密局”在香港的特务机构为其物色的安全处所，开始制订培训计划。
一日，脑子里忽然灵光闪现:我可以去大陆走马观花样地转一圈，算是视察；至于培训班，那就耍个花招吧，找个具备同样学历和行医、研究资质的医学专家来替代，我在香港遥控指挥就是。
这个专家当然得是大陆的，台湾这边的肯定别想......继而，他脑子里就有了人选:狄振华的大女婿宋志龙。
钟浩鹤跟宋志龙当年一起在英国留学，脾气投缘，关系密切，还对天八拜结为兄弟，钟为兄，宋为弟。回国之后，两人仍有书信往来，有时钟出差路过武汉，还借机跟义弟见上一面。1948 年底钟浩鹤举家去台湾前，特地从重庆赶到武汉跟义弟告别，两人知道这次分离后多半不可能再见面了，钱行酒都喝得泪流满面。
如此，钟浩鹤的主意就打在了这位义弟身上。
前，宋博士的诊所忽然来了一个操广东话的男子，说是看病，在宋志龙面前坐下后，却悄悄递过一张火柴盒大小的纸片。宋志龙定睛一看，只见上面写着“钟兄问候宋弟”六个字.不禁一怔。
宋志龙向来不问政治，也不大关心时事，对情义却看得很重。当下就给来人吃了一片药，说是需要观察半小时才能作出准确诊断。
来人自称姓时，来自广州，其实是潜伏广州的一名“保密局”特务，受命临时调派到钟浩鹤的培训专班。此次奉钟之命，专赴武汉邀请宋志龙赴香港探亲一一倒还真是探亲，宋的父母是南洋华侨，晚年在香港置房养老，他如果提出探亲申请，人民政府肯定批准。当时的政策，像宋志龙这样历史清白又有华侨家庭背景的知识分子人民政府是鼓励和支持他们去海外旅行的，目的是增进海内外民间沟通，宣传中共领导下的新社会的巨大变化。这一点，资深特务钟浩鹤是清楚的，否则，他不可能把这位义弟作为第一人选。
宋志龙听时某简述了一番情况，未作表态只说这件事需要有个周详考虑才可定夺。时某身上还另有任务，于是说那我最迟两周后路过武汉时再恭听先生回音。
这么一来，宋志龙真的要好好考虑一番了。
他生性不善掩饰自己的情绪，晚饭时心不在焉，妻子一问之下，不禁大吃一惊:“这是关系到身家性命的大事，你要拿准主意啊！”
宋志龙问妻子:“你说该咋办？”妻子也不是个遇事有主意的人，想了又想只是摇头:“这种事怎么让咱们遇上了.........要不去问问我爸，他当了一辈子警察，见多识广，也许能给我们出个主意。
于是，夫妻俩就来了个夤夜登门。
可是，老刑警狄振华听了女儿女婿的讲述也没了主意。这事太大了，一旦被公安机关发现，闹不好是要上刑场的。但是，根据国民党特务的行规，人家一上来不作试探就摊牌，那就意味着人家没给你留退路，一旦拒绝，就会被灭口。这一点，狄振华作为一名老刑警，自然是心知肚明。
无奈之下，他想起了郭永昶。当年自己若是听了郭永昶的话，没搅和到那桩案子里去，也不会吃那一年多的牢饭。由此可见，郭永昶的意见绝对是有价值的。
尽管郭永昶已跟自己断绝来往，但此刻性命攸关，狄振华也顾不得见面时的尴尬了。当初郭永昶去探监时，说起过他已成为半个职业渔夫之事，老狄知道他经常在哪里钓鱼。当晚反复考虑，他决定次日让儿子去把郭永昶请来。他告诉儿子:“那几个钓鱼的去处，你挨个儿找一下，你郭叔肯定在。到时你就跟郭叔说，我爸摊上大事了，他会来的。”
