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老烟学不了金敬迈。他一直师法肖洛霍夫，用油画般的细致来描写现实生活，努力刻划复杂的人物形象，没法这样天马行空地搞创作。金敬迈则是“野路子”出身，未曾系统学习过名家作品，1962年才开始搞创作，1964年就写出《欧阳海之歌》。他的本行是话剧，在部队当过多年文艺兵，演技不错，口才很好，知道怎么把一个故事讲得生动，而绝不会“拘泥于历史真实”。因此，“才能大胆创造，花样翻新，开创我们一代新的文风，创造出表达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精神面貌的独特艺术形式”——此乃总政文化部部长刘白羽对他的评价。刘于1966年3月26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1.2万字的长文《〈欧阳海之歌〉是共产主义的战歌》，对由自己部门弄出来的这朵奇葩进行了毫不掩饰的吹捧：
“《欧阳海之歌》的出现，是毛泽东思想在文艺战线上的巨大胜利。它说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正排挞一切，锋利前进。它是一座新的里程碑，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欧阳海正如雷锋、王杰一样，以其无比的光芒，以其强大的威力，庄严地宣布：共产主义理想在中国现实生活中具体实现了。……只有有了真正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艺术观，才能掌握真正无产阶级的艺术方法。如果只从资产阶级文学史中，按照抽象定义，去解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那是纸上谈兵，谈一百年也掌握不了这一革命的创作方法。”
与“这一革命的创作方法”相对，“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遭到了无情鞭笞：
“是塑造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时代的光辉英雄形象，还是把各种过了时的、资产阶级灰暗的小人物充塞在社会主义的文学作品中，这是用无产阶级世界观还是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的根本问题，是为无产阶级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根本问题。……把‘中间人物’——也就是资产阶级小人物推到文学创作的主要位置上，用以来否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英雄形象。这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一股潮流在文学方面的表现。毫无疑问，这种主张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按照他们的主张写的人物，只能引导人民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而走向资本主义道路。”
从老烟那一天的创作日记中，不难发现：他是看过这篇文章的，并且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所写的余抱一，不正是“灰暗的小人物”吗？刘白羽作的政治排挞，已经大有姚文元的风格。其实这不算巧合，因为刘姚二人都受到江青的直接影响。1966年2月份，江青“在上海邀请部队的一些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座谈”，她的讲话记录经过毛泽东三次审阅，最后形成了一份重要文件：《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于4月10日批转全党。这份《纪要》奠定了文革时期的文艺路线，刘白羽的文章与之高度契合，显示他已经利用职权之便，近水楼台先得月了。
《纪要》的下发时间，刚好在二编室与老烟座谈的前一天。阙道隆点明老烟写余抱一受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影响，这也是《纪要》里重点批判的一种文艺思想。《纪要》还专门点名肖洛霍夫：“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要敢于碰他。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所以说，老烟已经在多个地方触雷，幸亏他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否则下场不会比吴晗好到哪里去。
批判现实主义是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狄更斯、司汤达等大作家，都是这一流派的代表人表。他们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现实生活，反映社会黑暗面，因而被视为资产阶级文学家里面的进步派，曾经受到无产阶级文学家如高尔基的高度肯定——事实上，“批判现实主义”的标签就是高尔基整出来的，那些大作家倒没有觉得自己属于同一个阵营。
根据高尔基的定义，“批判现实主义”天然就是资产阶级的，因为无产阶级是进步阶级，不用批判，也不能批判。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过这一点：
“对于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
“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
“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
到延安去“投奔光明”的中国文人，本质上都可以归入“批判现实主义”行列。毛泽东那时对他们喊话，还是比较客气的，因为中共尚未夺取政权，需要他们在人民大众当中替自己做宣传。到了“反右”，就不用那么温良恭俭让了，直接将暴露“人民的政党”的知识分子扫地出门。老烟本来是把余抱一作为反面教材的，不过给了他太多戏份，没有突出正面人物。最后虽然让他死得很难看，但仍然“暴露”得太多，所以让阙道隆感到由衷的讨厌。话说回来，老烟的师父既已变成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他自己领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的标签也并不为过。
对于文艺路线的转向，不光三位编辑看得明白，就连郭澄清也能觉察出来。尽管老烟对他不太感冒，郭其实是个相当成功的作家，此前已经发表过颇受好评的短篇小说《社迷》，后来更是完成了有名的长篇小说《大刀记》。他去中青社改的稿，正是《大刀记》的前身《武装委员》，当时已经出了校对清样。和老烟谈话的时候，他显得踌躇满志，如同即将临盆的大姐；而老烟则像在家保胎的文燕，明显底气不足。没想到文革一来，他的《武装委员》也难产，直到1987年，在《大刀记》出版多年之后，才换个名字《决斗》生了下来，但因为时过境迁，并未产生多大影响。
有意思的是，据其家人记述，郭澄清其实也是肖洛霍夫的拥趸，在写《大刀记》的时候经常翻阅《静静的顿河》。所以他对写作方法的自觉调整并不容易，《大刀记》的出版相当痛苦，并且还是赶上了邓小平1975年出来主持工作才得以通过。金敬迈所创造的“真正无产阶级的艺术方法”没几个人能够真正掌握，他的非凡成功也没办法继续复制。文革一结束，这一文学门派就逐渐式微，最后消失得无声无息。
2023-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