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最后一天，是复活节。
一早去洗手间，我发现案板的毛巾上放了一只巧克力蛋，还有一块迷你巧克力。再往房间的边边角角看过去，只见沙发旁、电视后、床头柜上、电脑桌前、甚至安放行李箱的角落里，到处都“藏”着巧克力和其他零食。
看来，趁我们熟睡时，复活节的兔子悄悄来过了。
我赶紧把孩子们叫醒。蒋小诗很兴奋，满房间逡巡，卖力地寻找巧克力。蒋大核毕竟大了几岁，对巧克力的兴致也不如妹妹，他只是将就着到处看看，找到了就“哦”一声，拿起来放裤兜，像是在路边捡了片树叶。不过，说起复活节的兔子特意远道而来，他还是满面喜色，问：“我们离家这么远，它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你们给它打了电话吗？”
蒋先生睡眼惺忪，说道：“不用打电话。复活节的兔子就像圣诞老人，只要你是好孩子，不管走到天涯海角，它都能找到你。”
这只“大兔子”应该工作到挺晚。记得我凌晨两点去洗手间，他还在一旁看手机，那时候卫生间的案板上还没有巧克力。
这一天的计划，是前往华盛顿，看一年一度的樱花，然后夜宿巴尔的摩。蒋先生说，昨夜在网上，他给孩子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复活节去处。那地方离我们酒店不远。大核和小诗可以与当地的孩子们一起，参与寻找复活节彩蛋的活动。
他是一个好爸爸，从来不会让孩子们的童年错失任何可能的色彩与乐趣。
我带孩子们去餐厅吃早餐，蒋先生说他收拾好行李再来与我们汇合。
吃到一半，他肩扛手挑地走了过来，说，行李基本上都装车了，房间也check out了。如果想带孩子们找蛋，现在就得走，去晚了人家活动就结束了。
我赶紧招呼孩子们跟上，盘里的两根香肠都没吃完，做了一半的华夫饼也来不及拿。早餐每天都有，复活节一年一度。孰轻孰重，我还拎得清。
我以为找蛋的地方是个社区公园，下了车才发现是个小教堂，名叫Winsor Hills UMC，距离酒店不过五六分钟的车程。
我说，既然找彩蛋，总得给孩子们买只复活节的篮子吧，不然捡到了蛋装哪里？
蒋先生说，不能带篮子。去到别人的地盘，带上篮子目的性太强了。捡三两只蛋放手里，乐呵乐呵就行。重在参与嘛，给孩子们一个与当地小朋友玩耍庆祝的机会。
教堂外面停了不少车，前庭的草地上已洒满塑料彩蛋——这就是孩子们要找的蛋。
以前我总觉得，让人寻找某样东西，总得附加一些难度值吧？譬如这找彩蛋的活动，不是应该把塑料蛋藏到假山背后，花草夹缝间，或者廊檐的阴暗角落里吗？就这样一目了然地躺眼皮底下，算哪门子寻？充其量叫捡。但是，这些年与蒋先生共渡了所有节日，眼见他家里家外费尽心机地“藏”起小礼物，只为博得孩子们醒来那一刻的笑容，心里多多少少对如何用西式思维滋养孩子有了大体的概念：让孩子们做向往的事，不用设置太多关卡，或人为添加难度系数，我们的目标，不是让孩子们机关算尽后获取微薄的回报，而是尽可能最大化他们的快乐。吃苦、闯关、竞斗，不是人生的必要配置，不是人人都需要赤手空拳为自己杀出一条血路。他们有幸成长在衣食无忧的环境里，我那须得练就十八般武艺方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陈旧意识对他们已不适用，何必凡事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让他们没苦硬吃？
我们穿过铺满彩蛋的前庭，步入教堂。里面是一间开阔的活动室，设有一张张圆桌，方便以家庭为单位入座。教堂提供免费早餐，主要是孩子们喜欢的饼干甜甜圈等，另有果汁咖啡等饮料。
这是一个典型的社区小教堂，谁都认识谁。义工们骤见我们这几张生面孔，有些吃惊，但也还是热情接待了我们，招呼我们吃喝入座。
我跟一位叫Jennifer的义工聊天。她说，这个活动是教堂回馈社区的一种方式。我怪不好意思，说我们只是旅游路过。她说，来到这里，就是我们大家庭的一员，不许见外。
见我们没带篮子，旁边一位叫Tom的义工还专门跑去储藏室，拿出两只递给了大核和小诗。
感觉教徒们的善良值，要比普世百姓高出一筹。
孩子们以六岁为界，分作两组。蒋先生陪同女儿，跟随年轻一组的选手去了后庭。我负责陪大核去前院。Tom负责招呼前院的孩子们，带着他们呼啦啦涌出了门外。
我喝了口茶，比孩子们稍晚起步，也就半分钟左右。跟到前院，发现草地上的彩蛋已经基本上被捡光了。
跟同组的其他小朋友比，大核的篮子空荡了些，只有三五只蛋，在篮底铺了薄薄一层。大核却很高兴，迫不及待给我展示他的战利品。与早晨时在酒店房间捡巧克力的漫不经心相比，此刻的他判若两人，已成功开启了兴奋模式。
母子俩正说话，Tom招手让大核过去，说西厢角落里还有蛋，专门等他去捡。看来，那些藏在角落里的蛋，是义工们特意为落了下风的孩子们准备的，旨在均贫富。
等草地上再也看不到彩蛋的影子，孩子们返回活动室，清点战利品。教堂显然做足了功课，几乎每个孩子都拎了满满一篮子。
