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属波利尼西亚(French Polynesia，法文：Polynésie française)是位于太平洋东南部的法国海外集体，也是联合国的非自治领土。它由118个岛屿组成，包括社会群岛、土阿莫土群岛、甘比尔群岛、土布艾群岛、马克萨斯群岛等，其中有76个岛屿有人居住。社会群岛是主要的群岛，而其中的塔希提岛(Tahiti,通常译为大溪地)是最大的岛屿，也是法属波利尼西亚人口最多的地区，约占总体人口的75%。其首府帕皮提(Papeete)位于大溪地岛，也由此一般情况下，大溪地这个地理概念，也就泛指由该岛而延伸的周边地区，成了法属波利尼西亚的另一个名称。
1843年，法国就将大溪地王国(Kingdom of Tahiti)列为保护国，大溪地岛成为法国的保护领地，1880年沦为法国殖民地。随后，其他周边岛屿也被法国占领。1946年，法属波利尼西亚成为法国海外领地，并于1957年正式定名为法属波利尼西亚。1984年，实行了内部自治，但法国仍然掌握外交、国防、财政和司法等权力。2004年2月，法国国民议会将法属波利尼西亚提升为具有高度自治的海外属地，享有自主选举领导人、议会立法、管理经济社会事务及组织全民公投等权力。
随着大溪地被法国殖民开发，中国人(主要是广东人，以客家人为主)也开始进入这个岛国。虽然早期进入的中国人有许多是劳工，但也包括了一些商人，而那些劳工在合同结束后选择留下来的，也很多成为大大小小的商人。
据资料显示，1865-1874年，爱尔兰商人威廉·斯图尔特(William Stewart)从中国招募了三批共1010名契约华工来到大溪地岛[1]，在获得法国殖民者的批准后在阿提莫诺(Atimaono)种植园从事棉花种植。根据合同，契约华工每月可获得20法郎的工资，能够享受到食宿、服装以及卫生方面权益。但他们的工作极为繁重，每天在种植园中工作12-15个小时，还会因各种原因遭到惩罚。1873年，阿提莫诺种植园破产，大多数华工试图要留下来，但相当一部分被殖民当局强制遣返。根据学者统计，大约560人没有返回祖籍国。[2]他们获得自由后，有的继续留在大溪地岛，有的前往土布艾群岛(Tubuai Islands)、马克萨斯群岛(Marquesas Islands)寻求发展，逐步完成身份转型，从华工发展成为第一代华商。学者研究显示，1837-1878年间，离开阿提莫诺种植园的华工中，有大约100人在大溪地经营餐馆、肉铺、木匠或铁匠铺，也有的从事椰干、香草、珍珠收购等。[3]据1892年大溪地的人口普查显示，法属大溪地的华人只剩320人，其中三分之一从事农业劳动，三分之二是小商人或工匠。[4]在二十世纪初年大批华人契约劳工到来后，此前留下来的这些人就大都成为当地华人社区的主要华商。据报，在1910年左右，“大溪地的华人约七八百人，商户约百家”。[5]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澳大利亚的华文报道称，大溪地已有华人3700余人，其中注册为有限公司的华商有十家，纳五号商牌税的华商有百余家，纳六号商牌税者超过二百多家，理发店七家，制靴店一家，洗衣店八家，做马车一家，木匠十数人。[6]
二十世纪初年到一九二十年代期间，大溪地华商中最为著名的一位，便是陈福(Chin Foo)家族。[7]
陈福，原名陈世崇，出生于广东宝安县观澜乡，是客家人，于1888年作为契约劳工来到大溪地岛。劳工合约结束后，陈福留了下来，创设“广利陈福”号商行，最初以制作面包为生，随后逐渐涉足香草和咖啡贸易，凭借不懈的努力积累了可观的财富，是当地最负盛名的华商。随着资本的积累，他决定进军餐饮业和银行业，1921年创办了“大溪地陈福银行”，主要服务于当地华侨华人客户，为他们的经营活动提供贷款支持。与此同时，他也经营“太平洋航运事务所”，踏足航运业。
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给大溪地与美国的贸易关系带来了严重冲击，导致陈福银行的放贷金额大幅减少。与此同时，银行放出的大量贷款因经济环境恶化而变成了坏账，使得银行的经营状况日益困难。经过数年的挣扎，陈福银行最终在1934年宣布倒闭。[8]陈福返回大溪地乡村，重新投身于饮食行业，并创办了椰子油精炼厂。[9]凭借其丰富的商业经验和独特的眼光，他再次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10]
大溪地经济属于热带海岛经济，热带农业、林业和渔业等第一产业较为发达，商业、服务业、旅游业等第三产业发展较快，但工业生产能力较弱，第二产业十分落后。华商适应该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在参与第一产业的同时，重点经营第三产业，经济实力得到不断增强。
