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革命期间，我们大队部门口，不知是谁给贴了一幅用辞刻毒的对联。上联是：油炸党支部；下联是：清蒸陈老伍。横批是：横扫牛鬼蛇神。
这个对联里的陈老伍就是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陈兴武。
我是一九六八年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回到家乡的。那时候，能读高中的人很少，全大队就只有我一个高中生，我成了大家公认的文化人。
当时，社员们做什么都要有证明。上街赶场要生产队的证明，不然半路就被拦回来；进城办事要大队的证明，不然连旅馆都不准住；结婚生子也要大队证明，否则公社就不予办证。
我一下成了大忙人。乡亲们写假条书信要找我，结婚生子写证明要找我，我是来者不拒，乐于为大家帮忙。
六九年的春天，大队检查春耕生产，陈书记带着一队干部来到我们生产队。他把我叫到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问我：“赵星，这是你写的吗？”
我接过纸一看，原来是我几天前给吴清莲写的结婚证明。我点头回答说：“这是我写的。怎么啦，有什么不对吗？”
“你呀，你呀！”陈书记有些埋怨地对我说，“你知不知道她是地主子女？你怎么能给地主女子写结婚证明呢？”
我有些迷惑不解，难道地富子女就不能结婚吗？
“那是很明显的嘛。”他理直气壮地说，“他们那些狗崽子，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你给他们开证明，让他们结婚生子，地主阶级就有了接班人。这样下去，阶级斗争啥时候才能消灭呀！”
他说完这些话，一直用责备的眼光看着我，仿佛我犯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错误。
看他那忧心忡忡的样子，我不便当面反驳他，只是轻轻说了一句：“重在表现嘛。”
我们村的人都知道，陈书记出身雇农，在旧社会受过地主阶级的压迫，对地主富农怀有刻骨的阶级仇恨。在他心目中，地主富农是天然的敌人，比“帝、修、反”、比“刘、邓路线”还坏。地富分子就应该被消灭，必须让他们断子绝孙，阶级斗争才能结束，世界才能太平。
大队召开批斗大会，无论是批“封、资、修” ，还是“批林、批孔”，陈书记都要把全大队的地主富农绑起来跪在主席台下陪场。每次批完林彪、孔老二，就是毒打阶级敌人。他在大会上常常讲，地富反坏右虽然是死老虎，但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刘邓路线，林彪孔老二就是他们的代理人。
我们大队有个林场，场长叫贺清友，是一个癞子。只要是大队召开批斗会，他都要背上背篼，拿起砍刀提前上山去砍黄荆树条，准备大会上打人。那些年头，地主富农只能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贺清友心狠手辣，打得那些地主富农遍体伤痕、喊爹叫娘，他们也不敢有半句怨言。
我和贺清友年龄差不多，我们读小学是同班同学，平时关系还可以，无论做什么事，他都愿意对我说。他每次砍了黄荆树条回来，都要兴奋地对我说，明天又要斗争阶级敌人了。在他看来，痛打阶级敌人是一件很开心很高兴的事。
有些时候，我看到那些地富分子被打得遍地打滚，就私下劝他说：“贺清友，不要把缺德事做多了，小心下辈子还是个癞子。”
贺清友一点也不甘示弱，他振振有词地反驳我说：“我打的是阶级敌人。毛主席说，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打死他一个，毛主席就少操一份心。我打死十个，毛主席就少操十分心。”
