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称当今的中国为新中国？

我为什么称当今的中国为新中国？

 

我之所以称当今的中国为新中国，是因为我视当今的新中国为中国的一个朝代，而不是中国的全部。正如我们视秦朝为大秦中国，唐朝为大唐中国，清朝为大清中国，国民党的中国为中华民国的理由是一样。

在法理上，秦朝、唐朝、清朝、中华民国、虽然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甚至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但都只是中国的一个朝代，不是中国历史的全部，因此在法理上是可以推翻的，推翻它们并不等于推翻中国。它们也确实被推翻了，每一个被推翻的朝代也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新中国作为中国的一个朝代，也不可能例外。

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新进的朝代都希望万万岁，成为中国历史的全部，但是很遗憾，没有一个希望成真。这不是历史诅咒，这是人性所然。遗憾的是，在中国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长期专政生存方式，所认同的推翻一个朝代的主要方式，是三千万人头的周期律改朝换代的方式。这也不是历史诅咒，也是人性所然。在中国，在长期专政之下，也只有动用三千万人头的周期律改朝换代的方式，才能改朝换代。

 

大秦中国之后迄今的中国历史，实行的是长期专政生存方式。传统中国和现代中国区别在于，前者实行的是君国长期专政生存方式，后者实行的是党国长期专政生存方式。一个国家决心要实行长期专政生存方式，你就得承受三千万人头的周期律改朝换代的代价。

理论上一个长期专政的朝代专政期越长，国家所累积的潜在危机危机就越重，承受的周期律改朝换代的代价越沉重。

洪秀全在大清中国最腐朽的时期发起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试图通过天价周期律改朝换代推翻大清中国，如成功将中国将出现一个太平天国中国。

有统计说太平天国运动导致的死亡人口不是三千万，而是高达七千万。但是太平天国的天价周期律改朝换代计划还是失败了。坚持君国长期专政长达两百多年（1644-1851）的庞然大物大清中国，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虽然是摇摇欲坠，但似乎周期律还没到，僵而不死，还可以一路跌跌撞撞，继续维持长达六十年的专政期。

太平天国运动的七千万人头，依然没有成为推翻大清中国的通行证，可见长期专政越长，内生的天价周期律的代价就越沉重。

如果从太平天国运动算起，再加上后续的辛亥革命，军阀割据、中华民国的过渡期，直到党国长期专政的新中国建政立国，都视为一个完整的，分分合合的周期律改朝换代过程的话，叠加起来的天价周期律改朝换代的代价将更加惊人。这对于当今的中国人来说也许是骇人听闻的周期律惨剧。但是这在长期专政的中国历史上，那是累见不鲜，麻木不仁的周期律改朝换代历史常态。这奇怪吗？一点都不奇怪，搞不好，更大的，类似于前苏联的历史的，终结性天价周期律改朝换代还在后头。

也许有很多中国人说，到了党国长期专政的新中国，中国就也苦尽甘来，前途光明，中国人的苦难从此就一去不复返。但是我们别忘了，从生存方式的类型来看，新中国的党国长期专政虽然与传统中国的君国长期专政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依然属于长期专政生存方式，依然会内生天价周期律，依然有着天价周期律改朝换代的恐惧症。

1949年建政立国的党国长期专政的新中国，在1961年前后曾经发生饿死三千万的大饥荒，但是如此大的历史惨剧在新中国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也没有任何真实的历史记载，一点点周期律危机的涟漪都没有出现。这是长期专政生存方式处理危机的典型手法。

因为在任何长期专政朝代看来，任何重大社会问题和事故都有可能成为引发天价周期律的黑天鹅时刻，其动机源于深入到血脉骨髓里的天价周期律改朝换代恐惧症。它们要不惜代价的将任何可能触发天价周期律改朝换代的危机捂死在萌芽之中，因此像饿死三千万的大饥荒这样特大的社会事故，是不可能有真实的历史记载，出现在社会新闻中更不可能。这也证明了党国长期专政的新中国也像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朝代一样，实行的是长期专政生存方式，具有同样的天价周期律改朝换代恐惧症，要不惜代价的将危机消灭在萌芽之中。

这也证明了，在中国要有多大，多惨，多少次饿死三千万饥民的历史悲剧，才可以动摇一个长期专政朝代的根基。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付出六千万人头的太平天国运动周期律改朝换代还是失败了，大清中国的三百年长期专政，长治久安是用多少千万的人头换来的，中国人因此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中国历史对历史惨案的记载绝对是挂一漏万。

 

上世纪六十年代被刻意遗忘的大饥荒，被刻意遗忘的三千万死亡饥民，成了党国长期专政的新中国负罪前行，继续长期专政的踏脚石，继续岁月静好的血馒头。那些大饥荒的亡灵，是党国长期专政新中国的最无辜，最无知，最无助，代价最沉重的牺牲品，也是党国长期专政的新中国革命历史一部分，他们应该被刻在天安门广场的革命烈士碑上。但是他们成为新中国祭坛上的祭品的同时，被新中国所刻意遗忘了。长期专政生存方式之下，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从历史的长河来看，新中国只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不是中国历史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