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博物馆,拾级而上就进入透明而宽敞宏伟的大中庭,这是迄今为止欧洲最大的玻璃天花板广场,其屋顶由3212块大小不一的玻璃制成。进入中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来自土耳其西南沿海城市克尼多斯古墓的狮子雕象,中庭右侧是两根图腾柱,被称为卢乌亚酋长纪念柱,高达12米。大中庭后面是一尊类似中国官员的石象,据考证为古代朝鲜的一个石象生。根据人类历史与文化的发展,博物馆分成8个区域97个展厅,即使把博物馆粗粗看一遍,也得三天,我只化了半天时间,所以只看了很少的一部分,况且博物馆展出物品只是馆藏的很小一部分。
我国商代的甲骨文出现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此前我只知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了。说起来,甲骨文的发现与清朝末年一位名叫王懿荣的官员有关,多亏了他在服用中药时发现其中一种被称为龙骨的中药上刻着不知名的符号,他觉得可能是一种古代未知的文字,于是通过山东古董商人范惟卿大量收购,从而发现了甲骨文,并将其断为商代,他也就成了甲骨文发现和收藏第一人。他还是近代金石学家、鉴賞家,书法家,多亏了他,才把商代的甲骨保留下来,商代的历史才得以被发现,否则商代的历史可能就会被国人当作中药都吃到了肚子里了。顺便提一下,庚子年义和团攻掠京津,他被授任京师团练大臣,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慈禧太后带了光绪一干人马西狩,王偕夫人与儿媳投井殉节。王死后,其子王崇烈来北京,变卖家产,把乃父收藏之千余甲骨卖给另一位甲骨文研究先驱即《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后来对研究甲骨文作出重要贡献的有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四人。上面扯了甲骨文的一些事,可是早在公元前3500年的中东文明就有了有史以来最早的文字即楔形文字,因此美索不达米亚被称为人类文明的摇篮,也是迄今为止考证出的人类最早的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成为史学界公认的第一人类文明起源地。分布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苏美尔人最早开始使用象形图,用切断的芦苇杆刻在泥板上,笔画呈楔子状,他们共创造出了600个楔形文字符号,这些就是构成苏美尔语的基础。有了文字,苏美尔人制定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法律,其中还规定了男女离婚,男方必须给女方物质补偿,可见这法律真的十分超前,竟然在5000年前就巳经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了。公元前7世纪的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拔在尼尼微城的宫殿中建立了一个收集约25000个粘土板的图书馆,其中的一些现今就收藏在博物馆美索不达米亚展馆内。展馆内有一块独立展示的楔形文字板非常著名,它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世界地图。展馆内另一重量级的收藏是记录大洪水的泥板,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700~600年,上面的文字于1872年被破译,内容是当时有一个名叫乔治-史密斯的男人接受神的旨意造了一艘船,然后把家人及一切生灵都带到船上,在随后到来的洪水中得到拯救,这竟然与圣经旧约中诺亚方舟的故事不谋而合,却比圣经早了400年左右。
对古代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古埃及,我只从高中学的世界史中了解了那么可怜的一点点,后来反倒是从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及《埃及艳后》中知道了一点有关埃及的历史与风土人情。本想去埃及旅行,看看那里的金字塔、狮身人面像、那为创造古埃及文明立下不朽功勲的尼罗河,可惜本来计划好的埃及之行后来被印度之行替代了。来到了古埃及馆,也算稍稍满足了我对埃及的向往。大英博物馆中藏有除埃及本国外世上最多的埃及文物,共计有100000件之多,从拉美西斯二世的半身像到艳丽墓室壁画及掩埋在其中的木乃伊和石棺都是世界级的文明瑰宝。古埃及文明始于公元前7000~6000年,拉美西斯二世是古埃及第19代王朝的法老,他从公元前1279年至公元前1213年统治埃及长达66年。博物馆内的这尊雕象高达2-7米,肩宽2米,重达7-25吨,这样的庞然大物在远古没有机械的时代也不知怎么制成的。在4号馆的入口处有一个不起眼的埃及文物,它来自托勒密时期,是一块花岗岩石碑,可别小看了它,在这块碑上密密麻麻刻着古老的文字。