有一次开斗争大会，打完了地富分子又打地富子女。那些年纪和我差不多，有些比我年纪还小的地富子女，也被迫跪成一排。贺清友拎着指头粗的树条，从他们头上一路抽打过去。打得那些地富子女抱头挡脸，喊爹叫娘。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走过去拦住他说：“你龟儿子少作点孽，以后是要遭报应的！”
后来，贺清友没有遭到报应，可能是他的无知让上帝原谅了他。
但是，我们的村支书陈书记却遭到了悲惨的报应。
一九八一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师校教书。有一天我刚走出校门，就在软脚坡意外遇到了陈书记的老婆蒋素珍。她背了一个大背篼，里面放着一些粮食、蔬菜、柴禾，上面还有一个铝锅。
这是我离家四年后第一次和她见面。她很惊喜，不停地向我问这问那，还问我现在做啥子。我告诉她我在师校教书。
“你呢？这是要去哪里？”
“我到唐家井去。”她说，“我们家那个死鬼在那里医病。”她是西充人，她说的死鬼就是陈书记。那边的女人喜欢叫自已的男人“死鬼”。
我真不敢相信，短短四年时间不见，那个身高体壮、说话声若洪钟，走路威风凛凛的陈书记一下就病倒了。
“他得的是啥病？”我问。
“我也不晓得” 她说，“阴阳先生只是叫他去西方医病。” 她还告诉我，陈书记的脑袋被医生剃得光不溜溜的，像个皮球。
我帮她把背篼放下来，好让她歇口气。她说她很忙，刚刚做完包产地就出来了，她要忙着去看陈书记。
我们站在路边上，她简要地把陈书记这几年的情况跟我说了一遍，就背起背篼匆匆忙忙往唐家井赶。
原来，包产到户以后，陈书记一夜之间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天天沉默寡言，一个人把自已关在屋里，足不出户。别人分到包产地兴高彩烈，仿佛搞了二次“土改” 。只有他心事重重，郁郁寡欢。
他不赞成包产到户。共产党搞了几十年，从互助组，到合作社，人民公杜，都是走的集体化道路，怎么说到说到就倒退回解放前了呢？这不是资本主义复僻是什么？他说啥都不敢柤信，共产党会做出这种事来。不搞阶級斗争了，他这个支部书记该怎么当呢？他又该做些什么呢？面对突如其来的社会变革，他的思想怎么也转不过弯，过不了坎。他整天没精打彩，无所事事，连公社召开干部会都懒得去参加。
恰在这时候，有一个在外面当干部的本村人调回了我们公社担任党委书记。这个乡干部在集体生产时，家庭子女多、负担重，是有名的超支户。有一次生产队分粮食，由于沒有交清超支款被陈书记碰上了。陈书记不由分说，硬是当众把他分到箩筐里的粮食倒了出来，伤透了他的面子。调动工作时，组织部本来是叫他担任区委副书记，他却哪里都不肯去，坚决要求回到本乡当公社书记。
新书记上任以后，很快免去了陈书记的职务。陈书记不再当支部书记了，但我们大队的社员仍然叫他书记。
她老婆劝导他说，现在包产到户，家家户户都各自在地里种庄稼，哪里还用你去管他们呢？支部书记那个官当不当有啥关系，只要管好自已那二三亩地、有吃有穿就行了。
他根本听不进这些劝告，因为他有难解的心结。他搞不明白，他没有犯任何错误，公社党委就把支部书记给撤了。他更不明白，走得好好的集体化道路，为啥一夜之间就灰飞烟灭？难道过去所做的一切都错了？党还是那个党，国家还是那个国家嘛，为啥说变就变呢？他成天在屋里走来走去，冥思苦想，把头都想大了、想爆了，却始终找不到答案。
农历三月间，正是农村收割的大忙季节。别人都在地里抢种抢收，他却一个人跑到红江镇赶场。刚走拢白土坝，就听见土地庙前一个老太婆自言自语地说：“死期都快到了，还去赶啥场哟。”
他吃了一惊，环顾左右，周围并无一人。他觉得很奇怪，场也不再赶了，掉头就往回走。他的邻居叫陈大茂，是生产队会计，解放前曾在洋溪街上卖香腊纸钱，思想有点迷信。陈书记回家就去找他商量。
“是不是有人在跟你开玩笑？”陈大茂说。
“我从未走过那条路，更不认识那里的人。”陈书记说。
