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文
第四章 国共合作的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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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平型关之战为标志，国共双方的军事合作，已经从纸上协议进入了正式实施阶段。在忻口战役开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民党确实按照事先达成的协议，在包括武器、弹药、军饷、给养等作战物资方面，给予八路军一定的支援。当然，八路军也是不遗余力地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１９３９年下半年，八路军和国民党军队在山西合作得很好。虽然在这一段时间内，阎锡山的第２战区没有阻止住日军在山西发动的进攻，但还是在八路军的协助下取得了忻口战役的部分胜利，并阻止了日军渡过黄河、侵占陕西的企图。
“山西王”与国共合作
讲到八路军的抗战，就不能不提到“山西王”阎锡山。在抗战时期，八路军的很多活动都是与阎锡山联系在一起的。
提到阎锡山，现在很多的青年人，更包括很多中年人，都知道他。但这个人到底干了一些什么事情，恐怕人们了解得最多的是，“阎锡山匪徒”用铡刀把山西年仅１５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给杀害了。阎锡山的名字已经与英雄刘胡兰的名字紧紧地连在一起，只不过阎锡山是一位为人们所痛恨的反面人物。其实，他做的坏事远远不只这一件。但是他也曾为推动国共合作做过一些事情，并先于蒋介石与共产党进行联合抗战。
阎锡山是山西五台人。清朝光绪九年农历九月初八（公历１８８３年１０月８日）生于五台县（今属定襄县）的河边村。其祖上都是些“地无一垅”的穷人。直到阎锡山的曾祖父阎兴泰，家庭状况才有转机。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堂自己在五台县城里开了一家钱铺，字号是“积庆长”，除经营少数杂货外，主要是放高利贷，出钱帖子。同时他以主要精力从事金融投机，利用五台、定襄一带银两与制钱的比价涨落不定的条件，进行买空卖空，投机牟利。这种勾当俗称“打虎”。１９００年，阎书堂“打虎”失利，被迫卖光铺内的杂货还债，尚欠两千吊。当时持有该号钱帖子的人纷纷到阎家催帐，阎书堂便带上阎锡山一走了之。
阎锡山是阎书堂的独生子。在其父子双双出逃躲债期间，阎锡山考取了山西的武备学堂。在武备学堂里，他像换了一个人，一改以前贪玩的毛病，学习相当努力，对出操、训练等军事科目，也十分用心。不仅学习成绩好，而且还当了学生班长。在武备学堂学习两年后，也就是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年），清政府选派各省学堂里的优秀生赴日本留学，阎锡山也在其中。
１９０４年，阎锡山入东京振武学校。在此间结识孙中山，受到革命思想影响。１９０５年加入中国同盟会，随后加入孙中山在军人中成立的“铁血丈夫团”。１９１０年回国后任山西新军标统，秘密参加同盟会反清活动。辛亥武昌起义后，任山西都督。１９１２年国民党成立，任参议。后投靠袁世凯，并遵照袁世凯的指令，三日内将山西的国民党党部一律解散，声明脱离国民党。袁世凯称帝后封阎锡山为一等侯。袁世凯死后他又投靠段祺瑞，任山西督军兼省长。在北洋军阀混战中，不断扩充实力。至１９２６年，他已将地盘由山西扩大到绥远（今内蒙古中部）。１９２６年，北伐战争时，自称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通电拥护三民主义，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从１９２８年起，历任国民党政府委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太原分会和北平分会主席、平津卫戍总司令、国民党行政院内政部长、西北边防长官等职。连续当选为第三、四、五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１９３０年发动讨蒋的中原大战，战败后下野，逃居大连。１９３２年在汪精卫等支持下，就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与蒋介石重新和好，再度统治晋绥两省，并乘机发展自己的势力。