在商业方面，大溪地华商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历史较为悠久。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华商就开始从中国进口小商品在大溪地各地售卖。由于波利尼西亚与中国距离遥远，运输成本较高，华商还会通过白人大贸易商辗转从澳大利亚和美国进口商品，进一步丰富了商品的来源，降低了商业成本。当时，华商建立了许多进出口贸易公司，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肖显扬1917年在首府帕皮提(Papeete)创立的“新同兴公司”(Sin Tung Hing)，主要经营椰干和香草，进口保质期较长的食品。1941年的记载显示，大溪地华商中之“商业大者，多经营苏杭布疋、各国杂货、罐头食品、中西餐馆或收买土产；商业小者则经营零星杂货、取息颇优。”[11]
在饮食行业，华商表现出很强的创作性。华商根据大溪地人喜欢甜味食品和油炸食品的特点研制出适应大溪地人口味的“菲里菲里”(Firi Firi)。他们在面粉中加入糖和椰粉等辅料制作成甜甜圈，然后油炸至酥脆，作为早餐供应。“菲里菲里”很快成为大溪地岛的传统美食，为人称道。[12]还有华商从食品行业起家，向其他行业拓展，成长为颇有影响力的富商，较有代表性的是前述之陈福家族。
华商在商品农业方面也颇有建树。在欧洲殖民到达之前，波利尼西亚农业处于十分原始的状态。原住民主要使用石斧、贝器和木器等原始的劳动工具进行生产，“人们用这种木棒翻起土块，然后用手把土块搓碎。”[13]他们栽培的农作物也比较单一，主要种植面包树、椰子树、芭蕉树，以及芋、薯、南瓜、西葫芦等。[14]契约华工们合同到期后获得自由身份，有的继续进行农业生产，逐步成为华人农商，为推动大溪地农业的商业化发展做出了贡献。据学者考察，华人农商开垦了不少土地，甚至夷平了一些山丘种植蔬菜。“每天晚上，向帕皮提市场供应卷心菜、豌豆、蚕豆、绿叶蔬菜等中国蔬菜”。[15]华商引进的新鲜蔬菜不仅改善了殖民者和原住民的饮食文化，还推动了大溪地农业的发展。法波政府承认“无论是大溪地还是其他岛屿，各年龄段的大溪地人都深受华侨华人的影响，包括他们的饮食和语言等。”[16]
华商在20世纪早中期取得的商业成绩绝非偶然。他们的成功主要有如下原因：
第一，商业经营方式较为灵活。针对大溪地原住民经济收入不高的特点，华商采取“以物易物”方式与原住民进行交易。原住民可以用可可、香草和椰干等农产品换取华商制作的面包、咖啡和茶叶等。原住民甚至可以赊账，“每年香草等农作物收获的时候，原住民用刚收获的农产品来偿还债务”[17]。灵活的商业经济模式，有利于华商的经营活动不受货币限制，进行更多类型的物品交换，也促进了华商与原住民之间的交流互动。
第二，华商的经营成本较低，在商业上表现出强大的竞争力。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随着华侨华人社会的逐步成熟，华商家庭基于“以家庭为中心的儒家思想”建立了家庭和企业高度融合的家族式经营，“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家庭而工作”[18]。在一些小华商家庭中，男性在外面做生意或从事进出口贸易，女性则在自己经营的商店中担任店员或进行手工业生产；家中子女往往也参与到经营中，有效降低了用工成本。此外，华商还善于就地取材，发现商机。以椰干生意为例，早期华商发现椰干贸易有利可图，便在路边捡树上掉落的椰子进行加工销售，“在自己没有椰子树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从椰干贸易中获利”[19]，充分体现出华商的商业智慧。
第三，华商形成了特定的移民模式，保证足够的劳动力。大多数华商都是白手起家，他们的商业目标十分明确，往往从进行体力劳动工作，随后经营小生意，通过不断积累财富，在进行创业，开餐馆或贸易公司。为了进一步做大生意，他们倾向于以“链式移民”吸引同乡或者家庭成员移民，即把祖籍国的兄弟姐妹或周围村庄的同姓远亲都吸引到大溪地。新到的移民一般先在华商的店铺中谋生，其旅行费所产生的费用从工资中扣除，等到新移民熟悉环境之后，再自立门户进行创业，并进入下一个“链式移民”周期。这一移民方式形成了1909-1928年的华人移民潮，尤其是前往大溪地的中国移民主要是广东的客家人。[20]这样的移民模式有利于华商进行互帮互助、共享有限的社会资源，也有利于他们形成移民网络和商业网络，在异国他乡安身立足、逐步强大。1943年的统计显示，大溪地华商中的大公司和商铺及咖啡馆和中西餐馆有500家，雇员达1800人；小店铺和作坊如面包房糕点铺、裁缝、肉店、家具店、铁匠铺、花生油和椰子油榨油厂、皂厂、糖果厂包括种植园等等，则有404家，雇员有3341人，总资产达8亿5千万法郎[21]，形成了一个较具规模的华商社会。