“你得罪过什么人吗？”陈大茂又问。
陈书记不说话了。十几年的支部书记，哪能不得罪人呢？
土地改革斗地主分田地，大跃进捉拿偷粮吃的社员，反右倾时吊打反对大兵团作战的人，文化革命批斗地、富、反、坏、右，哪次运动他都要得罪人。
但是，他得罪的人都住在本乡本土，不可能跑到蓬溪县去报复他。
第二天洋溪镇逢场，陈书记在曲线街碰见算命先生唐瞎子。唐算命为他占了一卦，大惊失色地说：“你撞到鬼了！”
陈书记可是一个不怕鬼的人。五八年大炼钢铁需要烧柴，他就带领社员挖坟取棺；文化革命“破四旧”，他敢把金匣庵庙里的菩萨全部推倒在山沟里；全民办学的时候，又是他首先提出拆庙建校。他不相信世界上有鬼，我曾不止一次听他说过：如果有鬼，推倒在水沟里的那些菩萨怎么不显灵呢？
从洋溪镇赶场回来，他又去找陈大茂商量。陈大茂对他说：这世上的事情谁也说不清楚。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你还是小心一点的好。
这时候，他的心有些虚了。一九七二年拆庙建大队小学时，他见庙里一块石板很光滑，就叫人抬回去作了洗衣板。三年饥饿时候，他的前妻背着他偷了半袋红苕，被他逼着游乡，想不通吊死在皂角树上。死鬼女人伸着长舌头，瞪着眼睛的悲惨情景仿佛还在眼前。
想到这些，他开始对鬼神感到忐忑、感到恐惧了。他开始行动起来，在一个大雾迷漫的早晨，请了四个壮劳动力把洗衣石板抬回原来的庙址上，还噼噼叭叭放了一串鞭炮。为了安抚前妻的冤魂，他关起门来，找了一个阴阳先生偷偷在家中做起了超生道场。道士扎了一个稻草人，把他穿过的衣服穿在草人身上，还在上面用墨水写上他的名字。让他披麻戴孝跪在前妻的神像面前烧钱化纸，磕头作揖，忏悔罪过。在香烛的熏烤之中，在纸人纸马面前他一直诚心诚意地跪了三天三夜。
做过超生道场以后，陈书记的情形不但不见转机，反而便每况愈下。他整天坐卧不安，心神不宁，只想往外面跑。见到人就说：“复僻了！复僻了！复僻了！”偶尔有人问他：“啥子复僻了？”他就把双手卷做话筒，故作机密地挨近人家耳边小声涚：“分地复僻了。”村里人都把他当做疯子，见他走过来都纷纷绕道走。倒是一群光屁股小孩天天跟在他的身后，在田野里跑来跑去。家里人忙着种庄稼，哪有时间去管他。有一次，他居然掉进了路边的蓄水池，淹得扑哧扑哧的。要不是一个过路人把他救起来，他早就没了。
他总是想往外面跑。他的老婆怕出意外，下地前就把他关在屋子里，收工回来才放他。一个秋雨绵绵的上午，他偷偷跑出来去洋溪赶场。走到半路上不慎摔了一跤，躺在地上爬不起来。赶场的人一批又一批从他身边走过，没有一个人愿意停下步来拉他一把。
半上午时分，他呆坐在泥水里，好不容易看见本队的地主吴子风走来赶场，大老远就招呼吴子风说：“你是去赶场吗？忙不忙？能不能拉我一把？我爬不起来了。”
吴子风是我们大队头号阶级敌人，在讲阶级斗争那些年代，是一个逢会必斗的地主分子。吴的女儿当年找我给她写的结婚证明，拿到大队盖章，陈书记说什么也不同意她嫁人，三十几岁还待在家里嫁不出去。大队批斗地主富农时，吴子风曾被打折了两块筋骨，他的手杆也被打断过。
吴子风走到陈书记身边，看了看陷在泥沼里爬不起来的死对头，不无讥讽地回答说：“陈书记，我是阶级敌人，我的手被你们打断了，不能拉你起来，对不住了！你慢慢爬起来吧，我先走一步了。等贫下中农来了再来拉你。”
说罢，他头也不回，竟然从陈书记身边扬长而过。
我再次见到陈书记已经是一九八二年的秋天了。
那时候，他已经被老婆接回家里。唐家井的神医在他头上开了一刀，从里面挑出一根白筋，在伤口上贴了一块膏药，说是这根筋在作怪，挑出来就对了。他在神医家里住了一个月，仍然不见好转，只好由她老婆接回家去。
那天是个星期天，天气阴沉沉的，浓重的乌云笼罩着天空，田地里一片灰暗。我回家帮助家里人在干板田里栽种油菜。栽着栽着，我抬头突然看见了陈书记。四年不见面，他已经变得差点叫人认不出来了。