阎锡山重新出山不久，红军就到达陕北。他马上就感到了共产党对山西的威胁，因此拼命阻止红军进入山西。１９３６年２月下旬，红军开始东征，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开始了共产党与阎锡山的第一次正面交锋。阎部连连失败，被迫向蒋介石求援，不久红军撤回陕西。但蒋介石派来的援军却赖在山西不走，从而又使阎锡山感到了蒋介石对他的威胁。
这时，阎锡山认为他所面临的威胁有三个，即共产党、蒋介石和日本。一是共产党东征掀起的人民抗日高潮，猛烈地震撼着阎锡山的专制统治；二是阎锡山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激化，面临着被蒋介石吃掉的危险；三是日本人在华北步步紧逼，亡国灭种的危险即在眼前。阎锡山在三种不同矛盾的冲突之中，决定采取“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策略。
这种策略的核心是，准备抗日，又不公开与日本决裂；拥护蒋介石，又保持自己的独立；准备联共抗日，又不公开实行合作。企图在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和蒋介石之间维持一种力量的平衡，找到一条能够容许他存在的“夹缝”。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个都不行。”
阎锡山认为，采取这一策略，既可利用一些进步人士把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抵抗日本人的侵略，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实力，同时也可以顶住蒋介石想一口吞掉他的企图，而且只要他答应抗日，共产党便不会对他采取军事行动。
从此，阎锡山就开始在三种力量之间展示他的处世圆滑的本事。他与各方面的力量都进行接触。在山西，日本人的代表有之，地方实力派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代表有之，共产党的代表有之。当时，在阎锡山处工作的一位中共地下党员说：“阎的会客室里挂着很多像，接见那方面的人就挂出那方面的像，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从１９３６年６、７月间开始，阎锡山开始采取一种与过去不同的政策，即由亲日反共、压制人民群众抗日救亡运动，一变而为扶植抗日力量，并企图充当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者。１９３６年８月２５日，中国共产党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国民党“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这份呼吁书的内容打动了阎锡山的心，并“由阎处翻印数千份散发”。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阎锡山把山西籍共产党员薄一波请回来，参与山西的抗日工作。
从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中旬开始，阎锡山便通过张学良向共产党表示与红军建立联系的愿望。另外，对是否联合红军抗日的问题上，阎锡山还于１１月７日对他最亲近的谋士们进行“民意测验”：
“日伪要攻绥，红军要出绥抗日，如果成为事实，我们守中立呢？还是帮助日本反共呢？或者联合红军抗日呢？”
阎锡山让他的谋士们好好考虑，限期作出答复。几天后对此进行表决，结果到会３８人，以３１对７票形成决议，赞成联合红军抗日。
阎锡山的联共抗日的意愿正是中国共产党所期望的。红军到达陕北后，为了能达到抗日的目的，与国民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一开始就把陕西周围的张学良、杨虎城和阎锡山作为统一战线的突破对象。由于阎锡山已同意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的愿望得到了实现。
在“西安事变”中，阎锡山与共产党也进行了一些合作，相互间协调一部分行动。在处理“西安事变”期间，阎锡山曾说：“国人必须抛弃主观的成见，……以远大的国家民族利害为前提，避开个别的异点，趋向共同的同点，缩小异点，以致于无，扩大同点，以致于无穷。”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又说：“此后，只有希望我民族全体站在一条线上，努力奋斗，挽救希望，复兴民族。”
“我们今天不应当分两条战线，应当都走到一条战线才对。”
