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沛理：中国人，你幸福吗？(ZT)

逐渐富起来的中国处于难以言喻的焦虑状态。幸福感成为新的奢侈品，可贵，却难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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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理，美国纽约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着有评论集《影像的逻辑与思维──从张国荣的生与死到张艺谋的真与假》(次文化堂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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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中国大陆的杂志，经常见到有关中国人是否幸福的评论、调查和报道。其实跟爱情一样，幸福是一个永远都说不完，也说不清的话题。西方哲人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两千三百年前就指出，人是追求幸福的动物。天真的美国人甚至将追求幸福的权利写进宪法，称之为神圣不可侵犯的「the right to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幸福既然是人类生存的目标，何谓幸福？哪一种人最幸福？幸福作为一种心理状态，与健康、财富、美貌和权力是否有必然关系？这些问题，自然成为各方关注和研究的课题。()

如此，「幸福学」应运而生──在讲求理性、崇拜科学、认为什么都可以量化和计算的西方，幸福甚至变成了一门跨科的学问，集数学、化学、生物学、心理学和经济学各科之大成。《时代》杂志的封面故事曾以「幸福的科学」（The Science of Happiness）为题，从统计学和科学研究的角度探讨幸福的本质，正是这种思维的最佳演绎。()

中国人对西方人这种对幸福穷追不舍、寻根究底的态度大都不以为然，甚至会讥之为缘木求鱼。中国的传统文化当然有深邃的生活智慧，但中国人相信「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庄子也认为应该「以心灵支配万物，而不求以力完成之」。所以在中国，幸福更多限于各自的心灵感悟，而有关幸福的理论、诠释和解说从来不多，更不用说以科学的方法深入探讨。()

从这个角度看，最近媒体对中国人幸福感的关注，其实就像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喜欢喝红酒和听爵士乐一样，都是西风东渐的效果。当然，同时这也反映了中国不仅在财富创造和物质条件上跨进了小康社会的门槛，就连人民的生活态度也具备了小康社会的特徵。()

幸福感突然被提上议程，成为热题，还反映了逐渐富起来的中国正处于一种难以言喻的焦虑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媒体制造了一个怎样的语境去进行有关幸福的讨论。在目前的主流论述中，幸福就算不是站在财富的对立面，两者也总是被摆放于一种紧张的关系，彼此的矛盾往往被尖锐化，甚至戏剧化。这或多或少显示了媒体以至普罗大众对财富，仍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敌视和不信任。很明显，对于长期积弱积贫的中国人来说，财富的创造和累积固然引发他们无穷美丽的想像，但在心灵深处，他们仍然视财富为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永远的他者（the eternal other）。()

这种对财富爱恨交织的矛盾情感，也许解释了为什么多个调查发现，农民的幸福感会比城市人高。的确，城市人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冲击之下，幸福感不易培养，却首先要面对足以令其失去自我的身份危机。这种身份危机的关键在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应该做狼还是做羊？()

姜戎的《狼图腾》在中国一纸风行，并且大受好评。他的主要论点是：中国人要与世界的列强比拚，要充分掌握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就必须做一头骁勇善战、冒险进取的狼。然而对一般老百姓而言，这始终是一种难以接受的道德想像。近几年的中国电影，从《盲井》到《天下无贼》到《疯狂的石头》，无恶不作的狼一次又一次地栽在善良的羊的手里，正反映了中国人的集体愿望。()

今日住在城市的中国人的焦虑感往往比幸福感强烈，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成为了全球化的首当其冲的承受者。在这个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的年代，传统的价值和国家的概念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便曾在美国的《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撰文指出，全球化亦是一个「去国家化」（denationalization）的过程，它制造的「达沃斯人」（Davos Man，位于瑞士的达沃斯是世界经济论坛的永久会址城市）视国界为掣肘，视国家政府为行事障碍，他们不会对国家效忠，只会对公司和股东的利益负责。()

可以想像，对于生活在保守与现代、传统与西方文明夹缝里的中国城市人，在听了太多有关传统的落后、国界的毫无意义、普世价值和地球村的言论和报道之后，他们对国家的传统、文化和价值，会产生怎样的怀疑。这些自我怀疑，甚至自我否定，正是现代人焦虑的根源，也是他们失去幸福感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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