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新老板，马文先生是一位挪威后裔的美国人。首先，一看就知道是个面善的老实人。在公司呆了有20多年，一直就是个实验员。我跟了他快两年，到后来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这位老板，虽然不得志，可是他是一个很乐观，很友善的人。他告诉我他实在看了不少美国人在公司里玩的花样。那时因为我们这个新的单位成立，所以经过这么多年，他才被以前的一个老板网罗（也就是我们的大老板）转进来而且破天荒的成为一个最低管理阶层的组长。讲起他的过去，还不胜唏嘘。他说那年他刚结婚，被派到工厂负责监督开工。每周日飞到南部工厂，周五晚回来。他实在舍不得离开新婚的老婆。因此，下班后经常和同事泡酒吧。有一次老板来工厂视察，两人吃晚饭后，一起在酒吧中续聊。大概是因多喝了两杯威士忌，在要求老板尽快把他调回去被拒后，起了口角。我的老板大概是一时激动，又想老婆，对他的老板吼了两句。好了，这一吼就注定他做了20 年的实验员。一直到这个单位成立，我们的大老板才拔擢他。我们这个组，那个时候的成员都是技术高强，进来的都是标准的技术实验员。我能进入，也是因为他们知道我的技术专长。我仍旧是组里的唯一中国人。我们经常讨论工作上的技术问题，大家非常专业。这些老美都是一时之选，日子过得非常滋润。
我一上班，我的老板就常常找时间跟我谈公司多年来他所看到，经历过公司丑陋的事情。他说那些上面的领导阶层都是彼此有关系的。那个圈子非常龌鹾。举凡酗酒，吸毒，玩女人等等。你要进入那个圈子，前途才能辉煌腾达。你在公司的成败，与你的工作表现并不是常常成正比的。那些工作表现越好的人员，你就永远呆在实验室做实验。因为老板们要用你的结果升官。然后，拼命给你工作。对那些不会做实验的人，就少给他们工作。多少年后，我自己做了老板，才发现这个道理。因为会做实验的人，有时你不给他充足的工作，他们会觉得不够挑战。对那些技术不行的人，为了求生存，只得放下身段，跟着老板后面奉承着，混着。而这些人往往比谁都有办法。我这个老板，是个天主教徒。他说就凭这一点，他是没有办法与他们沆瀣一气的。老板再三强调，在这个小组，他计较的就是工作表现。我的老板要我安心的工作。同时很明白的告诉我，根本就死了想走管理阶层这个路子。他一再告诉我，只要我干的好，以後我会找到我理想的工作机会的。
从事医药开发是一笔大的长期投资。我们的经费充裕。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对蛋白质的鉴定，分析。那时在美国做蛋白质最有名气的就是瑞士的罗氏（Roche）。后来，在美国几个大的生物遗传公司的管理阶层都是从这个公司出来的。我们这个单位在那三年期间完成了许多历史上的首次完成的工作。我也有机会，认识了许多从事蛋白质研究的一些顶尖的教授与从业人员。同时也到欧洲开了两次会议。那个时候，我们做研究员的一般只能参加国内的学术会议。第一次是到比利时，我顺便去了巴黎，阿姆斯特丹。第二次是到德国的巴顿-巴顿。这两次旅游使我对欧洲有了些许的了解。说实在，我还挺喜欢欧洲的。在德国停留了一个礼拜，巴顿是个小城。晚上也没地方去，就在旅馆看德国的电视。我读大学时，修了两年的德语。我们的教授是维也纳来的神父。我们学德文的方法就是从会话开始。那位神父，只说德文。到了第二年，我们看德国电影，还用德文写作文。那时我的德文可是呱啦呱啦叫的。尤其我的德语发音，抖抖小舌头，还蛮正点的。可是来美国后，不用德文就全部还给老师了。没想到，在德国的一星期，天天耳澛目染的环境下，我的德文居然隐隐约约的出现了。最后一天我到了法兰克福换机，停留一晚，我开始用简单的德语问路与人交谈。我告诉自己，如果再多呆三个月，我的德文一定会很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