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美利坚——求学记 江岚 陪读来美国最初的五，六年间，我从未转过读书的念头。主要因为我本科念的是日语，不愿意再从本科念起，上研究生院又很难找到对应的专业。后来因机缘巧合，在一家犹太人开的国际贸易公司谋得了一个职位，主管该公司亚洲进出口市场的开发。念书的事，自然更无必要去想了。 几年后有了孩子，到处飞来飞去谈生意的工作显然不能兼顾孩子的需要，一咬牙把工作辞掉，专职带孩子洗衣做饭。 当时先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里海大学功读博士学位，我们租的公寓就在学校附近，交往的朋友大多是里海的学生学者。97年１０月初的某一天，一个台湾小女孩来看我，她在里海大学教育学院，读的是教育资讯。她把自己刚完成的电脑教学课件设计，小学生世界地理，展示给我看。整套设计综合运用图像，音效，动画和网站链接，使本来枯燥乏味的教学内容变得十分有趣生动。使我大开眼界的同时，大大地好奇起来。 我很快打听清楚，因教育资讯技术的适用范围的跨行业性，里海大学招收该专业的研究生并不要求相关的背景，只要有本科学历。也就是说，我只要考ＴＯＥＦＬ和ＧＲＥ，然后就可以申请。我是一个心里存不住事情的人，心到手到，马上报名最近的一次ＴＯＥＦＬ考试，给自己留了３个星期的时间复习。 我的英文基础不好，听力口语还能应付，文法和写作就成问题了，只有每天靠一杯又一杯的黑咖啡死撑，一套接一套不停地做所有能找到的模拟试题，准备应考。 考完以后，等到１１月底，成绩单寄来了。整整５５０分，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正好是里海研究生院对外国学生ＴＯＥＦＬ成绩的最低要求。先生看了便笑，说里海好歹也是一所名校，ＴＯＥＦＬ没有６００分以上的，肯定没戏。再考一次吧，反正ＧＲＥ不是还没考吗，正好一起准备。 次日我看着那张成绩单，想了一上午。５５０分确实不高，确实有点拿不出手。可这个成绩是拿来用的，又不是拿来看！只要达到规定的底线，就证明我的英文程度可以应付学校的功课。也许所有美国境外的申请人ＴＯＥＦＬ和ＧＲＥ都考得比我好，但我的优势是他们所不具备的——我人在此地，可以去找教授面谈。 谈成了，省事省力省时，谈不成，我也没有任何损失。抱着姑且一试的想法,当天下午，我闯进了系主任凯兹博士的办公室。 凯兹博士听我说明来意，详细地介绍了系里的专业和师资情况，看了我的简历，然后说：“至于入学申请的具体要求，你还必须满足研究生院招收外国学生的条件。你考了ＴＯＥＦＬ和ＧＲＥ吗？” “ＴＯＥＦＬ我考了，ＧＲＥ没有考，”我笑。“希望可以不用考。” “哦？那么，你的ＴＯＥＦＬ成绩是多少？” “550分，”说到这个数字，我还是有点不好意思。 “你是说——5，5，0 ？”凯兹教授扶了一下他的老花眼镜。“这是最低分数线。” “我知道，”我用力吞一口唾沫。凯兹教授大约从来没见到过ＴＯＥＦＬ成绩这么烂的外国学生，特别是中国学生吧。“这次考试之前，我只有3个星期复习。如果时间更充裕一点，我肯定会考得更好。” “那么，为什么不想考ＧＲＥ呢？” 我事先并没有料到他会有如此直截了当的一问，愣了一下，脱口反问他：“您见过ＧＲＥ的考题吗？” 他饶有兴趣地打量我，摇摇头。 “教育学院要求考ＧＲＥ的英文和逻辑两项。逻辑么，就是思维能力，我觉得自己还行。至于英文，ＴＯＥＦＬ已经考过了，ＧＲＥ里要考的那些，”我停了一下。“是一辈子都不会再见到的单字。与其为此耗费时间和精力，不如早点上学。” “你急着想一月份入学，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他又问。 “有啊，我很想念书，一天不能入学，一天无法睡好觉。” 凯兹教授沉吟片刻，笑起来：“好吧，我可以免ＧＲＥ，让你一月份入学。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来了，我心想，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一月份入学之后，你还不算是本系的正式学生。直到你修完头三门必修课，而且每一门的成绩必须都在A-以上。否则我将取消你的入学资格。你能答应吗？” 他说得很慢，很严肃。我正视着他，重重地点头。