狄振华对郭永祖“虑念旧情”的禀性果然了如指掌，正在垂钓的郭永昶一口答应，让小狄先回家，说他把渔获处理掉就过去。至于处理掉的原因，刑警就估计得不准了，倒并非老郭小气，舍不得把钓到的鱼送给狄家，也并非出于“不能有物质、钱财往来”的顾忌，而是老狄这人有个毛病，闻不得鱼虾的腥气，从来不沾水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对水产品有过敏反应。这情况，郭永昶当然是知晓的，所以他要把渔获理掉，钓具也不便带过去，北城角菜市场不能存，他就拿到户部巷狄家门口，在路边一个烟店买了两包香烟，暂时把钓具寄存在那里。
郭永昶如约而至，不料，就早上这么一会儿工夫，狄振华却变卦了----这种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老郭这人嘴严，当然不必担心他向别人透露，可是，一旦他知道了，万一日后事情败露，他也会跟着受连累，被扣上一个知情不举的罪名。这么多年来，自己欠了老郭不少人情，如今已经是快入土的人了，怎么能再害人家？
可人家已经来了，总得有个借口搪塞吧。他对郭永昶说:“昨晚女儿女婿突然登门，说有大事请教。我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脑子也不好使了，不能为他们出什么主意，就想起了郭兄弟。刚刚派儿子去请你的时候，女儿骑着自行车赶过来，说问题已经解决了。麻烦郭兄弟折腾了一趟，真是不好意思... ...·..
郭永昶眼里闪过一丝疑色，老狄估计自己的这个托词，郭未必相信，不过，郭也没再追问狄振华留郭永昶吃饭，让儿子去外面馆子叫了几个菜，开了一瓶酒，两人边吃边聊，一个多小时方才结束。
郭永昶离开后，狄振华犹自不太放心。尽管郭永昶不是好事之徒，可毕竟是多年刑警，而且比自己更有刑警天分，万一让人家发现什么端倪......
正在纠结之际，高勇生和小周登门拜访，才有了老狄“是不是来抓我的”之问。
十四、舅甥大盗
听了狄振华如此这般一番坦白，高勇生暗想，如果此事属实，那就是一桩比失踪案更严重的政治案件啊。他让小周留下，自己立刻去了市局。
侯政副局长听了高勇生的汇报，考虑片刻，“此事等我向朱局长报告后另作安排，为防发生变故，我这就指派人员对户部巷狄振华父子和狄家的女儿女婿进行暗中保护。老高，你还是集中精力，先把郭永昶失踪的案子给拿下来。
这个安排正合高勇生的心意。他是中南公安部派下来搞调研的，临时主持“脂路命案”的侦查已属破例，接着调查老郭失踪，那是顺势而为。况且，老郭是他发展的“特情”，总得对人家有个交代吧。待把老郭失踪案拿下来，他就不能再以这种方式搞调研了，再这样“调研”下去，只怕就得留在武汉市公安总局工作了。
当然，老郭失踪案查到这一步，相当于又回到了原地。不过，毕竟弄清楚了老郭那天上午的去向，那就沿着这个去向继续往下捋线头吧
专案组再次召开案情分析会，众刑警讨论的焦点是:老郭的失踪跟他去老狄家是否有关。如果有关，老郭的失踪与老狄女婿所涉特务案就属于一桩案子，专案组能不能继续办下去，还得听市局领导的；如果无关，那老郭离开老狄家之后，又去了哪里？
经过一番讨论，高勇生汇总了大伙儿的意见:老郭当然能察觉到狄振华是在找借口敷衍他，但他再聪明，恐怕也不可能猜到狄振华的难言之隐背后，竟然隐藏着一桩与敌特有涉的案子；而敌特方面，也只是对狄之女婿宋博士发出了前往香港的邀请，探探口风而已，还未进入实质性的行动阶段。即便他们对老狄一家人进行秘密监视，也不至于因为老郭的偶然上门就对其采取灭口措施。否则的话，不等警察找上门.只怕狄氏父子和女儿女婿已经被灭门了。