第四，华商富有创业精神，能够通过高强度劳动创造更多财富。法国华裔学者弗朗西斯·张(Francis Cheung)曾记载了一个华商店铺典型的工作状态：早上5点起床，6点开门，晚上9点以后才打烊。当有紧急事务，或新收到的货物需要及时处理时，会连日忙碌，即使星期天都照常营业。在店铺中一般不会停歇，不仅负责货物的分拣和包装，还负责商品的买卖……。[22]华商为了在市场上立足，投入更多的工作时间和精力进行经营，表现出强烈的事业追求。但他们的努力有时会被殖民者和原住民误解，认为他们进行“不正当竞争”。据驻大溪地中国总领事馆在1941年的统计，大溪地华人总数有八千多人，“以业农业商者为最多，业工者则次之”，“已握大溪地商业之牛耳”。“巴北帝埠(Papeete，即帕皮提——引者)之商业，华侨占百份之九十，英法人占百份之七，土人占百份之三”。[23]
总体看，二十世纪早中期华商在大溪地取得了商业上的初步成功，西方殖民者也承认了他们的地位，指出“一半以上的帕皮提的商人都是中国人”。[24]同时，华商也确立了自己在岛国的地位，法波政府承认“无论是大溪地还是其他岛屿，各年龄段的大溪地人都深受华侨华人的影响，包括他们的饮食和语言等。”[25]
根据人口统计，法属波利尼西亚（简称“法波”）目前拥有27.6万人口，其中75%的居民居住在大溪地岛。[26]因此，通常人们说到大溪地的华人，实际上也就代表了泛指的法属波利尼西亚的华人，目前，法波有约2万多名华侨华人，[27]大部分从事商业活动，主要从事香草种植[28]、珍珠养殖、百货零售杂货店和进出口业务、面包房、餐馆、快餐店以及其它商业服务，亦即占法波总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华人，掌握了当地百分之七十的生意网[29]，主要聚居在首都帕皮提(Papeete)等城市。1964年中法建交，为华商在法波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法波地区经济的繁荣也进一步推动了华商经济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1966-1996年间，法国在南太地区进行武器试验，进驻法波的法军人数显著增加，对食品和社会服务的需求也相应提升。为了满足这些需求，法波不得不大量进口食品和物资，尤其是80%的粮食依赖进口[30]，为华商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其次，法波政府从此前对华人入籍限制及不允许购买土地转为包容。1963年降低了华侨华人的“经营税”和“人头税”，1973年进一步允许当地华侨华人入籍并获得法国公民身份。这一政策赋予了他们购买土地、建造房屋、经商等各方面的平等权利。华商可以像欧洲人一样购买土地并享受低税率，这大大降低了华商的经营成本，为他们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优越条件。最后，法波旅游业的繁荣也带来新的商机。1962年，影片《叛舰喋血记(Mutiny on the Bounty)》热映吸引了更多游客前来[31]，促进了法波地区旅游业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该地区经济的繁荣，为从事餐饮和零售业的华商带来大量客源。
由此可见，法波地区的华商得益于多方面的优势，包括国际环境、政策支持和旅游业的发展等，促进了华商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在二十世纪中后期，随着法波经济的迅速崛起，华商经济也迎来了转型的契机，实现了产业升级和经营模式、经营地域的多元化拓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华商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升级，逐渐迈向高端化。过去，华商主要聚焦于零售业、食品业和理发店等劳动密集型低端产业。然而，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华商开始转向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以百年老牌华商新同兴贸易公司(Sin Tung Hing)为例，该家族新一代管理者敏锐地抓住了发展机遇，逐步扩大经营范围，涉足进口建筑材料、家用电器，并最终直接进入建筑行业。随着汽车的普及，新同兴进一步在法波地区销售汽油，成为梅赛德斯和福特汽车在当地的经销商。此后，也进入休闲海事活动服务行业，销售海钓、冲浪、游艇等各种设备。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新同兴成功转型为商业服务和企业咨询服务提供商[32]，顺利实现了向现代服务业的转型。