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头，就注定了自己后来数百个夜晚的挑灯苦战，也没睡成几个好觉。 然后他问我，还有没有别的问题。我马上说，里海的学费昂贵（当时已是980美金一个学分），我自己无力负担，希望他可以给我免学费。 他回答说，他将指定哈利教授做我的指导老师，学费的事，要由哈利教授来决定。当下他打电话过去，为我安排了次日上午与哈利教授见面的时间。 我和哈利教授谈了近一小时。基于凯兹教授给我限定的入学条件，他让我第一学期先修一门多媒体编程的必修课。至于修这门课所需的4个学分的学费，可以免掉。 这样，我开始上学了。第一天走进教室，立刻傻了眼。课堂是系里的多媒体实验室，没有课本，人手一台计算机，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跟着做。彼时我连用计算机打字都困难，对相关的术语一窍不通，要学编程谈何容易！每次上完课，3小时下来一头雾水，想想凯兹教授开出的条件，心中那点侥幸混进里海的窃喜顿时化作一身冷汗。 到此地步，只有天天泡在实验室里，自己一点点消化课堂上的东西。 这个多媒体试验室和里海大学里其他普通的计算机房不同，里面的每一台计算机都联结着音响，录像机，唱片机等等设备，坐落在系里的秘书办公室后面，只有在秘书南希小姐上班的时间才开放。 我的同班同学以在职进修的占大多数，这门课程对他们而言是小菜一碟，成天呆在这间教室里面恶补的，也就只有我一个人。如此用不了几天，我和南希小姐就彼此熟悉了。凯兹教授有事过来找她的时候，十次有九次看见我埋头在计算机前面。 到四月的某一天，南希小姐笑容满面地递给我一封信，说凯兹教授法外开恩，已经决定撤销先前的条件，我转成正式的学生了。 这时，里海大学的艾科卡研究所要为他们一年一度开办的暑期国际工商业未来领袖培训班招收讲员，其中一个要求有和中国贸易往来的经历，最好是女性。与我曾有过数面之缘的，在亚洲语系教甲骨文的柯恩教授向他们推荐了我。 面试之后，艾科卡研究所分派我为培训班的学员开3个不同题目的讲座。报酬是除了按课时领薪水之外，他们还将负担我下一个学期4个学分的学费。 在美国就读研究生院，外国学生要维持合法的学生身份，每学期必须修满12 个学分以上。哈利教授对我第一个学期的成绩很满意，爽快地推荐我申请教育学院的优秀学生奖学金，第二个学期所需的余下8个学分的学费，由这笔奖学金解决了。 在美国读书，课堂环境与我们从前所习惯的受教方式截然不同。在我们“师道尊严”的传统教育文化里，课堂是一个严肃而神圣的地方，教授是学生必须服从的权威，学生在课堂上讲话或对教授讲述的观点提出异议，是对教授的不尊敬。而美国的课堂则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独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探索和创新。教授的主要责任是启发引导，鼓励学生畅所欲言，学生的发言没有对错之分，也不在乎是否合乎他（她）的主张，只要积极参与，教授就会认为你有见解，求学态度认真。特别是我们这种介于文科和工科之间的专业，课堂上全班讨论，小组讨论和个人演讲等形式十分普遍。 和大多数一来美国就进入学校的外国学生相比，我没有听力和口头表达能力方面的语言障碍，也没有文化冲击的磨难，对这种教育方式适应得很快。在计算机应用方面的难关一过，第二个学期一口气修3门课，也不觉得十分吃力了。 可是学费始终是个需要我特别关注的问题。里海大学是个以理工专业为主的大学，和其他学院相比，教育学院提供给研究生的奖助学金种类少，金额也小，而且需要各学期分别申请，主要的申请途径是由指导教授凭前一个学期的成绩和学生的具体需要推荐，经过系主任审核之后，提交学院批准。我的成绩一路全A，自认申请这项奖学金完全没有问题。第二个学期末填张申请表，顺利拿到第三学期的奖学金，加上我再次被艾科卡研究所聘用的所得，足够我修12 个学分的费用了。 99年一月，我在里海的第三个学期开始了。适逢凯兹教授四年一度的公休，系主任一职由人暂代。到学期中间，哈利教授转往外州某大学担任教育学院院长，系里便统一将我们这些原来由他指导的研究生分配给其他的教授，我被分到图厦教授名下。但因为哈利教授早已为我规划了完整的选课计划和毕业设计的课题，后来直到毕业的时候，我才和这位新的指导教授见了一面。 