他佝偻着背，身上脏乱不堪，光秃秃的头上扣了顶旧灰帽，手里拄了根长长的破竹竿，正一步一步地，慢慢往他弟弟家走。他走得很艰难，走一步歇一下，走一步歇一下，估计在那里已经吃力地走了很长一段时间。
他弟弟叫陈兴顺，房前的院坝筑得很高，只有一条窄长的小路才能上去，坡度也很陡。陈书记拄着竹杆，沿着小路慢慢往上爬。他每爬一步，都要停下来歇一会儿，等积聚起力量后再往上爬。他爬了很久，眼看就要爬到院坝边了，突然脚下一滑，一个趔趄就从上面滑下来，像坐滑梯一样又回到起步的地方。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站在干坂田里喊他侄儿：“远祥娃，你在哪里？你伯伯滚到院坝下面路上去了。”
陈远祥比我小，他叫我赵星哥。
听到是我在喊，他很快从屋子里走出来，把陈书记从院坝底下的地上扶起来，慢慢搀扶到院坝里，找了根板凳让他坐下。
陈远祥告诉我，陈书记这个样子已经有很久了。他经常到他们家来，有时白天，有时晚上。叫他吃饭他不吃，叫他喝水他不喝。也不跟人说话，两眼直直地盯着地下，始终自言自语地叨念着那句永不变更的话“复僻了！复僻了！复僻了！”一个人在院坝里呆坐一阵子，又默默地拄着破竹竿一步步走开。
这是我工作以后第一次见到陈书记，也是最后一次见陈书记。四年时间，人世沧桑。当年互助组的带头人、合作社的生力军、阶级斗争中的急先锋，怎么转眼之间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呢？
是的，在讲阶级斗争那些年代，他思想极左，做过许多错事，打过许多人。但这是他一个人的过错吗？他没有文化，完全出自朴素的阶级感情，党叫他干啥他就干啥，党让他怎么走他就怎么走。他只是对现时政策转不过弯才变成了这样。
在全大队社员的心目中，陈书记都是大公无私的好干部。我回乡十年，从没有听说，也从没有见过他去哪个社员家里吃过一顿饭，喝过一杯酒。只是七八年我考上大学，他到我家里来吃过一次饭。那是我上学的头天晚上，他带着几个大队干部，提着酒和肉，自带食物来给我饯行。
一九七三年，陈书记托人去河南买了一台柴油机回来，在我们大队办起了粮食加工站。那以前，全公社只有一台十马力的机器给社员们碾米磨面，。要去打米磨面的社员，必须天不见亮就担着稻谷或麦子，步行十多华里赶到公社加工站去排队。打磨一次米面，来回至少也要耽误半天时间，费时又费力。
大队办起了加工站，我第一个成为机手，负责管理加工。有一次，陈书记挑了一担稻谷前来加工，过了秤以后说，他说沒有带钱，让我给他记在帐上。他是支部书记，柴油机又是他托人买的，我就没有记。大概过了半个月时间，他突然走到加工站来，叫我把账单给找出来，他要还账。我在桌匣里东翻翻，西找找，装模做样找了好一阵说：“那天的账单弄丢了，你还记得多少钱吗？”
“八十八斤谷子，四角四分钱。”他说。
我收下他的加工费，给他开了一张四角四分钱的收据，他才离开。
这就是陈书记，一个大公无私的农村基层干部。
我敬佩陈书记，我同情陈书记，我为陈书记呜不平。那些让他灵魂受到摧残、认识受到颠复、良心受到泯灭的人们，你们想一想，你们对得起这位根正苗红，一心一意跟着你们走的共产党员吗？
三个月以后，陈书记就死了。他死得非常凄惨。
为了防止他再往外跑，他的家人把他锁在柴房内，只在吃饭时候才把门打升，比坐监狱也好不了多少。开始那几天，他还能在柴房里走走站站，后来就倒床不起了。他吃饭在床上、拉屎拉尿也在床上，臭得满屋子苍蝇飞。他的儿子想了个办法，在床板中间挖了一个洞，下面放了一只便桶给他接屎接尿，才算解决了问题。
据说他临死之前两天都没吃饭。嘴里仍在断断续续叨念着：复…僻…了，复…僻…了。第三天早晨，人们打开他的房门，才发现他已经硬梆梆地躺在床上不动了。
陈书记走了。他带着愁怅、带着疑惑、带着不解离开了这个搞不懂的世界。他的两只眼睛瞪得大大的，仿佛这个世界欠他很多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