其次，经营模式也经历了深刻的变革。传统的华商经营往往采用家族式管理，规模相对较小。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市场竞争的加剧和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华商开始引入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和方法，逐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在大溪地，面对家乐福和康玛(Comforama)等跨国零售公司的激烈竞争，华商将传统的杂货铺和零售店升级为大型超市。许多华商的子女在美、英、澳、新等国家留学归来后，将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和方法引入家族企业，注重专业化、规范化和国际化发展，积极涉足国际贸易、跨境旅游、房地产投资与开发等领域。[33]
最后，华商经济的地域布局也经历了转型。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华商开始将业务拓展到海外市场，特别是中国市场。他们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和优势，注重研发和创新，不断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和知名度。大溪地的黑珍珠产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华商通过精心打造品牌、拓展市场渠道和提升产品质量，成功将黑珍珠推向国际市场，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
在华商涉足的众多产业中，珍珠产业的国际影响力最大。大溪地岛，因其盛产黑碟贝而备受瞩目，这种贝类不仅可用于制作高端纽扣，更是黑珍珠的珍贵来源。然而，十九世纪中叶，西方殖民者的过度收购导致黑碟贝一度面临灭绝的危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科学家在大溪地实验珍珠养殖技术并取得成功，但其商业化开发一直没有起色。1974年，华商温惠仁投身珍珠业，极大推动了大溪地珍珠产业的发展。他大规模开发荒岛养殖黑碟贝，修建机场以便物资运输，并聘请专业工人实行科学化管理，同时也从原籍广东深圳等地引进所需劳工，壮大了大溪地华人社区的人口。在他的努力下，大溪地岛的黑珍珠产业迅速崛起，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即成为大溪地仅次于观光旅游的第二大产业。凭借黑珍珠产业的成功，温惠仁经营8座珠场、拥有5架飞机，珍珠产量每年4吨，价值1亿美元，占大溪地黑珍珠总产值的一半以上[34]，他也被称为“珍珠大王”，“法属波利尼西亚首富”。[35]
温惠仁在珍珠产业上的成功，也带动了当地许多华商加入到珍珠养殖行业中。丘氏家族创办的先施公司(Sincere)是以摄影店起家，后来经营摄影器材和电子器件的零售业。在其第二代丘子亮接管经营期间，就把生意经营扩展到珍珠养殖业上。就是说，大溪地的珍珠养殖业主要由华商所控制。[36]
华商经济的转型不仅使华商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还顺应了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为华商经济的持续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今，大量祖籍为广东的客家人华商继续在法波开展商业活动，其中以原籍宝安(现深圳的一部分)和东莞的客家人华商尤为活跃。据报道，帕皮提现有2万名华人(以华商为主)，其中1.4万人原籍深圳龙岗区[37]，2000-3000人则原籍东莞。[38]也就是说，绝大部分这些华商都是二十世纪上半期来到这里的客家人后裔。他们凭借丰富的商业经验和跨国经营能力，通过投资兴业、参与社区建设和国际贸易，为当地经济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简言之，华商在法属波利尼西亚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中间人”角色，成为西方殖民者与当地原住民之间经济联系的纽带。对此，原住民对华商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没有华商，波利尼西亚的经济不会如此发达”，欧洲殖民者也承认，“华商是殖民地经济得以繁荣的引擎”[39]。
粟明鲜
2024/11/7
[8] “Run on Bank. Banque Chin Foo Ceases Payment”, The Pacific Islands Monthly, March 23, 1933, p. 9.