大核虽然只捡到11个蛋，其中一枚却是“金蛋”。金蛋不是指外观色泽，而指内部的实质——其他彩蛋里面都是糖果巧克力，金蛋里却装了一元纸币。根据Tom的内部消息，本次活动共有五只金蛋。不知道大核这一只，是被藏在了角落里的”慈善“蛋，还是他运气好自己捡到的。
蒋小诗则像其他小朋友那样，捡了满满一筐。她从彩蛋中剥出一块她最爱的白巧克力，兴奋得当场舞蹈，说她是全世界最幸运的女孩。
她的喜悦，成功吸引到了一位老太太志愿者的注意，她走过来跟我们寒暄。蒋小诗眉飞色舞地跟人分享开盲盒的惊喜。老太太也很配合，见小诗从彩蛋里取出一枚糖果，假装吃惊：“哇，这可是我最喜爱的棒棒糖啊！” 小姑娘不带磕绊，丝滑把它送给了老太太。
这么大方，是因为手头货源丰足。本届活动最不缺的就是巧克力了。除了孩子们在草地上捡到的那些，教堂还另外给每个孩子派发了一手提袋的糖果。蒋大核那只半空的篮子也被Tom补进了不少存货，整个儿都冒尖了。
这次活动设有竞猜游戏：两只2L的水瓶里塞满巧克力，让孩子们猜瓶子里的巧克力数量，数字最接近者获胜，奖品就是那只装满了巧克力的瓶子。
让我意外的是，蒋大核竟然赢得了其中的一瓶。那瓶巧克力总共53颗，他猜了52，真是无限接近。这孩子，总给一种我不声不响办大事的感觉。就像之前在邮轮上，跳跳舞也能得个第一名，我们完全没有期待过。
活动临近结束前，我清空了孩子们的糖果篮子，把它们还给Tom。他笑眯眯地摆手，说：“我们不回收，篮子跟着糖果走才有意义。”
真是一个特别温馨特别友善的异乡复活节。
从Roanoke到华盛顿，一路要开四个小时。我们在车里玩起了猜数字游戏。
这个游戏是蒋小诗特别要求的。哥哥在教堂猜巧克力数字的游戏中赢了奖品，蒋小诗自然不甘示弱，也缠着要我们跟她玩同样的游戏。我们发明了一个小儿科版，大致规则是：庄主在心里挑选一个数字（在1-100间），其他人轮流猜，庄主会根据给出的数字，提示“多了”还是“少了”。玩家猜的次数越多，庄主就越成功。
轮到蒋小诗坐庄时，我们不论猜什么数字，她都说不对，不是多了就是少了，给出的反馈又全无逻辑，譬如35太多，68又太少。每个人猜了三五轮，都还不对。我们集体放弃，问她数字究竟是哪个。
她问：“你们猜25了吗？”
我说：“猜了。”
她又问：“那你们猜100了吗？”
我说：“也猜了。”
她问：“哪个数字你们没猜？”
蒋先生眼一翻，随便说了个数字：“41。”
蒋小诗说：“对了，我心里想的就是41。”
有这样作弊的吗！要不念你是亲闺女，谁还跟你玩儿。
说笑间，也就来到了华盛顿。
这个城市马路开阔，建筑精美大气，颇有首都的雍容尊贵。
蒋先生给孩子们上起了地理课：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华盛顿，则是这个国家的政治中心。那些有权有势的政客们都聚集在这里，让这个地方显得重要无比。
科普这类信息时，他当然掺带着讽刺的语调。这个老男孩与钱财权势八字不合，喜欢对强权说不。主要原因，是没被生活打过脸。
像我，就凡事恭敬，虽然没有宗教信仰，提起真主佛祖上帝，全带敬语，还要在心里默默鞠上一躬。天知道我死后会落在谁的手里。
我和蒋先生来过华盛顿好几次，但樱花季还是头一回。每年三四月份，朋友圈和BBS上总能看到华盛顿樱花的美照，这一次顺路，想着一定要亲眼瞧瞧。
这是一个艳阳天，又逢复活节星期日，感觉全华盛顿的人都聚集到了这里。樱花盛放的潮汐盆地/华盛顿纪念碑/杰斐逊纪念堂附近人山人海。马路上挤满了汽车，停车场满满当当，我们开着车在潮汐湖畔转了三圈，也没能找到停车位。
蒋先生找了个靠近樱木林的路口，把我放下，让我自己赏花。他说，他会带着孩子们在车流里兜圈，半个小时后原地pickup。
我走到潮汐湖畔，例行公事般地拍了几张照片。家人不在身边，美景大打折扣。我感觉自己是家里派出的党代表，只为拍照留存，当作旅途的记忆。
往前几步，在樱花丛中看到了马丁路德金的巨型雕像。这是华盛顿特区第一座向有色人种致敬的纪念碑。
历史由人民创造，然而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需要依靠伟人推动。金博士坚信，人人生而平等。他主张用和平抗议的方式为非裔美国人争取平等的权利，他说，“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昔日奴隶和奴隶主的后嗣，可以在乔治亚州红色的山峦上同席而坐，情同手足。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肤色，而是以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的国度。”
可以说，非裔美国人能取得今天的地位，离不开金博士的远见、执着与勇气。
衷心希望金博士和平正义自由平等的信念千古长存，至天下大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