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七十年——记亦泣亦歌的人生旅途（84）

钓鱼乡(3）

钓鱼乡派出所的警车于3月9日凌晨5点钟赶到六安。见父亲迎门躺在地铺上，原本魁梧高大的身躯像一束干柴，面容黑瘦黑瘦的，不见一点生气。我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像一叶轻舟飘荡在茫茫无际的大海上，而身上却背负着养育妻儿的责任。那一瞬间，我深刻地理解了曾经压在父亲肩上的担子有多么沉重，他的人生旅途是多么的艰难。我抓住父亲干枯的手，这冰凉的手传递给我的几乎全是冰彻肌骨的信息。我潸然泪下。

悲痛中的我听到一声怪叫：我大爷，你的儿子来看你了。这句话像尖刀一样刺痛我的心心，我是来看他的吗？我是来处理丧事的，这是儿子的本分。但我没有发作，知道此时压在我身上的责任。一会儿，二姐夫张喜山从对面过来，我问他都办了些什么事？他说：什么也没办，我们接到惠芳的电话，已经天黑了。我马上掏钱给张喜山，让他现在就出去买寿碗、烧纸、花圈以及红纸和白纸。张喜山看看天色已经大亮，拿着钱就走了。

我回到对面的屋里，见母亲在床上睡觉，就没惊动她老人家，接着问惠芳父亲是怎么去世的。惠芳说：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我大爷要起来解手，没站稳，摔倒了。我和我妈把他扶到床上躺下，我见他有些不对劲，就去把刘玲喊来。刘玲见我大爷的情况，立刻回自己家拿来急救针盒，给我大爷打了一针，然后就和我一道骑车去县医院取担架，准备将我大爷送到县医院。在大门口，我分别打电话给徐云和徐敏，告知他们情况。我们到了县医院，借到了担架，刘玲说我先回去，看看大伯情况。等我带着担架走到地位后门口，见刘玲在那儿等我，说我大爷已经不行了，她把担架接过去，送回县医院。等我回到家，张喜山、吴厚煜他们都把我大爷放到地上了。我说怪不得三姐见我回来，怪声怪气地说我大爷，你儿子来看你来了，好像她操了多大的心似的，原来我大爷的老衣是他们穿的。她怎么就不想想，要不是靠着我们住，死了都没人知道；要不是你通知他们，他们怎么知道我大爷摔跤了。惠芳说：你就不要和他们计较了，各凭各良心。

父亲去世，按理说要通知所有的子孙。鉴于大姐刚离开六安，可能还在途中，从贵州往返一趟不容易；我的长子在杭州读大学，来了影响学业。因此就决定不通知他们。

张喜山买了一应物品从外面回来。我立刻开始布置灵堂。又吩咐张喜山拿照片去放大，再带一些早点回来。布置灵堂，关键是大奠字旁边的一副挽联，通过它来反映逝者的值得称道的个性及优点。我花了十几分钟的时间拟定好了挽联，重点反映了父亲勤劳的品质和坚持自食其力的生活态度，家人都认为说得对说得好，可惜这幅挽联的原稿没保存好，时间久远竟然忘了词句。灵堂布置好，看起来空荡荡，这才想起来最该做的事没做，这就是花圈。于是就赶紧吩咐人去买花圈，三姐妹和我，每家一个花圈。接着我又吩咐小牧找了一个瓦盆，在门口烧纸。这时候差不多快九点了。十点钟左右，五中（二姐的单位）、辐条厂（三姐的单位）和针织厂分别来人送花圈、表示哀悼。针织厂来人时，我请他们务必让朱士江来我家一趟。朱士江来后，我请他办一件事，这就是买两大箱炮竹，出葬那天，请他在父亲的遗体离开家门后，就开始放炮竹，连续放到窑岗嘴火葬场为止。这是父亲的遗嘱之一。

按照六安风俗，逝者在家停尸三天后出葬。父亲3月8日逝世，当在10日出葬。当小牧把老盆摔碎后，肉厂工会派来的四个汉子将父亲的遗体抬上三姐找来的卡车。感谢钓鱼乡的领导为我长脸，出葬这天，在前面开道的是警车，这位驾驶员很会做事，他时而拉起警笛，很壮声势。警车后面是装遗体的卡车，小牧和吴雪松捧着遗像站在前面，除去徐家林一家外，二姐三姐以及惠芳都站在两边；卡车后面是一辆皮卡，上面坐着大哥大嫂；皮卡后面是一辆大客；大客后面是我租借的一辆卡车，朱士江在车厢里放炮竹，真的是从地委大院门口一直放到窑岗嘴火葬场。