那么，郭永昶离开狄家后的去向应该如何查找？没别的办法，只有全体出动，以户部巷为中心向周围辐射，对周边住家、商铺、路人进行访查，指望能够查摸到有用的线索。
这一查，就是三天。查到第三天下午 4 点多，专案组刑警蒋大力、老金终于传来了好消息。
蒋大力和老金负责云架桥路段的走访。
云架桥不是一座桥，而是一条长约五百米的小巷，连通粮道街和小东门，路面随地势起伏故称“云架桥”。在专案组排出的数条调查路线中，有一条是假设郭永昶离开户部街狄宅后，直接回家。那么他的正常路线应是从户部街经自由巷到粮道街，然后沿粮道街往东，一路经过与粮道街交叉的解放路、胭脂路、朱家巷、棋盘街，再往前就是云架桥了。
这三天来、蒋大力和老金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走了七八趟，沿途的住家、商铺甚至小贩和乞亏都认识他们了。尽管没有任何收获，他们还是严格按照专案组领导的指令反复走访，一次次请那些已经熟识了的群众“再想想”。
这天下午，看看时间已经快 4 点了，两人寻思今天又没指望了。三天走下来，腿部肌肉有明显的酸胀感，老金说咱们歇一会儿，两人遂在路边的凉茶摊坐下，买了两碗凉茶解渴。还没喝两口，前面传来一阵自行车铃声。打眼一看，从粮道街上拐来了一辆绿色邮政专用自行车。
当时还被坊间按旧时习惯唤作“邮差”的这位邮递员，是个年约四十的男子，姓丁，因常年出没户外，肤色黝黑，街坊们都称其“老黑”。他也不以为忤，别人叫他“老黑”，他就乐呵呵答应。根据邮政行业的规定，邮递员在正常情况下一天上下午各投递一次邮件，此刻“老黑”正在执行当天的第二次作业。
之前，蒋大力和老金已经跟“老黑”在街面相遇数次了，因为互相之间不认识，都是擦肩而过。当下，两人看见“老黑”骑车过来，老金几乎熟视无睹，蒋大力脑子里却忽然灵光闪现:这个邮差每天都要从这里经过，郭永昶家里是长期订阅报纸的，说不定他认识老郭呢，何不问问看？
这一问，还真问对了！
旧时邮政业被称为“金饭碗”，捧在手里比公务员还牢靠。当然能够捧到是有条件的，其中必备的一条就是得有一定程度的文化。“老黑”当初入职时，据说是一个脸面白净举止斯文书生模样的小伙儿，正儿八经初中毕业，还有英语夜读班的结业证书，可想而知他的记忆力应该是靠谱的。
刑警向他打听老郭 20号那天有没有遇到老郭，他想了想:“20号......我好像还真见到过他！”
蒋大力一听，立刻激动了:“在哪里？”
“就在云架桥这边嘛，往前七八间门面的赵记面馆’门前。当时差不多是下午2点钟左右，他一手提着鱼篓，鱼竿搭在肩上，正往南边回家的方向走。是我叫住他的，因为有他一封信。
“还记得是一封什么信吗？”
“这个我还真记得。老郭我还是比较熟的。他平时订的报纸不少，有时一年订两三份，但少有信件。所以，那封信我特意注意了一下。是一封挂号信，落款地址是六渡桥铜人像畔木器店，寄信人姓任，好像叫·....·笠翁，当时只是一眼扫过，不敢打包票。”
“然后呢？”
“然后？然后他签收了信件，我就骑车离开了，我还有上百户人家没跑呢！”
蒋、金二位随即返回粮道街专案组驻地向领导报告。
高勇生说:“这样看来，老郭原本是打算回家的，半路收到了这封挂号信，就改变主意，去跟写信人见面了。老衣，你和大力、老金马上去邮局查签收单，坐实寄信人的确切地址，然后到他家附近看看情况。”衣今昌、蒋大力、老金三人当即出发，先去邮局，查得确实有一封挂号信寄至小东门老郭家，是老郭签收的。寄信人的名址是“汉口六渡桥铜人像畔木器店 任笠翁”，六渡桥邮局的邮戳显示收寄时间是6月19日16时。