可以说，在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之前，阎锡山在考虑其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在联共抗日上先于蒋介石迈出一步，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迫使蒋介石放弃“剿共”而联合红军进行抗日方面，阎锡山也都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
在抗日战争的前期，阎锡山与共产党在其所辖的第二战区内也进行了一些富有成果的合作，并在共产党的敦促和协助下，阎锡山进行了比较认真的抗战，他所领导的第二战区在抗战初期一度被誉为“模范战区”。
阎锡山的“帮手”
八路军平型关战斗的胜利，并未动摇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的野心。敌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于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７日和２８日，先后突破国民党军茹越口、下社村内长城防线，直逼繁峙，威胁平型关、雁门关侧后。同年１０月１日，日本政府的外务省发表声明，拒绝国际联盟对中日战争的调解。同日，日军中央统帅部命令华北方面军攻占太原。
１０月上旬，身为国民党第２战区长官的阎锡山为保卫太原，决心在五台山至宁武一线依托有利地形和既设阵地，组织忻口防御作战。兵力配置情况是：
以郝梦龄第９军、王靖国第１９军以及第７２师、第８５师、第２１师、第９４师、第１７师等部组成中央兵团，守备忻口山岭及其左侧川道；以李默庵第１４军、第７１师、独立第８旅组成左翼兵团，控制云中山；以刘茂恩第１５军的第６４师、第６５师为右翼兵团，控制五台山；以朱德、彭德怀的第１８集团军，于两翼侧击。
１０月６日，毛泽东指示八路军在敌之侧翼和后方积极打击与钳制敌人，配合友军保卫忻口和太原的作战。
当时，在作战中，不但八路军的一些部队经常归国民党军队指挥，而且有一些国民党军队也偶尔交由八路军指挥。为了不引起双方的矛盾，毛泽东还为此发了一个指示。其内容是：
“朱彭任并告林聂罗，贺萧关，刘徐张：
我们对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部队应采取爱护协助的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对作战应使他们主要打几个小胜仗，对动员民众应详告以政策方法，对他们多取商量，表示殷勤爱护之意，力戒轻视、忽视、讥笑、漠不关心及把他们置于危险地位等错误态度。经过上述方针，争取他们与红军团结一致，使他们真心愿意围绕于红军周围。为达上述目的，除作战指挥由上级负责外，对他们应取态度及方法，须向全军指战员进行教育，使此方针能全体彻底执行之。
毛泽东
十月四日”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初，国民党第二战区为准备忻口会战，将作战地域划为左中右三个地区。为统一指挥参战部队，阎锡山与周恩来商定，右翼各军，包括国民党军第６３师、独立第３旅等１０个团归八路军指挥。从这一件事中可以看出，当时国民党军队，特别是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对八路军还是比较信任的，要不然是不会把自己的军队交给八路军的。
但毛泽东还是处事谨慎，一再嘱咐八路军的领导人要爱护配属给自己的国民党军队，不让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抱有极大的信心和诚意，为了使双方的合作能够顺利进行下去，毛泽东当然对此事看得非常重。
八路军交给国民党军队指挥的并不多，其中的原因是，在阎锡山组织忻口防御作战时，因为八路军在兵力数量和装备水平上还不大具备进行长时间正规作战的能力，所以在这以前八路军便将这方面的意思向阎作了说明。因此，在进行太原、忻口保卫战的过程中，八路军的主要任务是协助阎锡山的部队作战，１１５师当然也不例外。
八路军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不是用正规战，而是游击战。为此，毛泽东于１０月１６日专门发给林彪一个电报。电报中说：
“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即蒋介石和何应钦）决定，周彭又在晋与阎当面决定，基本不动摇此方针。”
虽然八路军是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但八路军在战场上仍十分活跃，胜仗是一个接一个。
