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十年语文教改（2407）
试教要改革教学方法，关键在搞活课堂教学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教育改革风起云涌，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率先推出的语文分编型实验教材《阅读》和《作文·汉语》，这是该社建国以来改革步子最大的一部教材，变一本综合型《语文》为两本分编型教材；这也是建国以来改革实验规模最大的一次教材改革，教育部专门为此发文要求各省市教研室负责组织实施试教工作，明确规定每个省或市选两个城市重点中学和两个农村重点中学进行试教。
人教社第一次全国实验教材《阅读》和《作文·汉语》试教工作会议，在河南省洛阳市开了十天。
人教社副总编、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以下简称“中语会”）理事长刘国正先生在开幕式后作报告，重点讲实验教材的特点和执教老师要更新教育教学观念，改革教育教学方法。
人教社《课程·教材·教法》研究所所长、全国中语会秘书长、《阅读》课本责任编辑张定远先生的报告详细介绍了这一套分编型实验教材的编写过程、原则、体例；单元教学的特点及建议。
《阅读》特约编辑章熊老师的报告讲《“段”的教学问题》；《阅读》特约编辑张必锟老师讲《文言文诵读教学》。
《作文·汉语》责任编辑王连云老师讲写作教材的编写体例、教学建议。
大会听专家、学者、编辑的学术报告，试教老师汇报初步取得的成功经验。小会以行政大区为单位座谈交流、集体备课，我们中南地区还确定十月份到武汉开会，研讨实验教材课堂教学方法，决定我们省八位执教老师每人上一节公开课，以供会议结合教学实际讨论教材教法。
在洛阳会议期间，我应邀参加了定远先生主持召开的座谈会。大家在会上发言一致认为，这套实验教材编的好，阅读单元教学体例新颖、选文经典，开创了语文单元教学新篇章；特别赞赏写作教材，以前课内作文教学，老师拍脑袋命题，学生抓脑袋冥思，作文教学无计划、无系统、无课本的“三无”现象结束了。一年实践告诉我们，使用这套分编型教材一定要更新观念，改革教学方法。
我遵照张定远所长的嘱咐，在大会上发言，以《试教初步》为纲，重点汇报了引导学生更新学习观念，改变学习方法，学会质疑问难的初步探索。学生的学法改变了，老师就要改变教的法子。
当时，我们华师一附中只有一个实验班，袁校长为了保证实验成功，特别安排资深老教师汪厚铎任专职指导。湖北省教研室语文教研员张良谟老师负责指导全省八个实验班的试教工作。
洛阳会议回汉后，省教研室组织八个班的执教老师在汉集体备课三天。按课本的八个单元分配任务，要求每位老师备一个单元（两周十二课时）的教学内容。集体备课时，按课本单元顺序，轮流主讲，每位老师主讲之后，大家讨论，集思广益，完善教案。期末考试由省教研室命题、制卷，实行统一考试。上学期考试后（寒假）到黄冈或沙市，下学期（暑假）到武汉集中阅卷、评分、统分、总结。
自此形成制度，以后每年暑假全国会议结束后，都要回汉集体备课。
秋季开学不久，在我们语文组第一次集体备课时，省中语会会长陈治平老师、教研组长吴六林老师传达湖北省教育学院通知，十一月将在武汉召开湖北省中语会年会，届时，与会代表将到我校活动半天时间。这次“武汉年会”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而这正是我试教以来一直在实践中探索研究的课题，《试教初步》总结了初一阶段取得的成果，初见成效只能说明过去，不能证明现在！今年要借年会的东风，争取再进一步！
第二天，就接到湖北省语文教研室雷秋山主任的通知，让我好好总结一下前段经验，并准备上好一堂课。要求总结材料至少要打印300份。
10月13日下午，袁校长告诉我，省教育学院点名要听我的课，老校长还开玩笑说“培永现在是知名人士了啊！”我急忙说：“托您老的福啊！如果不是您千方百计调我回母校，哪有这好的机会呀！”