稍后，高勇生与衣今昌等人在六渡桥派出所会合。他们在派出所了解到，挂号信落款上的这家木器店，坐落于民生路、民族路、民权路交会处，乃是一家只有两个木匠、一个账房先生的木工小作坊。账房先生名叫任笠翁，是个五十来岁的小老头儿:两个木匠是任笠翁的外甥，分别叫袁开山、袁填海。若论木工手艺，袁氏兄弟倒也确实对得起他们两个名字的气魄。
旧时木工分粗木工、细木工两种，造桥盖屋属于粗木工的活儿，细木工则擅长精工木器的制作。袁开山、袁填海哥儿俩粗细木工活儿都精通，而他们的舅舅任笠翁更厉害，绝活儿是木雕工艺，那制作的就是艺术品了。试想，这么一家技术实力具有明显优势的木工作坊，且坐落于六渡桥这么一个有利位置，生意想不好都难。可是，这个“难度”竟然被这舅甥三个给突破了。舅甥三个好吃懒做不算，还嗜赌成性，技术再好，名气再响，也经不起他们挥霍，木器店的经营状况可想而知。不过有一点，这三舅甥在武汉的木工行业中是可以稳拿第一的，那就是交游广阔，三教九流的朋友举不胜举。在朋友们眼中舅甥三个属于“散仙式”的角色，一天到晚不务正业，悠哉游哉。事实上，任笠翁早年还真的在武当山当过道士，据说对道家功夫颇有研习，两个外甥跟着他，自然也学了一些。木器店后院宽敞，他们经常在那里站桩打拳、舞刀弄剑。
以上就是派出所介绍的有关这个木器店的情况。高勇生听罢，问出面接待他们的吉所长，这三人在旧社会是否参加过什么党派组织或者会道门之类？”
吉所长说:“没发现他们有什么历史问题不过，他们一主要是那个任笠翁一跟三教九流的江湖人物肯定有较多交往，其他不说，解放后不仅武汉本市，省里其他地方也经常有办案人员前来找他外调。
十五、武师失踪之谜
次日上午，木器店来了两个男子，一个是任笠翁的老友、“一江春水大酒楼”老板、市工商联常务理事富祥云，另一个是武汉市人民政府派驻市工商联的专职干部邓纯真。
邓纯真是武汉古玩商邓必毅的小女儿。邓必毅是做生意的，自然也喜欢广交朋友，其中不乏中共地下党。邓纯真受其影响，追求进步，1948年就已是中共党员了。而邓老板跟任笠翁也是老交情，他做古玩生意，时不时需要能工巧匠制作古玩器件的高级包装----那就需要任笠翁的巧手了。据说邓老板对任笠翁的手艺非常欣赏，每次定制细木制品，工价都高于市场平均价格，而且谈妥即付全款。
富、邓两个此次登门，是受市工商联委托请任笠翁为市工商联装修礼堂出主意的。这件事早在一个月之前就已由富祥云跟任笠翁说起了而所谓出主意，其实就是设计了。按照规矩，由任笠翁设计的项目，相关木工活儿肯定也要由他的木器店接下。
武汉解放后，木器店的生意不及以前，舅甥三个的懒惰习性也稍有收敛。而市工商联有钱，给他们干活儿绝对不会吃亏。任笠翁当时一口答应，富老板说此事还需工商联理事会开会通过后方可最后拍板，料想没有问题，请任笠翁静候佳音。
一个月后的今天，任笠翁见邓小姐与富老板同来，便知道这事成了。果然，邓纯真说:“今天专程前来，是想请任先生携二位高足一起前往市工商联查看施工现场、丈量尺寸，再花些时间制订设计方案，一旦方案被理事会认可，就可以签约开工了。”
富先生还补充:“就照以前的规矩，签约即付全款。对于任先生的技术和信用，大伙儿是信得过的。”
任笠翁不疑有他，欣然答应，唤上袁开山、袁填海，三人随富、邓前往市工商联。
