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受难者权贵改革受难者工农
《文革受难者》。己经控诉了四十多年了。满世界只要有文字的地方都有《文革受难者》的控诉。以点盖面，夸大其词，有的是编造谎言谣言，以讹传讹，以达到抹黑文革。有的是颠倒黑白骗造伪造文革中的事实来忽悠后人。但是颠过来倒过去某某大官被打倒了，某某砖家被关牛棚了，某某叫兽自杀了。等等。还有就是开口闭口文革有“数以百万计的文革受害者“等等的大话。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文革受难者》的控诉呢？试想：如同古代传统习惯“满门“的做法，一律都将这些占总人数中的少数的《文革受难者》杀了，会有人控诉吗？说明《文革》中没有杀人。是《文斗，不是武斗。》是有法可依的。
那么这少数《刀下留人》的《文革受难者》。有的《文革受难者》，应该说大多数《文革受难者》都在文革中“认错“了的。至少写过书面捡讨，或是口头作过大会捡查的。愿作《斗私批修》的深刻反省的。也被人民群众接受的。这本是到此为止，可以继续当官当专家教授，再为人民服务的。极小数是顽固分子的。
可是，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上台，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翻案风》。一时间成了走资派的天下，当走资派伟大，当右派光荣，《文革受难者》成了升官发财的敲门砖。《文革受难者》纷纷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上，右派分子当上各行各业专业领域里的领头人。于是乎利用权利和所有的媒体平台来控诉《文革》。不住自己控诉，亲朋好友帮着控诉。子子孙孙接着控诉。岂有《文革》不臭的空间。最最重要的是这少数的《文革受难者》都是有文化的。比较一下《改革受难者》？
《改革受难者》是何许人也？下岗工人。等等。
《【重返90年代之下岗潮】“铁饭碗”砸碎后，一代工人的沉浮与迷茫。》中国的劳动者一方面投入应对体制改革、企业改制、饭碗由铁变回瓷的凶险、痛苦和机遇，一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滑向充满着困惑、混乱与无限可能的市场之海。
1997年，人们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玩伴消失，暗恋的女同学突然提笔刺向老师，父母整天提心吊胆地商量着给领导送烟送酒，而东北的夏日依旧干燥炎热，像一首缓慢无知的朦胧诗。那时还没有确切地体认，父母口中的“停薪留职”是什么意思，也不曾知晓“下岗”这个词将携泥沙直下，浸没东北一望无际的平原，还有比平原更遥远的地方。
他们的父母和许多社会主义工人一样，少时进了工厂，捧上了国家的“铁饭碗”，准备按部就班地过完一生。在那个属于工人的黄金年代，要说厂子关停、工人遣散，没人会相信这样的话。后来，一种名为“时代”的力量兜头罩下，他们还来不及想，就干了许多从未想过的事：卖茶叶蛋、搞批发、撬锁摸包、回家啃老、管亲戚借钱给孩子凑学费、为了生计背井离乡。
直到90年代末，“下岗”才作为一个正式概念提出，但工人饭碗不保的阴云几乎覆盖了整个90年代，并延续至21世纪初。光是1995年到2002年，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就《下岗》了6000多万名职工。中央与各地安置下岗工人的举措不断出台，实际效果却因地域、基层管理状况等原因而各异。离开原单位后，有人高升远走，有人疲于奔波，也有人潦倒惨淡，郁郁平生。当年《下岗》的工人年龄大多是四五十岁，随着他们的老去，那段过往似乎快要成为改革的历史“阵痛”，而疼痛已为一代人，甚至两代人生命的底色，无论走了多远，人的影子永远落在厂房的废墟上。
砸破“铁饭碗”：从工厂到市场。“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触痛了许多《下岗工人》的心。那是时任总理走资派朱镕基深化国企改革、推进减负裁员后的第一个春节。自有关改革的决策在上一年五月出台后，短短数月里已有上百万国企工人下岗，推行力度之大超乎预料——1998年至2000年间，几乎每年都有700万至900万工人下岗，截至2003年，国企下岗职工累计达2818万人。虽然裁员贯穿了整个九十年代，但前面一直在“试着改”，从未见过如此大的阵仗，其来势迅猛，一下子震住了所有人，创伤浓到化不开。