[9] Marc T. Greene, “Fading Glamor of the South Seas.” Current History (1916-1940) 39.5 (1934): 560-564.
[10] Glenn Cunningham and Number of Establishments. “Manufacturing in Tahiti.” California Geographer 7 (1966): 19-27.
[15] Gérald Coppenrath, LES CHINOIS DE TAHITI: De l’aversion à l’assimilation, 1865-1966, https://books.openedition.org/sdo/186, (accessed 12/3/2024).
[18] Anne-Christine Trémon, “Flexible kinship: shaping transnational families among the Chinese in Tahiti”,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Vol. 23, No. 1 (March 2017), p.44.
[22] Francis Cheung, Tahiti et ses îles (1919-1945): Etude d'une société coloniale aux antipodes de sa métropole, Editions L'Harmattan, 1998, p.277.
[26]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帕皮提领事馆：《法属波利尼西亚概况》，http://papeete.china-consulate.gov.cn/gylq/201904/t20190413_3964666.htm，登录日期：2022/9/27。
[27] 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编：《岭峤春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46页。1946年统计显示，大溪地华人已有6390人。据1968年大溪地当局根据当地华人汇款回中国家乡时的登记记录进行统计，仅就此项登记的华人就有7000多人。见：张静茹：《回首来时路》，《台湾光华杂志》1990年9月。载https://www.taiwan-panorama.com/Articles/Details?Guid=37c69b5b-d74e-4324-8721-b9eb4481de05&CatId=7&postname=%E5%9B%9E%E9%A6%96%E4%BE%86%E6%99%82%E8%B7%AF (登录日期：2020/6/22)。
[28] 在战后到1950年代的相当长时期里，国际市场对香草需求极大，而大溪地的香草种植和贸易大都掌握于华商之手，故此间华商在香草贸易中大获其利。见《海外各地商情报告》，国史馆，典藏号：020-049907-0022。
[29] 张静茹：《摆荡在归人与过客间——大溪地华人》，《台湾光华杂志》1990年9月。载https://www.taiwan-panorama.com/Articles/Details?Guid=f7185b87-dc01-494f-a0c0-eec71c7faa6c&CatId=7&postname=%E6%93%BA%E7%9B%AA%E5%9C%A8%E6%AD%B8%E4%BA%BA%E8%88%87%E9%81%8E%E5%AE%A2%E9%96%93%E2%80%94%E2%80%94%E5%A4%A7%E6%BA%AA%E5%9C%B0%E8%8F%AF%E4%BA%BA (登录日期：2020/6/22)。
[31] Melvin Ember, Carol R. Ember, Lan Skoggard,Encyclopedia of Diasporas: Immigrant and Refugee Cultures Around the World, vol. II, New York: Springer ,2004, p.744.
[33] Melvin Ember, Carol R. Ember and Lan Skoggard, Encyclopedia of Diasporas: Immigrant and Refugee Cultures Around the World, p.7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