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朋友QQ空间里看到一张清代的“净身契约”的图片，殊觉实为一件难得的历史文物，通过这张简单的契约，我们似乎能发现许多东西。
这是一份为防止净身术后发生意外诉讼的契约，契约正文是：“太原槐树庄刘二狗，年方十四，今自愿净身。因术后事故难测，故成败不论，生死不论。日后如有官司之事，净身师概不负责。苍天在上，二狗父母在旁，特立此净身契约，以资守约。”接下来是二狗、二狗父亲、净身师和证人的签名及手印，落款时间为“清顺治十七年正月初五”。按顺治十七年即公元1660年，至今已有354年，我们看到的并非实物，只是QQ图片，考古于我乃十足的外行，依内容言，也许是件真实的东西。倘若是为实物，那么，这一份不足百字的契约，可以让我们透过历史的尘雾，发现许多有价值的历史文化。
当然，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平民百姓的血泪悲怆，毫无疑问，刘二狗乃贫家子弟，只要家境稍好一点的人家，谁会让亲生骨肉履此凶险，而且，从“二狗”之名也可看出其贫寒出身。一个十四岁的孩子，竟然被迫走上这条绝路，斯时医学落后，一无麻醉，二无良药，用平常剃刀放火上炙烧一下权作消毒，硬生生地把人的生殖器官割切下来，其血腥与恐怖，与上断头台有什么区别。因为手术野蛮、技术落后，术者除了遭受身心巨大痛苦之外，往往是命悬一线，九死一生。我们也似乎不能责备二狗父母之心肠狠毒，不是走投无路，谁能忍心把自己的亲生骨肉送上形同不归路的手术间。
当然，也不排除有以自宫而求富贵者，但不管怎样说，都是生活的无奈，是值得我们同情的。这契约中的刘二狗，净身之后，是不幸死亡还是侥幸活下来，今天已是无法考证了。就算活了下来，是进了皇宫做了太监，还是凄凉的活在民间，今天我们也不得而知了，但不管是怎样的人生道路，刘二狗的命运绝对是凄悲的、不幸的。
中国是文明古国，也的确值得国人永远自豪着。但是，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无不是玉石杂糅、泥沙俱下。许多优秀的文化令世人瞩目，但许多垃圾的文化也同样令人震惊。不说别的，就古代女性的缠脚，男人的自宫，无不是令人发指的灭绝人性。所以，说继承传统文化，尽管早就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权威言论，可数十年来，无不是左右摇摆，几时有过正确的态度。要么是全盘否定，把婴与洗澡水一起倒掉；要么全盘继承，把香茗与鸦片全盘皆收，这些做法让我们的民族吃尽了苦头。然而，时至今日，国民对传统文化仍鲜有正确的态度，比方说古代的风水学。其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的统一、宜居环境的选择等健康内容，至今还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但我们一些人热衷的不是这些文华的精华，而是愚昧的接受糟粕，比如原山东泰安市委书记，因有“大师”点拨，自己是当副总理的命，但命里缺“桥”。于是下令将已按计划施工的国道改道，使其穿越一座水库，顺理成章地在水库上修起一座大桥，帮助其“飞黄腾达”。
在上海，一位拥有硕士学位的某银行职员高某。因为风水师说：“那座高架桥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就好像是冲着你家这个方向刺过来的利剑一样，这样的房子太凶了，绝对不能住人，否则主人将有血光之灾。”于是毅然退掉了自己千挑万选选中的房子。
再比如说古代伦理学中，“五常”之尊老爱幼、长幼有序的优秀传统未能深入人心，倒是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理念都深入人心。“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现象普遍存在，“民主”二字抛之云外。这一切，真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反省，应择其善者而从之。
其次，通过这一纸契约，我们看到了古人对契约的重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净身，乃关乎身家性命的大事了，其生死难测的结局就以简单的一纸契约的规定而成为合理的东西。当然，以今天进步的法学观来审视，这一纸契约是有悖法理的；但是在当时那个时代，这是一种普遍性的合理形式。一件有关人命的大事，仅一个证人便将其确定为权威性的文件，充分证明了哪个时代的人们对契约守约性的普遍认可。古人说。“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又说“一诺千金”，可见古人对信用的崇敬。然而，这样一个优秀的文化传统，到今天似乎已不断淡化。别说这一民间契约，就是法律文书也奈何不了一些“强人”，比如各地众多的“老板”，自己吃香喝辣，就是不肯把应给的工钱给民工，乃至要人民法院去强制执行。再比如说如今这医患关系的紧张，真是到了无可复加的程度，其中固然也有极个别医生的“草菅人命”，但相当大的部分却是患者一方的无理取闹。手术有风险，这是正常的，医生在手术前都要向患者家属说明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并要在家属签字之后才要病人手术。按理说，如果不是医生不负责任的失误，正常病情发展致使恶化乃至死亡，应该都是以一纸手术协议作为善后处理原则的。可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就是可以出尔反尔，背信弃约，依然医闹如故。不都是说时代进步了吗，可人的自身素质却还不如古人，这“进步”真还值得推敲。
同时，我们从这份契约还能发现一个问题，以一纸不足百字的契约就确立了生死由命的承诺，这法律的权威性甚至超过了今日某些地方的法庭判决。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契约是指“依照法律订立的正式的证明.出卖.抵押.租赁等关系的文书”。1932年美国律师学会在《合同法重述》中所下的定义是：契约是“一个诺言或一系列诺言，法律对违反这种诺言给予救济，或者在某种情况下，认为履行这种诺言乃是一种义务”。可见，这契约还是具有法律权威性。在这个契约中，唯一的证人刘有财应是当地的乡绅。一位乡绅，具有如此的权威性，可见当时地方社会自治之强。古代封建社会，政治黑暗，吏治腐败，这是史实；但是，在那个社会中的广大乡村，乡村自治却达到了最高水平。在那个时候，每个地方的乡绅几乎都是自觉组织起来，他们往往会捐献资金，负责当地的公益事业，比如修桥铺路、赈灾济贫、兴办义学、营建义渡等等。因为在科举时代，没有“功名”的人是不允许进入地方乡绅自治领导层的，因此，这些人素质较高，大都会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品行还算端正，廉洁奉公，能真正为群众办事，所以为乡民所敬重和拥护。
各个地方因为有了这样一种乡民自治的形式，故在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和谐等方面所起的作用甚至远远超过了官府。不说别的，明代中叶之后，有多位皇帝长期不问政事，而万历皇帝朱祤均更是足足有二十五年没有走出寝宫，甚至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官员们从未见过皇帝的“票拟”和“朱批”，国家机构处于半瘫痪状态。中央机构除刑部外，大多是群龙无首。而地方官府更是缺员甚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明代统治还依然维持了百余年，这不能不说是地方乡绅自治的结果。有学者认为，乡村地方自治第一次恶质化，始于晚清1906年废除科举制度之后。由于废除了功名，谁都可以当地方领袖，三教九流之辈便凭借资本、宗派、宗教乃至用武力、耍无赖，纷纷攫取地方自治的公器。这些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形成派系小集团，忙于争权夺利，置贫苦农民于不顾；他们既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约束，又不受政府控制，独霸一方，贪赃枉法，为所欲为，无法无天，从而使农村的社会开始动荡不安了。而且，流风所至，代有陈袭，以至和谐的乡村，平生出许多的龌龊。
今天社会主义时代的优越性，已是过往任何时代都不可同日而语的；但社会最基本的乡民自治，其中真还有许多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