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 (36) (面临死亡的1989年) 历史的风云让中国的1989 年变得很凝重。长期的不民主和不自由让中国的民众对民主和自由有着无比强烈的渴求。 1989年的学生运动让中国社会经历了在中国近代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个大震动。学生和民众用他们发自内心最深处的呐喊宣泄出他们对中国政府改革最真切的期望，这个期望就是让政府变成一个能够给予人民真正自由和民主的政府，他们要求政府的行为应该受到人民的有效监控，政府的腐败也应该得到切实治理。 有着良好初衷的学生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从1989年的3月到6月，中国的天安门变成了中华民族的焦点，整个世界的关注。 由于我在1989年3月份已经找到了工作，我还是去那家从北大毕业后被我推掉的经贸部的大公司， 因为我在人大学习期间一直与那位人事处长保持联系。虽然我还是再去面试了一次，但他们就象欢迎老朋友回来一样对待我。 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是上帝为我保留了这个工作整整两年，因为他在将来还要用这个公司实现他对我的美意。 就象当时在北京的每一个大学生一样，我也参加了这场学生运动。首都的各个高校中，北大和人大的学生最积极。我们整天上街游行，整天往天安门跑。我的自行车真的帮了我不少忙，有一天，我们听说有学生要在天安门广场放火自焚，我那天居然骑车从海淀区到天安门广场来回跑了四趟（来回一躺至少要100分钟），也不知道那时候哪来那么大的干劲。 游行示威绝食，集会结社呐喊，学生和民众那两个多月把北京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请愿场，虽然从北京的大街小巷到天安门广场每天都人山人海，但从来就没有听说有任何犯罪行为出现。当老百姓对政府异口同声的时候，政府大概只有两种办法来对付，一种是恭下身来侧耳倾听百姓的疾苦，另一种就是用国家机器对他们进行镇压。 当时，北京的学生和民众耐心地盼望着政府用第一种方式来处理问题，我们都对人民的政府有着美好而善良的期待。 6月1日那天，我的自行车突然丢了，这难道是什么迹象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我那时也决定不上街去看热闹了，反正我已经被搞得筋疲力尽， 6月2日，我呆在学校，哪里都没有去。 6月3日晚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邢质彬宣读了中央的警告，叫大家那天晚上不要上街，否则后果自负。 人是非常有逆反心理的动物，往往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那天晚上，我就象其他千千万万的首都大学生一样，到天安门广场去的愿望反而更加强烈。我们真的想看看政府倒底会有什么举动，因为我们闹了两个多月，政府好象也没有什么办法。 但是，我已经没有自行车，“算了，不去了。”我这么想。 晚上10点多钟，一个同班同学让我搭他的自行车去长安街，我没有多想就跳上了他的车。 他带我到了长安街上的军事博物馆附近，那里的气氛异常紧张，向西边远处望去，是黑压压的一片片军队。我与我的同学很快就被人群冲散了。 “人民的军队是不会打人民的，他们只会用橡皮子弹吓唬我们。”人群中不时有人大声叫着说。人们开始向军队扔石头，只见部队步步为营缓慢向东移动。 密密麻麻的人群被挤退到木樨地附近，有人开始把停在长安街上的公共汽车横过来挡在路中央。 突然，我看见身边有两三个人倒下了，他们中弹了，旁边的人把他们扶起来往外拉。 正当我决定转身挤出人群逃走时，我的右小腿忽然流出许多鲜血，我也中了一枪，子弹从我的小腿擦过去，裂开一片肉。 奇怪的是，我没有听到子弹声，也没有感觉到任何疼痛。 当时我穿的是短裤，鲜血流满整个脚面。拖着血淋淋的脚步，我赶到了100多米外的复兴医院。医院那时已经是水泄不通了，嚎哭声，叫喊声汇成一片，让我不知该怎么办。 医院的过道上躺满了人，伤的伤，死的死。我看见一个医生在走道上用钳子给一个人在他的腰间取子弹，麻药都没有打，由于伤口太深，钳子根本够不着子弹，医生没办法，她就起身去处理别的伤员了，这个人只能在那里无助地呻吟。 我对一个护士说，“帮我包扎一下吧！” 她看看我，“你这种轻伤，自己回家吧，我们这里死人比医生还多，忙都忙不过来了。” 外面那时正是枪声大作，“我去哪儿啊？” 我可怜地问她。 “自个儿去我们医院的自行车棚呆着吧。” 这时候，七，八个人呼天喊地来到医院，他们是一家人，就住在复兴门靠长安街的一栋高楼上，被抬下来的是他们的奶奶，这个老太太当时正在家里的厨房烧开水，一颗子弹飞进来就把她给打死了。 