礦難不減 國難不遠
２００5年 11月4日
中国是世界第一产煤大国，然而，矿难也高居世界之首。据香港文汇报报道, 2004年，中国煤产量占世界33.2％，但矿难死亡人数达6,027人，占全世界矿难死亡总人数的80%。矿难之频繁，牺牲之惨重，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那一块块驱动着中国经济列车的“乌金”，居然成为一块块杀人的“血煤”。过去，国人在电影上，看到在“万恶的旧社会”里，矿工们头戴一盏灯，身背竹筐，匍行在窄小，黑暗的，随时会倒塌爆炸的坑道里。而在21世纪的中国，这一幕还在时时上演，实在令人悲哀，也发人深省。
任何行业都有安全生产问题，煤矿生产更属于危险度较高的一个行业。问题在于，中国矿难之频，夺命之多，已经大大超出了安全生产的范畴。夺去那些可怜的矿工生命的，不仅是冒着瓦斯的矿井，而且还有比煤更黑的“官商勾结”的黑手。据报道，中国各地都有众多的官员以金钱乃至以“干股”的形式投资煤矿。有关部门曾规定十月十五日为煤矿官员撤资的最后期限，那些官员经过一阵沉默，一阵扭捏之后，已有3千多人撤走了数以亿计的资本。但是，这些数字据信只是冰山一角，况且，许多所谓的撤资只是纸面的游戏而已。
我们要关心的是，在煤矿行业，到底有还多少“官股”渗透在里面？更进一步说，在煤矿以外，其他行业的还有多少“官股”？整个中国经济中，“官商勾结”的情形到底有多严重？
“官商勾结”现象，既不属于计划经济，更不属于市场经济，也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混合经济, 而是一种依附在现行经济体制上的毒瘤。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谬尔森(Pau Samuelson)在比较各种经济体制时，认为纯粹的市场经济在现实世界中行不通，有必要实施国家干预的混合经济(Mixed Economy)。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国家发挥着比市场经济国家中更为有力的作用，这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有国家“看得见的手”的巨大作用。
然而，国家干预和官员个人介入完全是两码事。如果说国家计划，国家干预的目标是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官员介入寻求的则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是一种利用权力寻求个人利益的寻租行为(Rent Seeking)。以煤矿为例，“官商勾结”对社会的危害有三：第一，市场信号的扭曲：官商勾结使产煤的劳工成本，安全成本人为降低，造成了煤价的不合理。第二，财富的分配不公：凭借对煤矿的“自然垄断”和不合理的低成本，而不是凭借经营管理，煤矿主成为中国暴富的一群。第三，安全的漏洞：有关官员因利益驱使，对安全问题监管不力，成为了产生“血煤”的最重要原因。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曾把东亚经济称为“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或“权贵资本主义”，即一种“商界和政府合作”的资本主义（《萧条经济学的回归》）, 并以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作为其注脚。从现在看来，克鲁格曼否认亚洲经济的实质发展有言过其实之嫌。但是，他所指出的“裙带资本主义”现象是不可否认的，只是在东亚各国中程度有异而已。在菲律宾，在印尼，我们目睹了“裙带资本主义”的深重危害。
矿难不减，国难不远。在这里，我们指的是，如果不采取坚决手段加以遏制，听任矿难背后的这种“裙带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蔓延，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它将会吞噬二十年发展的成果，使中国改革变形乃至失败。从亚洲的历史看，这并非危言耸听。
因此，当务之急是，第一，把防范和打击官商勾结，当成一项长期的和重要的任务，而不是以运动和一阵风的方式,期待毕其功于一役。第二，借鉴欧美经验，从法律上和制度上，建立官员隔离和退出商界的制度。第三，通过重罚和刑罚，极大增加忽视安全的成本。唯有这样，“血煤”才能减少，改革才能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