等我明白系里这些人事变动对我产生的直接影响，已是第四个学期即将开始注册前夕——我收到学院的通知，说我的奖学金申请被拒绝了。本来修完最后这3门课，我就可以毕业了。此刻没有了奖学金，这总计一万余美金的学费我到哪里去找？当下大吃一惊，立刻打电话到学院去问，可接电话的秘书一问三不知，说我应该去找系主任和指导教授，请他们重新推荐我。 无论是以成绩还是以需要论，我无疑都是有足够的资格和充分的理由拿到这项奖学金的。糟就糟在此时的代理系主任也好，图厦教授也好，他们根本不认识我，完全不了解我的情况。既然一开始就没有推荐我，事到如今，他们也只能耸耸肩，把皮球又踢回给学院，说只要学院答应考虑我的申请，他们乐于提供相关的书面材料。我想，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毕竟钱不在他们手上。于是，我直接给学院主管奖学金发放的普里斯金教授送Email，请求重新考虑我的申请。 普里斯金教授在回信中非常客气地对我的处境表示同情之后，解释说每学期奖学金的总数都有定额，此时已经发放完毕，我目前的困难必须自己想办法解决，如果我下个学期再次提出同样的申请，学院会优先考虑云云。 这封典型的美式官样文章把我真的逼急了。没有学费，我这学期注不了册，连合法的学生身份都无法保持，哪里还有什么“下个学期”！我把心一横，决心要把死马当做活马医——花了整整一夜的时间，我就此事给当时教育学院的院长原田教授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在信中我强调自己入学以来成绩优异，也重申自己必须依靠奖学金才能完成学业的现状。我问他，如果像我这样一个热爱所学专业，刻苦用功的学生因为无法负担学费而必须终止学业，那么教育学院设立这么一个奖学金的意义何在？整封信行文之感情丰富，措辞恳切，堪称我生平写得最好的一封英文信。 过了两天，学院的秘书打电话来，告诉我说普里斯金教授约我下一个星期四去见他，奖学金的事他要和我面谈之后才能决定。这个电话从乌云密布的天空中给我送下一线希望来，我寻思着，这是我给院长那封信的功劳了。结果还没等到星期四，这一线希望就灿烂成满天的阳光——学院的公函寄来了，通知我说给我的奖学金已经划拨到学校有关部门。 最后一个学期很快结束，我在里海大学的学业完成了。拿到学位证书的那一天，想到求学过程中这些教授对我的提携和帮助，心中感慨良多。 在国内念书，凡成绩好或有某项特长的学生很快会引起老师和学校的注意，很容易在校园里“走红”。一旦“走红”，就拥有了别的同学所没有的优势，在求学过程中以及毕业后求职的问题上，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得到师长的帮助。在美国则不然，特别是在研究生院里读书，成绩好坏，表现优劣，其他的同学不知道也才不在乎，教授也不会因此流露出对你特殊的喜恶。因为他们把成绩归类于私人生活的范畴，而美国生活的一大特点是非常尊重私人的空间，除非你主动开放这个空间，否则一般人不会试图闯入。但这并不等于说美国人都冷漠寡情，凡事隔岸观火。相反，大多数人单纯善良而真诚，只要你开口，他们会乐于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相助你一臂之力。 大多数背井离乡出国求学的年轻知识分子，都学有专长，自尊心和自信心很强，而且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非常爱面子。认为自己能够独立完成任何需要完成的事，不用别人帮助；只有避免依赖任何人的帮助，才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生活。似乎一旦接受别人的帮助，就是个人奋斗失败的象征，就会被周围的人轻视。其实大可不必这样敏感而自我封闭。遭遇困难之时，求助并非示弱，接受周围的人心理上的关心和实际的帮助，也并非接受怜悯和同情，只是使自己尽快走出困境的一种方式。我们在人生地疏的环境里求生存，求发展，自我的能力范围受很多客观的局限，面临压力和艰困不可避免, 许多事情都不是完全凭借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倘若“死要面子”，结果一定是“活受罪”，事倍而功半，实在不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