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完圣诞派对，从大雅茅斯（Great Yarmouth）返回伦敦的路上，为了打发时光，我和邻座的一位北京朋友聊起了我们在国内时的种种趣闻。这位北京朋友出国之前是中国电影、电视广播公司的信号测试工程师，由于信号测试都在野外进行，所以他每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度过的。他的故事和经历充满了趣闻，听他讲述各地的风土人情，犹如在听生动的地理课，他说的故事中，有一则关于驴尾巴的故事相当精彩，因此我决定放弃写一篇今年的圣诞派对的博客计划，而将驴尾巴的故事介绍给大家。下面就是他告诉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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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事了，快近年关的时候，我接到任务，要立即赶到山西省五寨县测试检修安装在当地山顶上的一座信号发射台。等我到了那里，正遭遇一场罕见的大雪，雪下了足足有一尺多深。我以前多次来过这里，清楚地知道此山只有人行的路，而且这些路是经过成年累月，无数人的脚印踩出来的，弯弯曲曲，高低崎岖。平时天好的时候，要爬这么高、这么险一座的山，对一个自小就在大城市里生活的青年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这次面对的是一座巍巍“雪山”，就犹如天堑横在面前，以我的胆量和能力，根本无法逾越。
我想打退堂鼓了，可是，话还未出口，就听到县广播局的信号部负责人吴主任抢先一步：“没问题，今晚好好睡一觉，聚聚精气，明天一早，咱就上山。”从而把我想讲的话，堵在嘴里。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看到招待所的食堂里早已热气腾腾，人们一边就着大白面窝窝头喝粥，一边喜滋滋地看着窗外还在纷纷落下的大雪，一边谈论着明年的好收成，瑞雪大丰年嘛。
为了赶早，我快快地喝了两碗热粥，吃了一个大窝窝头，又顺手带了两个，并换上了特地为我准备的高筒靴，就在县广播局的两位干事陪同下上路了。
吉普车将我们一直送到信号台的山脚下。那里已经有两个当地的村民在等着，同时等在那里的还有两头毛驴。一位村民将我随身带来的信号测试仪放在一头毛驴的背上，捆牢。（那时的测试设备远没有今天这么小巧玲珑）牵起毛驴脖子上的缰绳就头一个往山上爬了。接着是其中一位同路的干事。正当我不知所措的时候，另一位村民，轻轻地拍打着另一头毛驴的背部，用浓重的山西口音对我说：“戴好手套，不要东张西望，不要紧张，只需紧紧地抓住驴尾巴，往前看，踩着驴子的脚印，就一定没事。”
事到如今，我知道是只能进，不能退了。于是，我伸展一下戴着皮手套的双手，小心翼翼地握住了毛驴的尾巴，生怕它发脾气。看到我这么一付胆战心惊的样子，村民的脸上出现了善意的嘲笑：“不要怕，毛驴是经过训练的，绝对不会伤害你。”
在村民“驾、驾”的吆喝声中，毛驴上路了，我则紧紧地抓住它那根又细又长的尾巴，在毛驴的拉力作用下，开始被动地由毛驴拖着向山上攀援。另一位干事则紧其随后。
以前我只知道骆驼可以过沙漠，现在我才知道毛驴善于爬雪山。虽然毛驴的尾巴被我拽的一定很疼，但是竟然毫无知觉似的。我越是拖它，它就伸得越直，四条腿一步都不拉地跟着前面的一头驴，在一尺多深的雪里，踏进拔出，好像一点都不困难。相比之下，显得拙笨的反倒是当时才二十多岁的我。
在毛驴的带动下，我一步都不敢拉下，而我的两条腿，却始终不听使唤，在雪地里使劲地踏进拔出，一会儿工夫就被累得喘不过气来。直到在村民的一再提醒下，我一边紧紧地握着毛驴的尾巴，一边小心翼翼地踩在毛驴刚留下的脚印里，才一步一步在毛驴的拖动下，沿着几乎看不见路的雪坡，向上慢慢地攀登。
就这样，我们一行五人，两条毛驴，足足走了三个多小时，中间停留了五次，才最终登上了山顶。而在上顶上的正式工作时间却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下山时，虽说也不容易，但至少我不必抓住毛驴尾巴，一步一磕头了。尽管这样，一路上，我还是摔了好几跤，才回到了原先出发的地方。
山脚下，吉普车早已等在那里，站在车外的是五寨县广播局的局长本人，他伸出他那粗大的双手将我的双手紧紧握住，笑眯眯地对我说，“今晚我要亲自为你庆功，让你尝尝我们杏花村的汾酒，因为有你的功劳，老百姓才能无时不刻地听得到党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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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这个二十年之前的故事，不禁让我想起了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放映的一部叫做《决裂》的革命电影，其中有一段叙说江西农业大学的一位资产阶级老教授，在课堂上讲授马尾巴的功能，来批判和讽刺当时的教育方针。听到这个故事以后，我暗暗叫绝，山西的驴尾巴，江西的马尾巴，一南一北两条尾巴，这西那西两种功能。正好应了我们中国式的对称定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