在做了简短的追悼仪式后，父亲的遗体被推去火化。三姐夫妇去和大嫂亲近去了，二姐和二姐夫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自父亲去世到出葬前，我没看见大哥徐家林到灵堂来过，他们父子关系肯定是出了毛病，但什么毛病导致他连父亲的遗体看都不看一眼，我弄不清楚，反正觉得矛盾挺严重的。记得好像出葬那天大哥大嫂是随一辆皮卡来的，只是停在人民路上，人没下车。惠芳在和针织厂来的人寒暄，我一个人跟着灵车来到火化炉，跪在炉前，眼看着父亲的遗体被推进炉子里，瞬间被火焰吞噬，直到和炉火融为一体。差不多个把小时后，司炉工将一袋子骨灰递给我，说你家老人个子肯定大，骨灰很多，得买一个大一点的盒子，否则装不下。

张喜山买了一个六百多块钱的骨灰盒，我觉得很一般，尽管心中不快也没吱声，就把盒子接过来，开始装骨灰。果如司炉工所言，父亲的骨灰多，满满地装了一盒，我装得非常小心，生怕撒了一粒在外。整个装灰的过程，没一个人伸手相助。两个女婿是外人，我不能计较，可他还是有其他的三个亲生骨肉，为什么都对此无动于衷？平日里不是一口一声我大爷喊得异常亲切吗？人之薄情，莫过于此。

骨灰装进盒子后，我依照入土为安的古训，及时将父亲的骨灰安葬在离窑岗嘴殡仪馆一公里之外的西郊墓地，那是我一年多前为父母购置的。

给父亲送葬回来，我和妻子走到故居的山墙旁，几乎是同时喊了一声“我大爷”，几乎又是同时哭出声来。这个时候，我对父亲有深刻的成见，而这成见后来经过近十年的岁月消磨才得以改变，而且是强迫所为。可是，那一刻，我和妻子的情感瞬间同时喷发，可能是父亲的灵魂，此刻仍在家门口深情地看着我们的感应吧！ 除此以外，还能有什么样的解释最合理呢？这也是我自我强迫消除对父亲成见的力量所在。

送葬后的第二天，老徐家最丑陋的一幕开演了。可能是他们兄妹三个约好了，齐齐地在九点钟来到父亲住的小房子。过了一会儿，外出倒垃圾的惠芳小声对我说：你去到对面看看。我不解的问看什么？惠芳说你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我走到对面面，看到大哥在指挥两个妹妹在一件一件的翻父亲的衣服，掏了所有的口袋。我联想到在北京三叔家，三叔说：你大哥说你大爷有几十万，为什么不给孩子一些？知道他们是在翻存折。大约半个小时后，什么也没搜到，大哥恶狠狠地说：都烧掉！这个长子，根本没把坐在旁边的老母亲放在眼里，竟擅自做主将他十几年从未关心的父亲的遗物付之一炬。我听他这么说，于是就在父亲的遗物里，找出一副棉手套和大头鞋，拿回来留作纪念。那双大头鞋保存了一段时间后，因为里面羊毛遭虫蛀被丢弃了，手套我一直保管至今。两个姐姐把父亲的遗物抱到围墙根点燃了，那些衣服和被褥一直烧了两个多小时。这是我此生此世所见最无耻的一幕现实生活剧。这三个人分别是副县级国家干部、一级人民教师和工厂的财务科长，都有着光鲜的身份，却干着令人不耻的事。

父亲的遗体下葬后，我让母亲和我们一起住。我花了三天时间将他们的住房彻底清扫，铲去床上、墙上和地上的痰迹，为了消毒，用石灰水重新粉刷墙壁。这是一件非常辛苦的活，加之悲伤、旅途劳累以及送葬的操劳，我对惠芳说：累死了，我从来没有这样疲倦过。这天晚上，我多喝了几口酒，一夜鼾声雷动，用惠芳的话说：屋巴都快被你震塌了。第二天醒来，精神仍然提不起来，又休息了两天，方才回复过来。

我对惠芳说：我们已经完成了四分之一的任务。因为过去我们曾经常说我们两家有四个老人，为他们送终是我们的职责。我对我处理父亲的丧事比较满意，这满意包括针织厂来了很多人，此时我已经离开针织厂三年多，还能来这么多人，说明公道自在人心；妻子的单位地区肉厂也来了很多人，包括厂工会副主任、车间主任、工段长在内也有十几个，父亲的遗体也是他们抬上车的。三姐单位也来了许多人，这说明三姐人缘关系很好，在单位吃得开。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去世，一般被人们认为是喜丧。父亲的丧事我办得轰轰烈烈：孙子摔老盆；花圈摆满了十几米长的巷道；炮竹一直炸了十几里路；几十人送葬，而且是警车开道。为此我很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