１１５师首先以独立团由晋东北向察哈尔省南部地区出击。１０月１０日，独立团在团长杨成武带领下，攻占涞源县城。１５日拂晓前，独立团以主力进至广灵、灵丘之间的冯家沟设伏。当天上午，日军的运输大队１００余辆马车和担任掩护的步骑５０余人进入伏击区。１１５师独立团突然开火，并乘敌混乱之际发起冲击，经１小时左右的激战，毙伤敌１００余人，缴获大车１００余辆和大量弹药给养，然后乘胜于１６日收复广灵县城。
１９日至２０日，蔚县之敌１０００余人在坦克的支援下猛攻广灵县城。１１５师独立团在给敌以严重的杀伤后主动撤离，转移至广灵东南山地，待机歼敌。占领广灵的日军于２３日，以１０００余人在２０多辆坦克和装甲车及５架飞机的掩护下，沿公路南下向灵丘进犯。独立团依托冯家沟、南阁崖一线山地顽强抗击，打退敌人连续两天的猛攻。２５日，１１５师决定以３４４旅一部增援独立团，向进犯之敌侧后实施机动，给敌人造成威胁，于是南犯之敌不得不向广灵撤退。独立团再次乘胜追击，于当日黄昏收复广灵县城，并歼敌一部，其余的敌人向蔚县逃窜。２６日，独立团又相继攻克紫荆关及灵丘、蔚县二城。
在独立团频频出击的同时，１１５师的骑兵营等部队由山西东北进入河北西部。
１８日夜里２时，骑兵营奔袭曲阳县城，歼灭大部守敌，残敌向定县、新乐逃窜。骑兵营收复曲阳县后，缴获大量给养，并于当日打退定县之敌的反扑。至１０月２９日，骑兵营等又连克平山、唐县、完县等县城，并伏击平汉铁路沿线的清风店车站，严重地威胁敌平汉铁路北段的交通。
第３４４旅也是连续出击。该旅奉命打击晋东北平型关、繁峙一线的日军。１０月１４日，该旅主力于平型关东北小寨村附近，截击由灵丘驶来的日军汽车运输队（有１３０余辆汽车），并打退该敌一个大队的连续反扑，激战到傍晚，共毙敌１００余人，毁敌汽车数十辆，迫敌退回灵丘县城。随后，该旅连续收复平型关、团城口、沙河镇及繁峙、浑源县城。
在３４４旅、师独立旅等部队，于晋东北附近地区同日军作战的同时，１１５师师部及３４３旅正在南线打击沿正太路西犯之敌。
由于国民党军队未能在事先加强娘子关和九龙一线的防御，直到敌军逼近，才令第２６、第２７路军、第３军等部队进至娘子关一线组织仓卒防御，未能有效地阻止敌军的进攻。２６日，放弃娘子关，向西南撤退。在晋东战局危急的情况下，八路军总部于１０月２８日，率１１５师师部及第３４３旅，由五台山地区南下进至寿阳以南地区，并指挥第１２９师和１１５师的主力，积极打击沿正太铁路及其南侧西犯之敌，以配合友军的作战。
１０月３０日，八路军１１５师主力进至昔阳以西的地区，待机歼灭由平定、昔阳西犯之敌。１１月２日，敌第２０师团第４０旅团先头之第７９联队主力逼近马道岭。第３４３旅以６８６团２营在马道岭一带节节抗击，并迟滞与疲惫敌人，以掩护主力完成伏击部署。敌在２营的不断抗击和袭扰下，前进缓慢，日行程仅７公里。第３４３旅的其他部队抓紧时机，迅速占领了广阳及其以东道路南侧的有利地形，完成了伏击的作战部署：第６８６团占领广阳镇南之瑶村、前小寒以北的高地，担负主要攻击任务；第６８５团３营由狼窝沟北山出击，协同第６８６团歼灭进入伏击地域之敌。
４日１３时，敌先头两个联队通过广阳进至松塔镇，而其辎重队处于１１５师的伏击地域之内。１１５师决定采取避强击弱的原则，放过其先头主力，对其辎重队发起突然攻击，将其分割成数段，经过４小时激战，将敌人全部歼灭。在这次作战中，１１５师共歼敌１０００余人，缴获骡马７００余匹、步枪３００余支以及大批军需物资。１１５师伤亡２００余人。这是１１５师继平型关战役后取得的又一个重大胜利。敌人遭此严重打击后，不敢冒险前进，已进至松塔镇的敌两个联队也于６日返回广阳。
八路军在正太铁路南侧地区的连续作战，有力地钳制了日军第２０、第１０９师团，迟滞敌军行动达一周之久，从而掩护了防守娘子关地区的国民党军撤退。
经一个月的作战，１１５师先后收复县城１０座，并广泛袭击敌后兵站和据点，切断了张家口至代县的敌后交通线，有力地配合了友军太原、忻口保卫战，深得第２战区国民党军官兵，特别是阎锡山的称赞。
大和魂破午城井沟
在太原失陷前，毛泽东就指出：对以吕梁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南，八路军应作适当部署，１１５师师部和第３４３旅，应立即向该区转移。据此，八路军总部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９日令１１５师由正太铁路南进，适时转向吕梁山区，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由于阎锡山的无理阻挠，１１５师于１２月进抵赵城、洪洞地区后，即停止向吕梁山开进。
１９３８年２月中旬，侵华日军第１军司令官香月清司集中第２０、１０９、１０８、１４师团各一部向晋西南进犯，以配合沿津浦、平汉路南犯日军向黄河以北和以东广大地区的进攻。日军第２０师团由祁县向晋西南发起进攻，先后侵占介休、孝义等地。国民党军纷纷退向晋南和黄河西岸，吕梁部分地区成为敌后。
