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中国的皇帝权力太大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也奈何不了他。平时我们说谁谁独断专行，说一不二，“就象皇帝颁了圣旨一样”，是必须照此办理的。古代戏曲里说，皇帝说话是“开金口，露银牙”，说啥是啥，任何人都无法改变，所以才有了“桐叶封弟”等无数荒唐。尤其是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传统的帝王社会就被一些文人打上了“专制”的标签，把中国传统社会描绘成一幅帝王在上、为所欲为，群臣战兢、唯命是从的“奴才”式画面。事实上，古代帝王并不是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的，也有着太多的约束与无奈。
古代帝王不能随心所欲，主要是有着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的制约。主观上的制约是传统的“天命不可违”的文化道德体系，令其不敢胡作非为；客观上的制约是传统的“三省分立”的政治制度体系，令其不能随心所欲。
古代皇帝乃万乘之尊，他谁都不怕，但他怕天怕地怕鬼神怕因果报应，而且还害怕违背礼法的指控，害怕史上留下恶名。有了畏惧，就有了收敛，所以在中国古代，有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那就是历代帝王都有“罪己诏”，说通俗点，就是今天的检讨书。 相传最早始于夏禹、商汤，此后,周成王、秦穆公、汉武帝、唐德宗、宋徽宗和明、清诸帝, 都曾经颁发过罪己诏。罪己诏大多是在社会矛盾尖锐、内外交困，国家危难，天降凶兆之时颁发的 ，是帝王对自身过错和失败进行反省、忏悔。因此 史称：“禹、汤罪己 , 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所以，“罪己诏”成了帝王认错悔悟的经典模式。
据学者统计,历史上共有79位皇帝下过罪己诏：汉朝15位、三国3位(曹魏1位、孙吴2位)、晋朝7位、南朝14位、北朝1位、隋朝1位、唐朝8位、五代6位、宋代7位、辽代1位、金代1位、元朝4位、明朝3位、清朝8位。当然也有死不认罪的，如秦始皇就是，不过这些皇帝的下场都很惨。
史上最著名的罪己诏，要算汉武帝在晚年作的《轮台罪己诏》了，汉武好功好战，使得“海内虚耗，人口减半”；加上自己骄奢淫逸，盐铁垄断，使得民怨沸腾，怨声载道。晚年，他深知再不改弦易辙，汉王朝将会成为亡秦之续。于是下《轮台罪己诏》，公开承认：“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悻，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反省自己的错误，悬崖勒马，调整政策，宣布“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诚为亡羊补牢，尚未为晚，只是苦了百姓好几十年。唐德宗李适生性自负而贪婪，兴宫市与民争利，猜忌功臣，使得藩镇纷纷割据，天下危困。他两位贤臣李泌、陆贽叫他认错。于是由陆贽执笔起草罪己诏。这道诏书一开头就说：“致治兴化，必在推诚；忘己济民，不吝改过。”其言词恳切，据说竟令“士卒皆感泣”。北宋末年,金兵进逼，在此紧要关头，徽宗听从大臣的建议，下罪己诏 ,在诏书中列数了自己的罪过：“言路蔽塞,谄谀日闻,佞幸专权,贪官得志。赋税竭生民之财,戍役困军伍之力。多作无益,侈靡成风。”“追思己过 , 悔之何及！”尽管斯时北宋王朝大势已去，装模作样的“罪己诏”已无济于事，可这检讨还是够具体而深刻的。历史上颁“罪己诏”最多的皇帝是清世祖顺治，他在位时,自然灾害多,“水旱累见,地震屡闻”,“冬雷春雪,陨石雨土”，他把这一切自然现象都归罪于自己的“不德,上干天咎”,所以屡下罪己诏。临终时还留下了一道罪己遗诏,淋漓尽致地为自己列举了十四条罪状，那决不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的藏藏掖掖推卸责任，而是痛彻灵府，了无虚语。
除了畏天命，古代帝王还怕史官，他们一般不想在青史上留下骂名，所以对自己行为多了些检点。那唐太宗何等功业，但也还怕史官给他留下什么污点，所以贞观十六年四月的一天，他对史官褚遂良说想看看他的《起居注》：“卿记起居，大抵人君得观之否？”褚遂良说：“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也，善恶必见，戒人主不为非法，未闻天子自观史也。”褚遂良坚决拒绝了他。太宗还是不死心，进而打探：“朕有不善，卿必记耶？”褚遂良答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载笔，君举必书。”唐太宗最终也没有看成《起居录》。北宋司马光《涑水纪闻》记，一次，宋太祖赵匡胤正在花园弹鸟，有臣说有要事相报，结果报告的是平常事，赵匡胤很生气，对方却说总比弹鸟重要。赵匡胤大怒，用斧柄撞掉来者两颗门牙。来人将牙拾起来放到怀中。赵问他是想去告我吗？来人答：臣没地方告你去，但史官会把这事记下来的。听罢是语，这赵匡胤立马陪上笑脸，并赏赐了来人。