一行人离开后不到五分钟，专案组刑警与市局刑技人员就悄然来到木器店，通过技术手段打开店门上的司必灵锁，对全店进行检查。不久，便在后院堆放木料的棚子里挖掘出郭永和的尸体，法医尸检确认，老郭死于他杀，系遭到凶手偷袭，先以钝器击打后脑勺致昏迷，再用尖刀刺中心脏身亡。刑技人员还在木器店第二进，也即任笠翁舅甥三人生活区发现了未曾清理干净的血渍，经检测，与被害人血型相同。
任笠翁、袁开山、袁填海三犯随即在市工商联被捕。
那么，舅甥三人与老郭究竟有何仇怨，以致要下手加害呢？这事还要追溯到十五年前----
1935年，还缩在汉阳偏僻角落一处草房里的任笠翁、袁开山、袁填海舅甥三人，木工方面的技艺还没像后来那样了得。任笠翁以街头测字卜卦为业，“二袁”则背着木匠工具穿街走巷找木工活儿做，饿肚子不至于，但手头拮据那是免不了的。
任笠翁看似一介书生模样，其实是因不守道规、品行不端，被武当逐出山门的。他觉得自己空有一身本事，却只能过这等委屈日子，心有不甘，决定干一票大的，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
那时袁氏兄弟二十岁上下，正是血气方刚自觉天下都去得的年纪。听舅舅如此这般一鼓动大为兴奋。任笠翁经过半个月的踩点、筛选，将汉口霞飞将军街(今岳飞街)上的一家中医诊所作为目标。
这家诊所只有一个四十来岁的恽姓郎中坐堂问诊，一家四口生活在诊所的后堂。恽郎中擅长外科，医术在武汉三镇业界属于中等偏上，但行医、做人守规矩，口碑颇佳。任签翁之所以选中这个目标，是因为恽郎中近日刚把位于武昌的祖传宅第卖掉，手头应该有一笔银洋。另外，听说郎中喜好收集古玩，估计家里藏有值钱货色
这年2月下旬的一个夜晚，舅甥三个从诊所后面的小巷越墙潜入。原来只想抢劫，不准备行凶的，哪知这个看似文弱的恽郎中竟然是练过功夫的，奋起反抗，一拳就把袁填海击倒！搏斗中，任笠翁用来遮掩脸面的纱巾落地，苦主一眼认出，强盗即是平日里在汉口地面上走街串巷测字卜卦的任先生。如此，就必须灭口了一一其实何止灭口，而是灭门！
三强盗这次作案所获颇丰，除了七百多银洋，还有恽郎中收藏的几件青铜和紫砂古董。舅甥三人蜗居数月，待躲过风头，任笠翁去九江销赃。那几件古玩，除了一把紫砂壶，系数出手获银洋六百余元。三犯用这笔赃款购置了六渡桥的一幢旧房，修缮后开起了木器店。其余赃款则被他们挥霍殆尽。
法租界地面上发生这样一宗灭门血案，巡捕房自是重视，刑事部查了八个月，未能破获，遂成为悬案。那时的警务机构，不论华界还是租界，只要成为悬案的，除非发现明显线索，一般就没兴趣重启调查了。待抗战期间法租界被汪伪政府收回，接收法捕房的日伪警局更没兴趣查什么陈年旧案，这桩特大案件就这样不了了之了。事后想来，如果不是任笠翁脑子里新近冒出的一个念头，这宗灭门案恐怕就要被人遗忘了。任笠翁是个思维比较活跃的家伙，他觉得解放后的日子过得不如旧社会自在。那如何才能“自在”呢？偷渡去海外不用考虑，不仅是能否偷渡成功的问题一一人生地不熟，一个可以投靠的亲戚朋友都没有，而且舅甥三个一句英语不会说，也不会粤语，别说异国了，只怕香港也没法儿待。