此生难忘初教时，在一般中学十年，才有一次上公开课的机会，现在省重点中学，几乎每学期都有上大型公开课的机会，而且从回到母校第一天起，老一辈教师就告诫我，不论有多少人来听课，必须来真的，绝对不能弄虚作假！刘友三老师教导我：“语文课堂教学艺术不同于梅兰芳的舞台艺术。梅兰芳的一出《贵妃醉酒》可演一生；一篇语文教材却不能多次在同一班学生中反复讲。”
我的专职指导汪厚铎老师特别强调，上公开课要像平时一样，让课堂活跃起来。
10月18日晚上在校道路遇袁校长，他希望我认真准备下个月的大型公开课，为华师一附中争光。省教育学院的刘世笃老师告诉他，这次来听课的是全省重点中学正在教育学院“行干班”学习的教导主任和校长们，都是管教育教学的内行。他再三嘱咐我，一定要与汪厚铎、吴六林老师一起备好课、写好教案、教案要写详细一些。
我与汪老师一起确定了11月24日公开课的课文，研究了教学计划，教案不打算写太多。汪老师基本同意我的意见，强调“教学要点要清晰，重点要突出，难点要突破”。吴老师也嘱咐我为教育学院写的教案一定要详细一点，他以前因为教案写得不详细挨过批评。我听汪老师的意见，在公开课之前一周交给省教院的刘世笃老师区打印。
如期顺利完成了公开课的任务。刘世笃老师非常负责地组织“行干班”学员讨论这节课的成功与不足之处，并做了比较详细的记录。不日整理好了打印出来再送我一份。我翻阅了原始记录，大多数学员肯定这节课是成功的，体现了当前课堂教学改革的主旋律，学生思维积极，发言踊跃，课堂气氛活跃。
从1983年9月到1984年7月，是我们语文实验班接待外地外校听课最多的一年，经过训练的学生，已经养成了“敢想、敢问、敢说”的好习惯，不论学什么课文，也不论有多少人来听课，他们积极思维、举手发言都是“目中无人”，课堂气氛非常活跃。这也是汪厚铎老师每次上公开课之前强调的，一定要保持的优良作风。
我能从同辈人中脱颖而出，就是在不断地上公开课中成长的结果。每次大型公开课之前，必须写好教案，交给老教师审查、修改；在其他班试教，请老教师们听课后再修改。
然后再把教案给我的专职指导汪厚铎老师看一看，每次他认为教案设计很好，但总要特别提醒我，一定要抓紧时间，疏密有度。
我们语文组的几位老教师每次听完课，总是充分肯定成绩，同时也严肃指出存在的问题。
有一次公开课后，吴六林老师指出，老师自己的普通话不标准，因此不敢严格要求学生，以后要加强学习普通话。平舌音和卷舌音一定要分清。吴老师说的“平舌音和卷舌音”分不清，对语文老师来说就不是一个小问题。要提升课堂教学艺术，必须苦练基本功，练功就要允许学生纠正老师的错误。后来一次三十多人的公开课，刚给学生讲了书上几个字的平舌音与卷舌音的辨析问题。一开口讲话：“请这一组的同学按竖行一人朗读一段”。我又把“竖行”的“竖”读成了“sù”。全班学生异口同声拖长音“shù”。我立即表扬学生“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学生和听课老师都报以友好的笑声。
黄伯宜老师还要我注意板书写字要规范，“分”应该写“八、刀”，不能写成“人、刀”或者“入、刀”。
华师一附中的语文老教师言传身教，从难从严要求年轻教师练就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一笔规范的粉笔字、一篇文从字顺的文章，小而言之，是夯实语文教师的基本功，大而言之，是传承语文教学之精髓。我有幸在中年回到母校教语文，得以与老特级教师陈治平、恩师刘友三、吴六林、汪厚铎、黄伯宜等老一辈朝夕相处，亲聆謦欬，如沐春风；亲炙其人其学，耳濡目染，春风化雨，深受教益。我的语文教育教学能力再老一辈的呵护下逐步提高。
我在语文教学上的每一点进步，特别是在语文教材改革试验中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是母校老一辈教师精心培养的结果。
感恩华中师大一附中!感恩老一辈教师！感恩积极参与教改的全体同学！