不管今天我们怎么看，九五之尊的皇帝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自己的错误，并能公开做出深刻检讨，且能在一定程度上改正之，这完全应给以肯定的。说句不中听的话，今天有些共产党人还真没有这种胸襟与勇气，究其原因，根本一点恐怕就是错误理解了“共产党人是无所畏惧的”这条“语录”，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不怕了，就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
另一方面，皇帝做事，也还有着制度的约束，不是随心所欲任其胡来的；当然，历代如商纣、秦皇、隋炀等许多暴君是不受任何约束管制的，但无一例外都是亡国之君（秦亡在二世，究其本原，实亡于嬴政也）。当然，这种制度有一个完善的过程，概言之，唐初确立的“三省分设、三权分立”是古代政府政治结构最成熟的模式。唐朝承袭隋代的三省六部制，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分担秦汉以来的丞相职权，钱穆先生《国史新论》有个形象的比喻：“汉代宰相是首长制，唐代宰相是委员制”。中书省负责草拟政府的最高命令，称为“定旨出命”。草拟诏令的官员是“中书舍人”，《资治通鉴》中记载，中书省有六位中书舍人，多是富有文学资望的人。遇到有政事，他们先开会讨论研究后，确定基本原则，然后各自起草诏书，称之为“五花判事”。草诏完成后，交由中书令选定修改，再交给皇帝，如果皇帝认可，则在诏书上画一个“敕”字，但是，这样的诏书还不能成为政府合法命令。这封画了“敕”字的诏书，要送到门下省审查复核。门下省设给事中四人，通过认真研究，如果他们认为诏书有问题，便可将诏书驳回，称为“涂归”。所以，即使皇帝画了“敕”的诏书，如果没有门下省盖章，就不能生效，那圣旨也就等于废纸。只有通过了门下省审核同意签发了的诏书，才能交到负责执行的尚书省，由尚书省发给吏、礼、户、兵、刑、工六部执行。这样三省权力平等，达成决策、审议和行政权的互相制衡。唐太宗为了避免中书和门下省在诏令的草拟和驳回之间，造成不必要的延误和麻烦，在门下省内设立了政事堂，即“中书、门下省联席会议”，两省长官、侍郎都要出席。诏书要盖上“中书门下之印”，才算合法，否则就是乱命，不必遵从。历史学家都承认，唐王朝是封建社会鼎盛期，何以至此，制度的科学是重要的原因。
正因为如此，古代社会的皇帝也有说了不算的情况，比如《旧唐书·刘祎之传》载，唐睿宗垂拱三年，刘祎之被诬告收受贿赂，并与别人的妾私通。刘祎之虽是武则天提拔的，，但反对武则天摄政，武氏认为刘忘恩负义：“祎之我所引用，乃有背我之心，岂复顾我恩也!”因此对刘怀恨在心。这次，武后抓到了整肃刘祎之的机会，于是她命肃州刺史王本立审查此案。王本立向刘祎之出示敕命，没料到刘祎之看了文书，驳斥道：“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因为武后是挟私报怨，没经过中书省、门下省审批，刘祎之根本不把这圣旨当作回事。
北宋仁宗年间，杜衍任宰相。据《宋史·杜衍传》记，当时一些皇亲国戚，想沾皇帝的光，谋个官职，仁宗有时候碍于情面，只好发诏书封官；可是宰相杜衍审核一概不批准，“每内降恩，率寝格不行，积诏旨至十数，辄纳帝前”，仁宗也无法，只有向欧阳修诉苦：“外人知杜衍封还内降邪?凡有求于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还也。”
而宋真宗朝的宰相李沆则更不给皇帝面子。真宗甚宠妃子刘氏，想封她做贵妃，于是，写了一道诏书，派人送给宰相李沆审批；但按宋朝的规定，刘氏没有做贵妃的资格，李沆竟当着使者的面，把宋真宗亲手写的诏书给烧了，宋真宗无奈，只能打消这个想法。据《宋史·李沆传》云：“沆对使者引烛焚诏，附奏曰：‘但道臣沆以为不可’其议遂寝。”史书言之凿凿，白纸黑字，这些事儿应该还是真实的。
可见，道德的规范，制度的约束，是政治清明的重要法宝，没有道德抑制人性中的恶念，没有制度管束住手中的权力，潘拉多盒子中的邪恶就会全部释放，咱们老百姓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同时，我们也不要错误地认为，古代帝王真正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他们有着道德与制度的双重制约，很多时候、很多事情还是不能胡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