在同一时期，林彪率１１５师师部和３４３旅进至灵石、孝义以西地区，打击南犯的日军。２月１９日，第３４３旅分别袭击孝义以西的兑九峪、辛庄，并于兑九峪附近侧击由孝义西进的日军汽车４０辆，歼敌一部，随即于２０日收复大麦郊。２１日至２２日，该旅主力在川口附近与由双池镇西犯的日军１６００余人遭遇，３４３旅毙伤敌２００余人，阻止了日军的西进行动。同时，派出地方工作队赴石楼、永和等地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开创抗日根据地。
２月２６日，日军第２０师团一部南下占领隰县。２７日，日军第２０师团占领临汾，第１０９师团西犯占领军渡、碛口。
２８日，毛泽东电示１１５师：“敌从军渡、碛口两点猛击河西，准备渡河，绥德危急”，“应迅速以一部控制大麦郊、水头、川口、石口地区，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巩固战略枢纽”，并“派出足够的工作员大力发动石楼、永和两县群众，组织游击队，巩固渡河点”，“主力应转入隰县、午城、大宁地区，寻机作战，相机消灭该敌”。
３月１日，日军占领蒲县，尔后主力继续沿同蒲路南进，另以４０００人由蒲县西进，企图占领大宁和马斗关渡口，窥视陕甘宁边区。
为了阻止日军南犯，国民党军队展开，呈现反攻太原的态势，并派部队进入中条山地区，准备北上。
为了支援晋南国民党军队作战，粉碎日军西犯企图，巩固刚刚开始创立的吕梁山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命令第１２０师和１２９师分别截断同蒲路和正太路；１１５师３４３旅则在隰县的午城和大宁县一带活动，寻机打击日军。
为了能随时配合友军作战，防止日军西渡黄河，１１５师便选定山西省永和县至陕西省延川县之间的永和关、清水关和延水关为预备渡河点，待机行动。当时１１５师的方针是：日军西渡黄河，我也西渡，日军不渡，我也不渡，并随时准备打击敌人。
此时，退到临汾的晋军，又从临汾转移到吕梁山的隰县、大宁、吉县等地。当时，阎锡山数次向国民党中央政府请求，蒋介石才允许第２战区指挥部过黄河移至宜川县秋林地区，但不准其部队到黄河以西，只能在山西坚守作战。阎锡山此时也提出了“守土抗战”的口号。在毫无退路的情况下，阎锡山命令他的第１９军组织了一次代号为“川口战役”的行动。该军新任军长王靖国将两个师部署于隰县东北的川口和大麦一线，想阻击日军前进，但失败了。日军乘机占领隰县和大宁，并企图从马斗关渡黄河，进攻陕甘宁边区。
在阎锡山的军队抗击日军的进攻时，１１５师第３４３旅接到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在师长林彪、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和旅长陈光、旅政委肖华率领下，北上汾阳、孝义地区，以支援友军作战，粉碎日军西犯黄河的企图。在这次行军中，林彪被友军误伤。３月１０日，代旅长李天佑又因病被送到汾阳天主教堂医院治疗，３４３旅旅部只剩下萧华政委和陈士榘参谋长带部队驻扎在汾西县。
３月１４日，３４３旅旅部正在同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第２纵队及当地友军和人民群众一起联欢，６８６团的火线剧社也搭台演出。近黄昏时，３４３旅参谋长陈士榘接到代师长陈光的命令，内容是：１３日由临汾增援到蒲县的日军，先头五六百人已向午城开进，中午１２时和师直属队遭遇，师警卫连迅速占领午城镇东北的高地抗击敌人，激战两小时，毙敌１００余人，后因敌后续部队赶到，且兵力为我１０倍，该连才撤至午城西北侧高地与敌对峙，以便掩护我主力部队及友军进入机动位置。１４时许，日军占领了午城。师部令６８６团迅速赶回义泉镇地区，准备打击西进之敌，粉碎敌人进犯陕甘宁之企图。在这个命令中还讲到，６８５团已与师部隔断，正宿营于正村、黄头村一带。
看完命令后，陈士榘立即同萧华商量应变计划。根据命令，６８６团必须立即出发。经过短暂的动员，６８６团离开了驻扎地区。
正在兴高彩烈的会场，突然变得异常紧张。火线剧社的一位小演员从幕后走到前台，慷慨激昂地说：“敌人又向西进攻了，战争迫使我们今天准备的演出不能满足诸位的愿望，让我们打了胜仗再来开祝捷同乐会吧！”
３４３旅经过短暂的动员，很快就行动。１５日清晨，６８６团到达了上儿岭、上下庄一线。他们在这里只休息了一下，便继续行军。于当天下午３时左右到达下桑峨一带宿营。
就在６８６团行动的同时，日军继续西进大宁。根据日军的行动情况，师部立刻又作出新的决定。３月１６日晨４时，陈光给３４３旅发了电报：
“大宁毛咀山均有１９军阻敌西进北上，我军目前应尾击侧击，配合友军消灭该敌，并打击敌增援后续队，滞阻其先头。”
