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2024年的GDP约8144.4亿美元，军费开支接近GDP的3%，总额近200亿美元。如果要提升至3.4%，意味着台湾的军费要增加到约260亿美元，这将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从军事角度来看，这仍然不足以应对解放军的庞大军力。
那么，是否应该将军费提高到GDP的10%，即800亿美元以上？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目标，因为它会对台湾的经济发展和民生开支产生极大的冲击。
梅惠琳的另一个建议是，台湾应该发展出能够抵御解放军登陆30天的能力，以等待美军介入。然而，问题在于，台湾是否真的需要以色列级别的军费占比，才能达到这一目标？解放军目前的作战规划强调“速战速决”，依赖于大规模导弹袭击、电子战、海空封锁等方式，迅速压制台湾的抵抗力量。因此，台湾的防御重点，应放在“非对称作战”上，而非大规模传统军力建设。
非对称作战的成本远低于传统军事对抗。 举个例子，台湾采购大量的反舰导弹、反装甲武器、无人机等，将能有效提高防御能力，而不需要以色列级别的庞大军费。但是，台湾的军费，应该高于目前的2.45%，但未必需要高达10%。合理的范围可能是4%至5%之间。
梅惠琳指出，台湾的政府开支仅占GDP的13.7%，远低于以色列的36%至44%，这导致台湾在军费上的灵活度受限。
台湾的低政府支出，并非单纯的政策选择，而是结构性问题。 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是台湾的税收制度问题。台湾的税收占GDP的比例长期偏低，目前仅约12%至14%，远低于许多发达国家（如欧洲国家普遍在30%以上）。这使得政府预算总体规模受到极大限制；其次是社会福利开支增长。随着台湾人口老龄化，社会福利支出快速增长，使得军费难以大幅度增加；还有就是对军费的政治阻力。台湾内部长期存在对军费的争议，部分民众认为政府应该优先发展经济，而非增加国防支出。
虽然中国的军事威胁日益增长，但台湾内部的防卫共识不足，内部对于国防预算的共识并不强烈。部分政治势力对提升军费持保留态度，认为“避免刺激中国”比加强军事更重要。长期的“战略模糊”，使得台湾社会对于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认知不足，导致军费问题未能成为压倒性的政治议题。而美国对台军售的不稳定性，导致台湾在购买武器时受到诸多掣肘，例如某些关键防御系统的交付延迟，影响了台湾军力建设的进程。结果就是，台湾在面对严重的军事威胁时，军费始终没有大幅提升。
以色列之所以能够维持超高军费（GDP 5%以上，有时甚至超过10%），主要依赖于几个因素。最重要的是全民服兵役，以色列男性和女性普遍需要服兵役，这使得以色列拥有强大的预备役部队。以色列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其国民对于军事防御的共识极强，愿意承受高额国防预算。而且，以色列每年从美国获得近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大大缓解了财政压力，除了自身“硬”之外，还有美国的“硬挺”。
然而，这些条件台湾基本都不具备。台湾没有全民兵役，近年来兵役制度改革导致军队规模下降，后备役战斗力也受到质疑。台湾社会对军事动员的接受度，远低于以色列。台湾长期享受和平环境，社会对战争的心理准备不足。而且，台湾无法获得美国同等规模的军事援助，美国对台军售，仍然受到政治和外交因素的影响。以色列模式并不适用于台湾，台湾的军费虽然需要增加，但不可能达到以色列的水准。
基于以上分析，台湾的国防预算应该在4%至5%的GDP之间，这既能强化防御能力，又不会对经济造成极端压力。
但要做到这一点，台湾必须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例如提高税收比例，使政府总支出占GDP的比重接近20%，从而有更多空间投入国防。其次优化军费结构，减少昂贵的传统装备（如F-35战机）的采购，转向“非对称作战”武器。最后，是增强全民国防意识，推动更强的民防体系建设，使台湾社会对战争风险有更充分的准备。
在国际局势紧张的情况下，台湾军费增长是必然趋势，但要兼顾经济现实，避免因过高军费导致社会不满和财政危机。台湾成为不了第二个以色列，它必须找到一条符合自身现实的防御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