下岗的历史可以回溯至上世纪八十年代。1983年2月，劳动人事部门下发了《关于积极试行劳动合同制的通知》，这份通知深刻地影响了后来国有企业工人的劳动关系。在计划经济时代，进工厂，当工人，有粮吃，有衣穿，逢年过节有补贴，生老病死有人管，这是众人皆知的铁律。彼时，国家与工人之间有直接的终身契约关系，引入劳动合同制后，这种关系逐渐削弱。具体地来看，以1986年全国正式推行劳动合同制为界，先前入厂的职工与后来入厂的职工在劳动关系上存在根本性的不同。虽然他们都是正式工，但后者是与用人单位产生雇佣关系的国有合同工，前者则在国家的就业保障和分配制度下，经劳动局来到工厂工作，是为固定工。固定工由国家统筹，单位负责处理工人的具体劳动与生活问题，进行“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条龙式包办，最关键的是，单位无权解雇工人，而在劳动合同制下，只要符合相应的条款，单位就有权解雇合同工，这是两者最大的区别。
不过那时候，解雇这样的问题很少发生在正式工身上，他们在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事务上的待遇远比临时工以及农民合同工要好，质疑进厂需要签劳动合同的人也不多。80年代中期，劳动合同制曾引发过激烈讨论，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已故所长蒋一苇认为，引入劳动合同制无疑会使中国工人的地位倒退，一纸合同，实际让“国家的主人”沦为了到市场上讨饭吃的“受雇者”。聂辉华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劳动合同制打破了国家与工人之间的隐形终身契约，从工人的视角看，这的确不公平，但这是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必要的一步，不应该简单地斥为“倒退”。
到了九十年代，劳动合同制的推行范围进一步扩大，固定工也开始向合同工转化。1992年，全国掀起了一场“新三铁”破“旧三铁”运动，要用“一张铁面孔、一颗铁心肠和一副铁手腕”打破工人的“铁饭碗”、干部的“铁交椅”以及所有的国营职工的“铁工资”。落到具体操作层面上来说，就是把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固定工逐步转化为合同工，到2000年实现劳动合同制对国家劳动力的全部覆盖。
率先改革的是吉林省本溪钢铁公司，厂内十万名工人全部被转为劳动合同工，随后，北京、广州、苏北、河南等地都相继走上了改革的前沿。在这个过程当中，并非所有人都成为了国有的正式合同工，为了节省用人成本，工厂管理层一是将部分工人转化成“准合同工”，二是进行劳动力优化，把一部分年老的、身体不好的、关系不够硬的人精简掉，这批人成了所谓的“富余工人”。换句话说，他们在实质意义上“下岗”了。
下岗与现在所说的失业不同。下岗员工并没有与单位企业脱离关系，而是被以“放长假”、“提前退休”等方式从劳动中劝退。一般情况下，员工下岗后多少可以从企业获得部分福利，比如说少量的补贴、生活费、医疗报销等，具体多少视企业的盈利状况而定，有一些发展比较好的企业重新让员工上岗，发展得比较差的，可能最后连生活费也不发，社保也不交了，还有一些则与员工买断工龄，一次性支付约定金额，解除劳动关系。
据统计，“破三铁”运动中全国大约有100万工人被精简为富余工人。生活一夕巨变，工人们在震惊、愤怒与恐慌中为维权奔走，各地相继出现了工人请愿、罢工、持刀伤人、自杀等现象。受此局面影响，《人民日报》于1992年5月28日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企业改革与工人阶级》的文章，“破三铁”运动终止。但从后来的情况看，国企裁员依旧是大趋势，各地陆陆续续有工人被放长假、薪资减半、停薪留职。时间来到李默小学毕业的夏天，那一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国企积弊日益严重，而中国迎来了加入全球化市场的关键时刻，似乎所有的问题都在压向一个时间节点，等待爆发。
1998年，朱镕基提出国企“三年脱困”，紧接着便是中国最大的一波下岗潮。当年的举措还是《牺牲了工人的利益》。