那就只好退而求其次，出资打造一条五吨木船，舅甥三个都是会操舵把桨水性好的主儿，今后就生活在船上，在长江中下游漂泊，沿途招揽些木工活儿，凭他们这份手艺，料想吃穿不愁不过，六渡桥这边的房子还得保留着一-他们的户口都在这边，而且是新政权承认的“良民”，还是劳动人民。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自由自在过日子，不受行业协会、工商联、居委会的“骚扰”，也不用参加什么群众大会、义务劳动、捐款捐物活动。
当然，常年在长江上漂泊，一旦遇到合适的机会，客串一把旧时“长江兄弟”的营生，也在他们的考虑之中。这件事说说容易，真要实施起来，还是有些难度的:请船厂打造一条木船倒是没问题，只要付钱就行，至于质量监理，他们三个都是内行；麻烦在于办证，新政权规定，超过一吨的船只下水航行，需要办理船舶证、航行证、水手资格证、出省证等一系列证件，这个，任笠翁就没办法了。他往日的关系自打武汉解放就基本失效了，没逃离武汉的那些朋友如今自顾不暇，更没有能跟新政权的办事人员说得上话的。
那该怎么办？任笠翁反复考虑下来，寻思只有找郭永昶想办法了。
任笠翁是怎么跟郭永昶攀上朋友关系的呢？那还是任笠翁舅甥三个作下那桩灭门案一年之后。1936 年，老郭其时还是法捕房刑事部的捕探。有一天，老郭这个探组接到刑事部法国督察长派下的一桩差使:雇几个从事穿街走巷职业、头脑活络的帮会角色，去监视一家白俄开的面包房。
后来知道，这几个白俄前不久与其在上海的老乡去南京作了一起杀人越货的大案，苦主是南京政府某大员的亲戚，该大员向蒋介石告了一状，指责首都警察厅工作懈怠，据说蒋介石为此拍了桌子。首都警察厅那班头头脑脑不得不重视了，向上海、武汉、天津等有白俄侨民城市的租界警方发出紧急协查函，许以重赏。汉口法租界巡捕房接到该函后，考虑到行业名声和赏金，对此颇为积极，刑事部法国督察长交给郭永昶的差使就与此案有关。
郭永昶原本并不认识任笠翁，但听说过此人----任笠翁是从武当山下来的，跟老郭一样也是练武术的，就把这个名字留在脑子里了。老郭接受任务后，想到可以请任笠翁帮忙，可他跟人家没任何交情，贸然登门显得唐突，就请一个跟任笠翁关系不错的帮会人士出面，双方约定于某日在汉口“鸿运楼”吃饭。
如此，一年前刚刚作下灭门大案的任笠翁以及他的两个外甥竟然成了法租界巡捕房的临时工，更不必担心露马脚了。这舅甥三个对法捕房的差使挺积极，利用自己的职业身份为掩护，经过半个多月的秘密监视，向老郭提供了准确情报，汉口法捕房一举破获了这宗惊动了蒋介石的外籍劫匪大劫案。
自此，郭永昶和任笠翁就有了交往。不过，像任笠翁这样曾在某桩案子上帮过忙的朋友，老郭认识一大把，他对于跟此类朋友的交往也有尺度:如果对方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帮忙，只要他能在合法且安全的前提下帮得上的，一定伸手，而且不收报酬。多年来，老郭严守这个信条，不做刑警后也是如此。而任笠翁呢，尽管想跟老郭套近乎，却始终找不到机会。
武汉解放后，任笠翁和老郭并无联系。但任笠翁知道老郭这等人物的思维，求到他门上，他是不会不伸手的。这次面临船舶办证难题，他就想到了郭永昶。
不过，他不敢登门拜访----武汉解放以来如老郭这种曾在旧警局供职的人，时有“出事的消息传来，不管是否有历史问题，忽然有一天派出所来人让你去收容大队“学习”，那就只好服从。而这种“学习通知”，有时就是警方抓人的一个借口，头天进收容大队，次日去看守所再过几天进监狱甚至上刑场，这样的传闻多了去了。毕竟老郭的经历比较复杂，如果他头天去了收容大队，隔天任笠翁稀里糊涂撞上门去，那岂不是给公安人员提了个醒----不如再查查这个家伙。那可就弄巧成拙了。