根据师部的作战意图，３４３旅又决定旅部、６８６团到公路以北的上下龙花一带集结，寻找隐蔽位置，准备在那里打一仗。６８５团转至大宁至午城之间相机截敌。各部队接到命令后，迅速向指定地点出发。
在３４３旅和６８６团进入到隐蔽位置时，日军的飞机由蒲县向午城方向进行低空侦察。由于部队已有平型关和广阳等作战的经验，指战员们都隐蔽得很好，日军的飞机一无所获。
先前提到的曾被师部警备连拦阻在午城的日军第２０师团一部，又开始向西前进了，一到罗曲镇，便遭到埋伏在这里的６８５团的猛烈侧击，日军被击毙２００余人，１００多匹骡马全部被八路军缴获。
３月１７日，日军从蒲县城出动６０多辆汽车，由一辆卡车载着步兵，向大宁方向运送物资；大宁之敌则派５００多人，带着两门炮接应。当大宁之敌进到罗曲镇附近的上下乌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６８５团立即开火，将这股日军打了回去。敌军从蒲县城出来的车队不无惧意地向前开进，慢慢地进入了１１５师设下的伏击圈。隐蔽在那里的６８６团突然开火，在杨勇的指挥下，该团截获敌人汽车六辆，并消灭２００多名敌人，其余的日军开着车没命地逃回午城，与那里的５００多名日军会合在一起。根据当时的情况，３４３旅旅部便命令两个团东西夹击，将午城包围，准备彻底消灭这股日军。
午城镇位于吕梁山脉中南部山区腹地，北通隰县，东达蒲县，西连大宁，是三条汽车通道的交叉点，在当地也算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为了配合友军消灭西进的敌人，切断敌后方联络，使大宁之敌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３４３旅决定于当夜由６８５团的两个连及６８６团的三营为主攻部队，向午城镇敌人实施攻击，并夺取午城镇。决心下定以后，就立即报告师部，同时向部队发出动员令。
在进行战斗动员的时候，有的老战士还用代旅长李天佑的一段小故事来作“文章”。说３４３旅有天佑（即天主保佑的意思），一定能打胜仗。这年２月，１１５师进驻汾阳、孝义、兑九峪，李天佑因病被送到汾阳一家天主教会办的医院就医。医院一听说是八路军，对李天佑特别友好，很快李天佑也就与医生、护士们熟悉了。一天，有个护士在护理他时随便问：“你信天主教吗？”李天佑很认真地回答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只信马克思主义，不信天主教。”那位护士便说：“你不信天主，那你怎么取名叫天佑呢？这不是要天主保佑你吗？”
从此这段故事就在部队中传开了。
其实，世界上“没有什么救世主”，更不存在什么“天主”，八路军打胜仗靠的是自己的实力。这实力包括部队的军政素质，指挥的战术意识，领导机关的战略指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援，等等。
部队提前吃了饭，每个人都在左臂上缠上一条白布，作为夜间识别的标志。很快，师部同意了３４３旅的作战方案。随后，旅的主攻部队出发，并按时赶到午城东南的预定集结地域。
当３４３旅的６８５团的两个连乘夜从东北向午城进攻时，固守在北山的日军虽进行了一番抵抗，但毕竟是惊弓之鸟，很快就支持不住了。与此同时，６８６团３营从西北向东进攻，很快占领了敌人的工事，并消灭了敌人。日军的汽车队见势不妙，就想逃跑。八路军冲上去就扔手榴弹，打得日军的驾驶员连车灯也不敢开，只有摸黑驾车，于是许多车在沟里乱冲乱撞。有些车虽然上了路，却正好跑到八路军的伏击地带。送上门来的肥肉，怎么能不吃？３４３旅就向这些汽车开火，把日军的６０多辆汽车全部报销了。
午城的日军被消灭了，但３４３旅指挥员判断，日军一定还会组织力量进行报复。于是，又命令６８６团连夜出发，争取在拂晓前赶到佛连里集结，准备以一部分兵力埋伏在井沟、张庄以北的各条小沟里，并派人通知公路南边孙家庄的游击支队在南面山上设伏。
１８日拂晓前，３４３旅的各部队全部进入指定地域。约６时，临汾的日军第１０８师团步兵约６００人、骑兵约２００人和一个炮兵中队，奉命西进驰援大宁，由蒲县经薛关镇向午城前进。旅部侦察员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旅首长，随后旅部立即通知各部队注意隐蔽，准备打击敌人。
由于日军在以前的作战中吃了不少八路军的亏，所以在这次行动中特别小心。他们用火力侦察着缓慢地前进。１０时左右，敌人的先头部队到达井沟、张庄，这时随着指挥官一声吆喝，日军的一路纵队马上变成了三路纵队，一个个日军都十分警惕地注视着路的两侧。为了试探情况，还向东南面的山上打几炮。当时，八路军的埋伏部队距日军只有２００米远，对敌人火力侦察那一套把戏根本就不理会。过了一阵子，日军见没有任何动静，指挥官又督促部队继续前进。
日军放松了警惕，攻击的好机会来了！
３４３旅马上发起了攻击，手榴弹一齐投向敌人，各种枪也喷着怒火，井沟至张庄的２公里多长的公路上顿时硝烟弥漫，日军全部处在八路军的火力网下，一片混乱。