80年代以来，国企一直被视作改革重点，到了1998年，国企经营不善问题更是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经济学家和政府文件中常用的一组数据是，当时有三分之一的国企明亏，三分之一暗亏，只有剩下的三分之一在盈利。裁减人员，一方面是为了降低企业成本，另一方面则是改变劳资关系，为中国加入WTO做准备。
当初，与“破三铁”同时出现的另一个说法叫“船”论。它将国家比喻为一艘无所不能巨船，因为冗员过多而行驶缓慢，要保障巨船和船上人的安全，就得把人疏散到成千上万的小船上去。过去，工人拿的是一张由国家颁给和兑现的终身船票，他们在船上劳作生活，也被称为船的主人，到了90年代，这张船票逐渐被废弃，工人们或凭借技术本领，或凭借关系运气才能攀上小船，那些没能爬上来的，乒乒乓乓落进了水里。
“懒汉”、“爱面子”、“吃低保”？下岗工人的再就业困境。在错愕、愤怒、惊惧、茫然等情绪发酵前，去哪儿讨饭吃的问题压倒了一切。对习惯了工厂生活的工人来说，外面的工作既缺乏稳定和保障，又不够体面。过去在厂里是为社会主义劳动，领导和工人之间有上下级关系，但大家到底还是同志，共有生产资料。现在去到市场上，要么给老板打工，要么打一枪换一杆，当个流动的自由职业人员。若非如此，就只能依赖大家庭网络的资助维生，假使运气好一点，拥有北京、上海这样大城市的居民身份，或许还能靠补助政策过活。
“破三铁”运动后，国务院于1993年就发布过关于安置富余员工的文件，其中提到的一个主要办法是发展第三产业。1994年，在河南某棉纺厂，该厂成立了“六通公司”，由精简下来的低层男干部负责业务，吸纳其他富余女工，承包原厂职工非生产方面的生活服务供给，如托儿所、食堂、宿舍区公共区域保洁等等。与很多工厂的“三产”相比，六通公司发展得不错，两年内就实现了自力更生，但公司内充满“愤怒、挫折、失望、不确定和玩世不恭相混杂的气氛”。公司总经理说：“他们把我们六通公司当成垃圾桶，他们觉得谁不中用了，就扔到这里来。”另一家棉纺厂厂长在分享“三产”经验时也表示，国家不允许把工人直接推向社会，发展第三产业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见，对工人而言，有个去处无法填补离开原厂的失落，在“三产”里的待遇也未必尽如人意。
等到九八年下岗潮时， “三产”能安置的职工就更有限了，想要实现再就业，还得到市场上去谋出路。九十年代中后期的确有新行业在崛起，但受学历、技能、年龄的限制，半生已过的下岗工人很难抓住这些机会，大部分人能做的就是在城镇上卖菜、维修、吹拉弹唱。
那群东北钢厂下岗工人，他们各有专攻，技艺精湛，却沦落街头：有的拉起一支小乐队，红白喜事，轮翻转台。有的工人“老大哥”靠倒卖废弃钢材维生，最终被捕。曾经厂里最优秀的车钳工一度撬门溜锁。卖猪肉的大刘混得最好，因为他有自己的“产业”，符合新时代标准。他们为生活拉下了脸面。有58.5%的下岗人员没有领取过失业救济金，仅有35.5%的人缴纳了养老保险，个人缴纳医疗保险费的比率更低至5.4%。
一次关于东北小姐的调查研究。在他们访谈的103位小姐中，拥有城市户口的人占到95%，她们大多在国有或集体企业工作，经历下岗后，又做过美容美发、按摩、保姆、小商贩、服务员等活计，最后在工作带来的收入、声望、权力等综合回报的考量下，选择了性服务行业。和民谣里唱的一样，上有老、下有小是这些下岗妹的普遍处境，为了家计，她们不得不出来工作，为了颜面，她们不得不到离家远一点的地方上班，最后又为了能时常回家照料老人孩子，首选离家50公里以内的地方。
新中国成立以后，女性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号召下走出家门，参加劳动。“男女都参加工作，共同挣钱养家”成了许多中国人对男女平等的朴素理解，也是中国家庭普遍采取的经济策略。另一方面，女性又需要勤俭持家，承担家务劳动。
《下岗》破坏了她们获取经济收入的渠道，却没有减轻其养家的负担，在生计与家务的双重重压下，女性大多只能就近找活路。提供性服务看起来像是一种自暴自弃式的对抗，但从潘绥铭的研究来看，性工作恰恰是出于理性计算，女工们并非从骄傲的工人一坠为堕落的小姐，而是从稳定体面的单位跌入缺乏尊严与保障的非正式就业，在洗碗工、小商贩与小姐之间进行转换只是一种“职业平移”现象。因为性的关系，东北小姐的困境显得尤为突出，事实上，还有很多下岗女工都面临着相似的处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