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明为鉴，调整税收结构

哥伦布以后，美洲白银入欧，造成的价格革命与商业繁荣，通过美洲-西班牙-菲律宾商路，波及中国。全球大约三分之一的白银经由外贸顺差流入中国，直接引发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本质上是税收货币化。这原本完全可以更大地提升大明帝国的实力，对内放活，鼓励资本主义，对外扩张，扬威于四海。然而并没有，大明到死，居然是一个需要动用矿税，这个皇帝内廷小金库，去采购火炮打击女真铁骑的羸弱政府。出了什么问题？

税收结构没能与时俱进！

16世纪的中国依然是个农耕国家，田赋、人头税是国家的主要财政来源，但江南的外贸及内贸都已经史无前例地大发展了，但税，抽不到他们头上。皇帝也想过各种办法，包括捐功名、卖官。各路口音的浙党、苏党、楚党、齐党，都绞尽脑汁地阻挡，保护地方利益。

结果就是国家政府几乎没有加入新兴的经济发展，更没有从中受益。辽东剿匪，因没钱屡屡不力。而江南白银催高了全国粮食价格，甚至赈灾粮不济以致陕西农民起义，国家危殆矣。

这时的佛兰德斯、里昂、法兰克福的大镇上，也在蝇营狗苟地做着小生意日渐富裕。法国国王心不在焉地听取了红衣主教的意见，弄出个增值税，轻松加愉快地挤进了新的经济形态，瓜分了红利，民富国强。

大美帝国如今制造业衰微，IT蓬勃，新税种是否势在必行了？税收结构是否要与时俱进了；国家财政开支如何兼顾国际货币霸权与新经济形态？这些远比故纸堆里的Tariff重要多了。为何不去另一个故纸堆找找大明的教训与佛兰德斯的经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