但是，这种混乱局面没有持续多久，日军就从最初的慌乱中清醒过来。其先头部队立即组织行动，占领井沟、张庄的石崖和井沟、张庄以南的龙王庙进行顽抗，４门大炮也猛烈地向八路军阵地轰击，战斗呈现胶着状态。被围困的日军很怕被八路军一口一口地吃掉，遂立即向他们的指挥所求救。大约在下午１点多钟时，敌人便派了６架轰炸机从东侧飞来，朝八路军的阵地一连丢下１００多枚炸弹。同时，敌人的大炮也凶猛地射击，被围的日军乘机突围，并与３４３旅展开肉搏战。战斗异常激烈，６８６团的两个营长负了重伤，其他大多数营连干部都挂了彩，有的壮烈牺牲了。下午５时左右，战斗进入了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日军曾两次派出飞机对八路军的阵地进行轰炸，但也无济于事。３４３旅在公路南的部队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配合北面的主力部队向日军出击。战至黄昏时，龙王庙、井沟一带的日军全部被解决，５００多个日本鬼子命丧黄泉，３４３旅缴获一门山炮。此外，还缴获步枪１００余支、机枪１０挺。当夜，八路军一面打扫战场，一面以小分队逐个歼灭隐藏于窑洞的日军，肃清残敌。直到３月１９日早晨，日军除１００余人逃窜外，其余全部被歼。
在１４日至１９日的五昼夜作战中，１１５师共歼灭日军１０００余人，俘敌１０余人，焚毁汽车７９辆，缴获步枪２００余支，山炮２门，缴获骡马２００余匹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１１５师伤亡５００余人。午城、井沟战斗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切断了日军从蒲县至大宁的交通，迫使大宁的日军东撤，从而粉碎了日军西犯黄河的企图。同时，还丰富了八路军对日作战的经验，对开辟以吕梁山区为中心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黄河河防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午城、井沟战斗是在师长林彪不在的情况下打的一仗，这表明了代师长陈光卓越的指挥才能。
卫立煌说：“八路军真能干”
午城、井沟战斗之后，日军为报一箭之仇，于一个星期之后组织了千余人的兵力进行反扑。这时，国民党第２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率领他的指挥机关渡过黄河到山西。可是，刚到大宁，就与这股日军相遇，双方发生激战。卫立煌不敌日军的攻势，退了下来。说来也怪，卫立煌走到哪里，日军就跟到哪里，仗是一个接着一个，打得非常艰苦，最后这个旅终于被打散了，形势非常严峻。
卫立煌怀疑自己的部队里有奸细，便与其参谋长郭寄峤等人来到１１５师，要求八路军给予支援，其实主要是寻求保护。因为当时国共两党的关系还十分密切，特别是八路军与第２战区的关系，从“七七事变”以来一直不错，所以１１５师就愉快地答应了卫立煌的请求。代师长陈光以大局为重，命令６８６团代团长杨勇阻击日军，掩护卫立煌部东进。
第二天，疯狂的日军将卫立煌所率人马冲散。为了掩护卫立煌，６８６团３营１１连指战员，在白儿岭顶住了８００多名日军的轮番进攻。这时，已脱离危险的卫立煌用望远镜遥望着白儿岭，只见那里在日军的飞机和火炮的轰击之下，整个阵地已成一片火海。
此时，前方拚杀的场面惊心动魄，密集的枪炮声和飞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枪弹炸断了山上的树木，战斗非常激烈，谁也分不清部队在什么位置。卫立煌手持望远镜看了一会儿，对杨勇说：
“战斗打得很激烈，请问杨团长，那里有几个团？”
“只有一个连。”
“一个连？不，杨团长不要讲笑话！一个连怎么能挡住这么多敌人的连续攻击？”
“这是真的！如果你不信，一会儿他们撤下来的时候，你查查人数就清楚了。”
听杨勇说得这么肯定，卫立煌似乎相信了。他带着惋惜的口气，自言自语地说：“这个连完啦！”
不久这个连却胜利归来。卫立煌看到他们确实不足２００人，而在如此激烈的战斗中全连仅伤亡２０余人，并且还缴获了日军的战马，不禁钦佩地说：“八路军真能干！”
接着他又对杨勇说：“杨团长，这次多亏了你们的鼎力相助，才使我卫某转危为安。”
“抗日一家，不必称谢。”
确实，当时１１５师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是国民党第二战区内的部队，而卫立煌是第二战区的副司令长官。１１５师为卫立煌的安全而战，也是份内的事。所以卫立煌对杨勇称谢也许是客气，但他对八路军的佩服则是由衷的。
事后卫立煌对他的部下说：“你们看看，人家八路军，还扛着梭镖，那么能打，唱起歌来也有精神。可你们垂头丧气的样子，像什么！”