我独自一人走进了医院那70平方米左右的黑暗的停车棚。我跟上百辆自行车呆在一起，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鲜血还在流，但我完全没有觉得痛。 不时听见不远处传来医生们的叫喊，“怎么是炸子儿呢？我在自卫还击战打越南时见过！” “炸子儿”就是打进身体时是一个小洞，但它离开身体时会先爆炸的那种致命的子弹。 医生一遍又一遍地警告所有在医院的人，“除了死了不能动的人以外，其他人能逃的赶紧逃吧，一会儿解放军来医院抢尸体把你们都抓走的话我们可管不了啊！” 突然，医院的人拖着一具尸体放进停车棚里来，我静静地看着这个躺在我身边的死人，我一点反应都没有。 紧接着，他们又拉来一具又一具的尸体，因为死的人太多，医院只能把停车棚变成停尸房了。 我坐在地上，那些死人的尸体就把我包围得严严实实。 当时，我的脑子里什么都没有想，时间，空间，环境全部停止了，没有人来帮我，也不可能有人来帮我，因为除了我一个人坐着，其他人全部躺着，他们都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而我还活着吗？但为什么我的脑子不能转动呢？ 没有恐惧，也没有思考；没有疼痛，也没有救赎，我变得麻木，呆滞，只有我的耳朵能听见30米外长安街上传来的阵阵紧密的枪声和坦克的轰隆声。 突然，一个英俊的年青人坐到了我的身边，我顿时如梦初醒。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你也受了伤？” 我问他。 “我没有受伤。” 他说。 “那你赶紧走吧，医生说了，一会儿解放军要来抢尸体，还可能抓人。”我催促着他。 “我不会走的，我要在这里陪你。” 他轻轻地说。 有人陪当然好，我当时什么也没有多想。 神奇的是，自从这个年青人坐到我身边以后，我的脑子就开始了正常的运作，脚上的伤也出现痛感。 他告诉我他是北大的校工，“我原来也是北大毕业的。”我跟他说。 我们聊天时，医生不断地把更多的尸体抬进来。 我们俩也不断地数着地上有多少尸体，30，40，50，直到 60多。 看着地上的死人，我的脑子起码有十几次产生了这样的念头，“这些人死了以后去的地方跟我要去的地方是完全不同的。” 不知道那个念头从哪里来，但只知道那个念头让我异常平静。所以直到今天，我想起被那么多死人包围着，我都没有任何惊恐，因为当时我就没有觉得怕。 那个年青人和我在地上坐了大约三个小时，到了6月4日凌晨4点钟，外面的长安街已经没有任何声音了。 “让我送你回去吧。我是骑车来的，不知道能否找到我的自行车。”他对我说。 几个小时以前还是战火纷飞的长安街象死一样沉寂，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路上走。他扶着我，一步一步迈向木樨地的小河边。 一路上，我都在想，“他一定能找到他的自行车。” 街面上，成百上千的自行车狼籍一片，就象被打败的千军万马。很多自行车也被扔到河里面。 “我的自行车在河里！”他大声说。 我看见他下了河，随手捞上来一辆车，就带我回到了学校。 他打捞自行车的情景，我至今仍然历历在目，但异常奇怪的是，我根本就没有看见他拿出自行车钥匙打开车锁这个动作，他把车拿上来，直接骑上就带我走了。 这个人是谁呢？我那天晚上也居然没有问他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2004年，我信了耶稣以后，常常听这样一首唱给耶稣的歌---“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里面有一段是这样唱的， “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 你的手总是在搀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 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滑向死亡线， 你爱何等的长阔高深，我心发出惊叹…..” 每当我听到这首歌, 我就泪如雨下。我惊叹上帝, 我慈爱的天父, 他在我患难中派人来安慰我, 派他的天使来保护我, 虽然那时我根本还不认识他。 在我绝望无助的时候，他靠近我，拥抱我，就如同牧人怀抱他的羊羔。 想一想，那天晚上，上帝如果不派人帮助我，我是爬都爬不回学校的，因为那天晚上以后的北京就彻底戒严了，我受了伤，身上没有钱，街上也完全没有交通。 上帝保守了我，因为他完全了解我会在15年以后找到他。 我坐下，我起来，上帝都晓得，他为我成就的一切，远远超过我的所求所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