此碑是当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时法军在罗赛塔郊外发现的,所以被命名为罗赛塔石碑,制于公元前196年,是研究古埃及历史的重要文物。埃及文字在公元4世纪巳经完全失传,所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古埃及历史一无所知,此碑之特殊就在碑上刻有相同内容的三种不同文字,最上面是14行古埃及象形文字、又称为圣世体;中间是32行埃及草书,即世俗体、是当时平民使用的文字;最下面是54行古希腊文字,古希腊文字是近代人类可以阅读的。通过这些文字对照从而解读出了古埃及象形文字,历史学家了解到石碑上的文字原来是公元前196年古埃及法老托勒密五世的登基诏书。1822年法国学者商博良完成了石碑的全部破译工作,从而编制出了完正的古埃及文字与希腊字母对照表,自此人们就能阅读一切埃及文物上的文字,包括纪念碑、,雕象、木乃伊、纸草文书。
古埃及丧葬制度中最隆重的仪式莫过于将尸体制成木乃伊,考古证明,早在公元前3400年埃及就巳有木乃伊了。1896年一具基波村人的木乃伊被发现,因其头上还留着一束姜黄色的头发,就命名为“姜”,此木乃伊存放于64号馆中。大英博物馆古埃及与苏丹展馆中共存有120多具木乃伊,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凯特贝特,据考证她被誉为阿蒙神的歌女,大约生活在公元前1330年~1250年,1835年在伦敦苏富比拍卖会上,大英博物馆拍下了这具木乃伊及其棺椁,巧合的是这木乃伊当时的拥有者正是亨利-萨尔特,他是曾为大英博物馆搜集拉美西斯二世文物的探险家。
帕特农神庙浮雕是研究古希腊历史的重要现存文物,神庙造于公元前432年。摩艾石象是来自复活节岛的神秘石象;绿松石马赛克双头蛇表面以2000多绿松石装饰而成,这是阿兹提克文化的代表艺术品,从这些藏品可一窥当时该文明的兴盛。几年前我去雅典参观过那里的博物馆,还曾去过帕特农神庙遣址,所以就没有在希腊馆多化时间了。
我去国外博物馆,中国馆是必去的,可惜每次参观完后总会留一些遣憾,因为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在国内的博物馆见不到,反倒能在国外的博物馆内寻觅到其踪影,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历史上的屈辱。好在现在国内对历史文物的保护相当重视了,只是文革那场浩劫中,留落在民间那些宝物被红卫兵破四旧破得个精光;其实不仅有红卫兵的破坏,一些所谓的学者专家,也曾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明十三陵中定陵的发掘,当时的有识志士极其反对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把陵墓打开,可当时那个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唅与那个人品极差但学问很不错且当时还是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不顾一些人的反对,坚持把定陵挖开,由于当时的科技水平不能把发掘出来的文物有效的保管,损失了不少,后又轮到红卫兵的破坏,生生的把一些绝世珍宝毁之一炬,为明史的研究留下不少疑题。说了些j题外的话,还是回到大英博物馆中的中国馆吧,大英博物馆中藏有23000余件中国文物,有不少还是孤品,是海外收藏最多的博物馆,上自新石器时代、商周,近至明清,其收藏的各个时期的文物看得人眼花缭乱,不忍离去。
走进中国馆,迎面而来的是一组明代龙纹琉璃壁,这曾是山西省寺庙内的装饰,大约建造于公元1465~1600年间明宪宗至神宗时期。它最早露面于1937年在巴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殖民地馆,后几经辗转,为何鸿卿爵士所得并于2006年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在这琉璃壁左右两旁各有一尊清乾隆御造宫庭使用的大型景泰蓝熏香鼎。馆中央前面摆有一座清乾隆御造的铜鼎,并有一对青铜龙纹瓶与一对青铜烛台。中国馆中展出了许多新石器时代仰绍文化时期的陶罐,仰绍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中游地区,其持续时间约为公元前5000年至3000年,陶器一般是泥质红陶,展品中有一件双耳椭园形陶罐是半坡村遣址出土的。展品中还有马家窑遣址出土的彩陶,器型多姿多态,图案多样,花纹精美。展柜内展出的新石器时代玉文化包括我国辽宁内蒙一带的红山文化玉器及我国浙江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这些玉器造型精美,令我目不睱接。