1978年恢复全国统一高考时，吕叔湘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当前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尖锐指出语文教学“少、慢、差、费的严重程度”。呼吁“研究研究如何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用较少的时间取得较好的成绩”。人教社和省教研室严格规定，试教班的周课时授课时间与只有一本《语文》课本的普通班一样，每周六课时，而且明确要求实验班每周四课时学习《阅读》、两课时学习《作文·汉语》。《作文·汉语》课本的《说明》还规定学生必须在两课时时间完成一篇“课内作文”，单周写一篇课内作文，双周评改课内作文。学会“自改”（自己修改）和“互改”（互相评改）；坚持“课外练笔”，每周至少写三篇。
改革了的教材倒逼教学法改革。从实验班学生写第一篇课内作文开始，就指导学生自改或互改；课外练笔则采取浏览后总评的方式，每周一早自习，课代表负责收齐练笔本，送到我的办公室桌上，下午放学前发还给学生。我在浏览时除了在学生的练笔文后写上“好！”、“非常好！”外，还要笔录是哪些学生的哪一篇练笔文写得好，周二自习时间，在班上总评时公开表扬，并要求这些学生自己再看一看、改一改，然后抄写在统一的稿纸上交给我。然后，我指导课代表与小组长一起，把那些优秀练笔文张贴在班上，供同学们观摩学习。一个月后，再指导课代表组织学生编辑全班的《优秀课外练笔集》。每学期结束时，要求学生自编个人的《优秀课外练笔集》。
学生的一篇练笔文，受到时任武汉市吴官正市长的热情赞扬。
1984年7月28日早上，我刚下楼，就遇到袁校长，他高兴地喊我：“培永，你听到没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时间，播音员洪亮的声音传出了一则消息：‘湖北省华师一附中初二(2)班学生王江的一篇课外练笔文《假如我是武汉市的市长》，受到武汉市市长吴官正同志的热情赞扬……’”
一个少年改革者以其新颖的命题，朴实的文字，大胆的设想，“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小市长”王江诞生在改革热潮之中。
继《武汉青年报》之后，《长江日报》、《文汇报》、《文摘周报》、《羊城晚报》相继摘要转载了这个消息。
9月初，上海《语文学习》接到被推荐来的王江的作文，他们说：“推荐稿发来的当天，我们即定下发排”。
9月8日，北京(《中学生》杂志社记者刘谦专程赴汉采访王江和她的同学，并决定报道王江。
还有全国各地许多读者来信，对王江同学的大胆设想表示赞赏。来信的多是她的同龄人，也有当代大学生，还有青年工人，战士、干部。 一篇课外练笔文章，引起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响，这充分反映了伟大的社会改革的时代气息。
王江同学的思想和志气，体现了八十年代中学生的精神风貌。当代中学生到本世纪末，正是风华正茂的黄金时代，他们是跨世纪的一代新人，他们是祖国实现四化大业的后备军。“从小立下改革志，长大接好建国班"，这正是老一辈的殷切希望。
总而言之，试教人教社这一套分编型实验教材，要从未来社会需要出发，根据青少年特点，选准教学改革的突破口，有计划、有步骤地训练学生勤想问题，学会质疑问难，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当然，要培养开拓型人才，提高学生的能力，必须让学生掌握一定的基础知识，这是不言而喻的。学生能力提高了，会学了，入门了，达到叶圣陶先生期待的“用不着‘教’”的境界就不远了。
《阅读》课堂讨论式教学，对学生来说，训练得多一些的是思维和听、说、读的能力。即使间或进行一些写的训练，也只能是单项训练。要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必须进行以一篇文章为整体的综合训练，那时不言而喻的。