不方便上门，那就写信吧。至于老郭的住址，武汉三镇的武术圈子里半数以上的人都是晓得的。为确保这封求助信能寄达，任笠翁还特意去邮局寄了挂号。
诚如任笠翁所估料的，老郭果真古道热肠。那天午后从狄振华家出来，老郭回家途经云架桥，正好遇到邮差“老黑”。收到任的这封挂号信后，当场拆开，感觉任笠翁的请求合情合理合法，这种情况解放后他经常遇到。当下也不回家了，立刻前往六渡桥。钓具不便寄存，那就随身带着吧。
没想到这一去，老郭就进了阎王殿！
任笠翁当然不是无端杀害老郭的。他被捕后交代，起因是他自己的一个疏忽。
啥疏忽呢？十五年前，他和“二袁”合伙在汉口法租界恽郎中诊所制造灭门血案时，不但劫得一笔不菲的钱款，还劫走了几件古玩，其中有一把紫砂壶。其他几件古玩，待警方的调查风头过去，他都出手了，唯独这把紫砂壶，任笠翁有点儿爱不释手，干脆留下白用。
这天下午，郭永昶收到挂号信后随即登门。任笠翁喜出望外----简直是受宠若惊，赶紧让座沏茶奉烟开西瓜。老郭是贵客，当然不能用一般的茶具招待，任笠翁就拿出了这把紫砂壶。紧接着，就发生了让他后悔不迭的一幕一一他一时疏忽，竟然忘记了这把紫砂壶的来路。茶一端上来，郭永昶立刻对这把紫砂壶产生了兴趣，盯着它左看右看。任笠翁心里一咯噔:糟糕！要坏事！这老郭可是当年负责调查汉口法租界恽郎中诊所灭门血案的刑警之一呀！
要说任笠翁的反应，还真不是寻常人能比的。见老郭的注意力集中在紫砂壶上，马上笑呵呵说:“兄台对这种老古董感兴趣啊？我这里还有几件呢，都是两三年前一位朋友送的，我拿出来给您看看。”
说着，起身绕过八仙桌，打开郭永昶身后的柜子。从柜子里取出来的可不是什么古董，而是根面杖形状的硬木短棍。老郭没有意识到危险临头，还在端详紫砂壶。说时迟那时快，精谙武当贴身短打术的任签翁挥起短棍，闪电般打向老郭的后脑勺。这个位置是人体的软档，老郭猝不及防、当即昏迷。任笠翁跟着就抄起一把尖刀、一刀扎在老郭胸口......
专案组分析了三犯的口供，认为需要进行调查核实，遂派员调阅了原汉口法租界巡捕房的档案卷宗，发现郭永昶的确是当年负责调查“恽郎中诊所灭门血案”侦查专班的成员，还是该专班三个探组的组长之一。
前往调阅卷宗的刑警还发现，任笠翁劫得的这把紫砂壶原是一对。任笠翁舅甥三人杀害郎中全家后洗劫财物时，老二袁填海手忙脚乱，失手把其中一把紫砂壶摔碎了。次日法捕房接报警派员赶到现场，老郭也在其中。这把紫砂壶的碎片成为该案的证据之一，经过重新拼接，拍照存档。尽管时隔久远，如今已经找不到那把紫砂壶的原件了，但法捕房的卷宗里还留有照片。经比对，的确跟任笠翁木器店里的那把紫砂壶一模一样。
老郭是此案的经办人之一，对这把紫砂壶印象深刻。冷不丁在任笠翁的木器店里见到一把极为相似的，自然要仔细端详一番。也许当时老郭并没有把紫砂壶和当年的灭门案联系起来，可任笠翁做贼心虚，为防万一，还是对老郭下了毒手.....
1950年10月下旬，任笠翁、袁开山、袁填海被武汉市军管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他案件另案处理。
老郭的家人也得到了一笔抚恤金，家人按照政策得到了安置。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