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过完年没几天回的东门，那天老爹也回到地栋，印象中他是从五七干校那个方向回来的，因为那天我坐在门口的石门槛上看着从北京塘塘基上一个身影，走着走着就一直朝家走来，走近了才看清原来是老爹。
老爹的到来没有让我有多少激动，我也不知道他从此可以不用再到五七干校干革命，也没有想过他会在这一天跟我们一起回县革委。
吃过晌午不久，大舅的车从山里的钨矿场开来，这是很让人兴奋的。要知道，大舅参军回来后就在县革委汽车队开车，七十年代，县革委车队就唯独一辆嘎斯货车，小车班就唯独有一辆北京吉普（212），小车是由来自四把公社的吴司机开，这辆嘎斯车就是我的大舅专属，这也是为什么我和外婆可以经常回村的缘故，因为大舅经常开车进山为革命运输忙，进山必定要经过地栋村。所以我那时感到万分幸福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从县城回地栋村这九十里地我们都不用坐班车，也不用坐班车到龙岸车站再走十里路经凉粉坪回地栋村。因为大舅可以直接开车送我们到家门前的那片田垌边，一下车就可以直接穿过田垌回到家。
那天和老爹、外婆一起坐着大舅的嘎斯车离开地栋村回的东门。一路上很兴奋的穿过大岭，看着犀牛山渐渐被抛在车后，过了猪头山进入龙岸街，穿过龙岸街还得过板丈河，那时候板丈河没有桥，只有一道曲折的拦河水坝，水大的时候河水会漫过水坝，最喜欢从车门窗探出头去看车经过水坝，车轮将谁坝上的河水溅起高高的水花，让人看得心潮澎湃。
嘎斯车的驾驶楼很小，外婆必须抱着我才能坐下。我还可以趴在车窗前目不转睛的看着车头前的路面，一路上大舅会告诉我这村那村的名字，其实整个龙岸垌所有的村名连起来可以成一首诗，有点类似"飞雪连天射白鹿"那样的。而我只记得"金街落雨淋狗头"，意思是金街村与狗头村挨的很近，金街村下雨的时候，雨水却落到了狗头村，这就让人不由得想起落雨天家里的大黄狗被淋的一头雨水，相当的有趣。
过了板丈河之后，习惯性的看到沿路村口不时有人招手要搭顺风车，大舅无一例外的停下车让村民们爬上后车厢，刚开始我问过大舅为什么给他们搭车，大舅说，他们要回外婆家要走很远的路，会很辛苦。后来习惯了这样的场面，只是没想过，大舅从地栋村往山里钨矿去的路上，也让沿途的苗人上车。
从龙岸出来大约半个钟头的车程，还得过寨博河，同样的，那时候寨博河上也没有桥、没有拦河水坝，要过河，人车都得上轮渡，寨博河上的轮渡靠人力拉扯，船舷边有一根很粗的钢索，船工们用木楔子楔在钢索上使劲拉扯船就缓慢的渡过寨博河。船工都是寨博村的人，都讲土拐话，和大舅熟的不能再熟了，往往在渡河的时候大舅也会拿起木楔子和船工们一起拉船，一面用土拐话和他们聊天，船工们也会用土拐话和外婆聊天，那种熟络劲让我认为他们都是我的亲戚一样。
当然，车上了对岸，寨博村也有两三个要搭便车的人，往往他们会在离寨博不远的县水泥厂和寺门那个地方下车。
再往前走就进入东门的矿区了，快到桥头矿的时候，路边有一座风雨亭，每次经过这座风雨亭的时候，总感觉它是个有故事的地方，诸如英勇的游击队在风雨亭这里乔装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让我们过上了幸福的新生活。从来没有意识到这是前人修建为了让路人遮风避雨的地方，它应该是有故事，只是人间的日常。
过了桥头之后，路边熟悉的乌桕树映入眼帘，我知道，很快就会进入县城，而且很快就可以：右手一指凤凰山，左手一指是红硃！这两座山几乎可以称作从龙岸下来进城的门户，一左一右耸立在大地上。
在凤凰山脚往左岔道绕道红硃山前的那条路，一直朝南就能看到县革委大院的围墙，这时候的围墙上已经没有批林批孔的大字，不知道过后又要批谁，总之在七十年代我们搬进搬出县革委，那堵围墙像是承载着推动历史的进程一样，教会了我认识很多有意义的文字。
又回到了革委大院，回到了熟悉的八角楼，这时候大哥也从农村回到家过年还没有回村，事实上他不用再回到农村了，因为他和另外两个插友被招工招到一个叫维尼纶的工厂，成了一名光荣的工人。我当然不知道也不理解从农民变成工人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只是觉得工农兵中工排在农前面，那就是头龙的存在，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比他在农村获得养猪能手和酿酒能手要更加光荣。另一个方面，从老爹老娘的言谈中透出的那种喜悦和欣慰，也能感受到，大哥能成为工人是家中的特大喜事。
于是，在我和外婆、老爹从地栋村回来的那天晚上，外婆便把从村里带回来的大线鸡（被阉割了的大公鸡）给宰了。因为和外婆在村上住的时间略长，与两个哥哥有一点点生分起来，寸步不离外婆的身边，在她拔鸡毛的时候我也要依偎在她身上，直到二哥说煨鸡岔肠给我吃，外才慢慢的跟着二哥进伙房。吃饭的时候，大哥也逗我说可不可以把鸡腿让给他吃，我竟没有一丝拒绝，心甘情愿的把手里的鸡把腿递给了他，一桌人都哈哈笑起来，笑声很欢快，我想，都是因为大哥去当工人给家里带来的欢乐。
那一晚，我死活要与两个哥哥挤在一张床上，趴在二哥的背上，此时，他手上的小人书不是《孔老二罪恶的一生》，而是《投降派宋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