【附录】李慧的作文《语文实验教学花絮》
我真幸运，一进中学就分到了语文实验班。在我们班里，语文不再是一门令人头痛的功课而被学生们又恨又怕，而以一种富于改革的形式，受到同学们的欢迎。现在，我就从语文实验教学这朵鲜艳的大花上采摘几朵花瓣献给亲爱的读者吧……
在一百多人面前……
几十个学校的一百多位校长、教导主任威严地挤在物理实验室里，脸上带着审视的目光打量着我们，我们的心禁不住扑通扑通跳个不停，担心得更多的是我们的老师，在众目睽睽之下，只见他脸不变色，心不跳，从从容容开始了讲课。
老师的情绪感染了我们，渐渐地，大家都忘了这一百多人。在他们面前，大家依旧发言，依旧争得脸红脖子粗，完全忘记了自己和老师的身份，互相切磋，互相学习，课堂上的气氛由紧张严肃变得轻松活泼。
“可以提问题了。”老师的这一句话像一个打开洪水的闸门，同学们立即活跃起来。“老师，叶老写的牵牛花蓬勃向上，可是很多人认为牵牛花是向上爬的东西，它总是依赖别人，自己一点都不坚强，这怎么解释啊？”教室里霎时静了下来，几百双眼睛盯着老师，是指责学生胆敢批评名家，还是搪塞过去？
“首先得表扬他敢与名家争论，有勇气！第二，说明他知识面比较宽，很好！”我们都松了一口气，“至于问题，我想，是不是写作都有一个根据自己文章的中心选择材料的角度问题。叶老看到的是牵牛花向上的那种精神，你看到的是它只能依赖别人向上爬，都没有错吧？你觉得呢？”老师含笑问那个同学。那个同学本来摆出一副要与老师争论到底的架势，一听老师这样说，急忙表示同意！高！高！
下课以后，有些老师还悄悄问我们是否课前搞过准备工作。“嘿，我们今天早上才知道！”他们听后不禁惊异，又夸奖我们说：“你们的阅读能力真强！”
写作课上……
这节课照例是评改作文。这也是我们实验教学的特点。我们老师规定，每次课内作文写完后由同学们互相批改。如果你不同意同学的批改和评语，可以在作文后记中提出来。这样一来，在别人一提起来就头痛的写作课，在我们班成了最受大家欢迎的课之一。
你看，同学们批改得多么细心，又是多么地毫不留情。郭莹给李晓冬的作文《腊梅怒放》的评语：“本文结构新颖，中心明确，不足的是本文应着重写‘梅花’——张海迪在党的培养下成长的过程。”而李晓冬却在后记中说，中心应该与题目相符，我认为要强调张海迪自己是怎样成长的。两人针锋相对，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只得提交全班讨论，而在班上，又展开了一场唇枪舌战……
我们不仅每次认真地上写作课，而且还要写日记，每周还要完成两篇课外练笔。经过这样的训练，同学们的写作能力提高很快。王江同学的《假如我是武汉市市长》的课外练笔文，以她独特的构思，大胆的设想，“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文章发表以后，在全国引起巨大的反响。《长江日报》、《文汇报》、《文摘报》相继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广播了呢。还有孙燕、王艳、卢山、刘晓菲等同学曾发表过作文或获作文竞赛奖。这一切不能不说是我们写作实验教学的成果。
录音机前……
同学们怀着极大的兴趣，兴奋的心情，期待着又一节语文课。
“呤呤……”上课了，老师手提录音机，满面春风走进教室。录音机，不必惊奇，这是我们实验教学中提高说话能力一个独特的练习方法。
在录音机前，同学们一个一个地录下了自己的声音。有的充满激情地朗读散文、诗歌；有的绘声绘色地向同学们介绍一处名胜；有的则惟妙惟肖地表演一段小品，内容包罗万象。同学们就在录音机前纠正自己的普通话，改正了说话时经常犯的“小动作”，克服了胆怯怕羞的心情，锻炼了演讲能力。
亲爱的读者，假如你对我的作文感兴趣，就请你来看一看我们的语文实验吧！
（作者是1982年入学的初中语文实验班学生，现在是美国弗罗里达州立大学的终身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