看了新石器时代的玉文化,接着就来到了青铜时代,也就是进入了先秦商周时代。馆中收藏的双羊尊铸造于公元前13世纪到12世纪,双羊尊存世仅两件,可惜一件都不在国内,另一件在日本东京根泽美术馆。大英博物馆内有不少中国青铜重器,如康侯簋,此簋来到大英博物馆就不得不说起发生在民国20年即1931年河南省浚县辛村的盗墓事件,这簋是最早出土的,当时数不清的出土青铜器与陶器被陆续倒卖到了欧美,这簋也开始了它70余年的背井离乡之旅。最早拥有此簋的是一名为杜加尔德-马尔科姆的外交官,此后辗转到了英国著名的古董商布鲁特父子手中,1977年大英博物馆买下了此簋,一直陈列在馆中。还有一件邢侯簋也有差不多的经历,它从邢侯墓中被盗出后流入当年中原最大的古董交易市场洛阳,后被乔治-尤摩弗帕勒斯购得,流传到欧洲,最终落户大英博物馆。类似此种国宝流落到海外的不胜枚举,每一件外流的国宝都有一段令人十分伤心遣憾的往事。
很早以前,我就知道《女史箴图》藏在大英博物馆,也是博物馆中国馆的镇馆之宝。此画乃中国存世最早的绢画,被誉为中国美术史开卷之图,并奠定了此后一千多年文人画的基础。这画原作于东晉,画的内容却源于西晉,公元290年,晉武帝司马炎死后,儿子司马衷即位,也不知咋搞的,司马氏家族一向精明能干,从曹阿瞒的后代手中生生把皇位夺了过来,却不知他们家的遣传基因上哪里出了毛病,生出了第二代 晉惠帝这个能说出“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这样混帐话来的昏君 。惠帝不问政事,朝中大事落于皇后贾南风之手,这贾南风与他那无能的丈夫真是一对活宝,她不仅心狠手辣,且荒淫无度,常吩咐中官去宫外把年少男子弄到宫中,日夜淫乐,聊斋誌异中有一篇《天宫》描写的就是类似她的行径。贾南凤如此专权不守妇道,引起朝中大臣不满,大臣张华便收集历史上 各代先贤圣女的事迹写成《女史箴》一文以示惩诫与警示之意,此文流传甚广。公元400年左右,东晉著名画家顾恺之据此文分段为画,以形象显示文章的含义,故称为《女史箴图》。顾出身氏族,时人称其“才画痴三绝”,谢安曾评“以为有苍生以来未之有也”。此画原作巳佚,存世仅存两幅古代摹本,一为宋代摹本,现存北京故宫,另一唐摹本就是大英博物馆所藏这本。此画历代都有名人收藏,其中最著名的是宋徽宗与乾隆帝,乾隆死后,此画一直藏于建福宫中,后慈禧将其移到颐和园。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当时驻守颐和园的英军上尉劳伦斯-约翰逊趁乱将其攫为己有,1902年回到伦敦后,他也不懂此画的价值,把画拿到大英博物馆给画轴上的玉扣估个价,博物馆馆员意识到此画本身有价值,遂以25英镑买下,但博物馆当时对中国画也缺乏认识,请了日本人按日本的方式装裱此画,日本人把画拦腰截为三段,并装裱在木板上,这样画就遭到了破坏。后来大英博物馆请来了上海博物馆的古画修复师邱锦仙才让此画重现于世,大英博物馆又挽留他留下来继续工作了29年,为大英博物馆所藏三百多幅中国古画包括敦煌绘画等进行修复,使这些古代名画珍品得以留存下来。大英博物馆将此画分两部分平放展示,第一部分是历代藏家的题跋与钤印,第二部分是画作本身。题跋中最著名的有宋徽宗、项子京与乾隆。其中宋徽宗的瘦金体题跋后经日本人考证系金代皇帝金章宗所书,他是宋徽宗的粉丝,把他的瘦金体学得维妙维肖,说起来也真巧,这位金章宗竟然是宋徽宗的曾外孙,靖康元年,金兵把徽钦二帝及其他王公大臣等掳到金国,宋徽宗的孙女嫁与金显宗,生下了金章宗。关于项子京,此人可是明代的大收藏家与鉴赏家,入他手的有李白的《上阳台帖》、怀素的《自叙帖》、赵子昂的《鹊华秋色图》、米芾的《苕溪诗巻》、倪瓒的《墨竹图》等,他又是个盖章狂魔,凡经他手的书画都被他盖上无数钤印。这画曾经有一次机会回归中国,那是二战中,孙立人将军率领的中国远征军在缅甸仁安羌解救了被日军层层包围的7000名英军士兵,英政府提出两个方案作为感谢,一是将这幅《女史箴图》归还中国;另一方案就是赠送我国一艘潜水艇,由于当时正处于战争年代,中国政府经反复考虑,最终选择了后者,才失去了这惟一一次国宝回归的机会。我本是抱着一团希望想来看看这幅心仪多年的名画,可惜此画在大英博物馆一年仅展出6周。写到此处,我脑海中突然映出文革期间那些造反派把历代保存下来的那么多珍贵典籍书画付之一炬的景象,至今还令人非常痛恨那场对我国历史文化造成的浩劫。
中国展馆中展出有不少历代瓷器,多是我前所未见的,如宋代那“纵有家财万贯不如汝窑一片”的汝窑瓷器,也有大明宣德嘉靖年间的大青花梅瓶,成化年间的斗彩瓷器,还曾见有一元代的元青化,曾记得2005年一件元青化《鬼谷子下山图罐》在伦敦佳士得拍卖会上拍出了人民币2-3亿的天价,创下了当时中国艺术品在世界上最高的拍卖纪录。
清代的工艺品以精雕细作闻名,展馆中展出的慈禧一把象牙扇,其工艺之精细真是鬼斧神工,那缕空雕的几层人物、楼台亭阁,花草树木,其线条之纤细很难相信为手工所雕成,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这个老佛爷其生活奢侈之惊人程度,也怪不得这腐朽的大清帝国最终还是败在她手中。参观大英博物馆不用买门票,但需要排队,那天刚巧有不少小朋友来参观,小朋友们在老师的讲解下看得非常认真,我想当年我们国家若是也让小朋友在小小年纪就来博物馆接受教育,那也许即使在那是非颠倒的文革年代,年轻的红卫兵也许会对老祖宗留下的东西网开一面罢!
大英博物馆浩瀚的藏品令人目不睱接,没有个三天三夜别想全部欣赏完,又何况展出的藏品仅是馆藏品中之沧海一粟,假若您来到伦敦,那大英博物馆是首选必去的地方,因本人才疏学浅,上文中谬误之处自是不少,还请各位读者不吝赐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