为了表达对八路军救命之恩的感激之情，卫立煌特地派人送给八路军１００挺轻机枪、１０万发子弹。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卫立煌一直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抱着友好的态度。
３４４旅也够“火”的
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１５师的３４４旅随１２９师行动，由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并从此再也没有整建制地回到１１５师。与３４３旅一样，这个旅在配合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中，同样打得十分出色。该旅先是配合１２９师粉碎了日军发动的“九路围攻”，后来又在町店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伏击战。
１９３８年初，侵入晋东南的日军遭到连续打击后，为驱逐八路军等部队，以保障其后方安全，决定于４月初对晋东南地区进行围攻。４月４日，敌华北方面军集中兵力３万余人，从同蒲、正太、平汉铁路线及长治、屯留等地出击，分９路向晋东南地区大举围攻，企图分进合击歼灭八路军总部，并摧毁抗日根据地。
当日军开始行动时，八路军总部命令１２９师主力和１１５师第３４４旅的６８９团，由辽县以南转移至日军合击圈外的涉县以北地区，隐蔽待机。
４月１０日，日军分９路南犯，八路军和国民党军协同作战，阻止了其中６路日军，只有日军第１０８师团的３个联队，分３路侵入晋东南根据地腹地。但该敌连续作战，已相当疲惫，并且突出冒进，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总部抓住有利时机，即令转入外线的１２９师主力和１１５师的６８９团迅速由涉县以北隐蔽地返回武乡以北地区，伺机歼灭侵入武乡的疲惫孤立之敌。
４月１５日，侵占武乡县城的日军第１０８师团第１１７联队的３０００余人，北犯榆社扑空后，仓惶撤回武乡，并于当天黄昏放弃武乡，连夜沿浊漳河东撤。第１２９师返回内线作战的４个团（其中包括１１５师的６８９团），迅速发起追击，在运动中歼灭日军第１１７联队。第６８９团和７７２团担任左纵队，第７７１团为右纵队，两个纵队沿浊漳河两岸实施平行追击；以７６９团沿武乡至襄垣大道尾追日军。１６日晨，沿浊漳河两岸实施追击的部队超越日军，并将日军行动纵队分割为数段。随后，各部队向日军发起勇猛冲击，与其展开激烈搏斗。这时已过长乐村的日军１０００余人为解救其被围部队，向７７２团的左翼阵地发动猛攻。防守该地的抗日部队与敌激战４小时，打退日军多次冲击，其中一个排全部壮烈牺牲，阵地被日军攻占。１２时，１１５师第６８９团赶到该地，向日军展开猛烈反击，将阵地夺回。１４时，由辽县来援的日军第１０５联队１０００余人，向６８９、７７２团阵地猛攻，但被阻止。后来，发现辽县的日军又以１０００余人来援，１２９师决定撤出战斗。长乐村的战斗对粉碎日军的“九路围攻”起了关键作用，第３４４旅为整个战斗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４月下旬，３４４旅来到了长治一带进行整训和扩兵。仅两个多月，３４４旅就扩充兵员３０００余人，壮大了实力。同时，部队还进行了以投弹、刺杀和射击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训练。
就在此时，国民党卫立煌部决定反攻侯马的日军。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６月３０日，１２９师师长刘伯承命令３４４旅到町店附近设伏，打击由晋城开往侯马的援敌。接受任务后，３４４旅旅长徐海东、政委黄克诚亲自率领６８７团（团长田守尧）、６８８团（团长韦杰）和新兵营组成的一个加强支队，从长治出发，经高平县向町店开进。
这一天太阳当头，骄阳似火，热得人们透不过气来。不一会儿，又乌云遮天，电闪雷鸣，倾盆大雨下了起来。但是战士们依然斗志昂扬，顶风冒雨，踏着泥泞，直奔町店。经一昼夜的行军，行程１００余华里，于７月１日夜里到达了阳城以北的町店北山。当夜旅部驻扎在苏家岭、善后岭等村，６８８团驻扎在坑堆、孔家沟等村，６８７团驻在张山等地。
经过实地勘察，３４４旅旅长徐海东和旅政委黄克诚发现这一带是打伏击的好地方。町店南北是山，一条不算宽的公路在两山之间经过町店向东西延伸。日军要通过这里，３４４旅无论占领南北哪一个山头都能居高临下，把敌人打得人仰马翻。
部队宿营后，３４４旅接到１２９师指挥所的通报：日军第１０８师团的一个联队将从晋城出发，路过町店去侯马，预计最近几天便会到达，要求３４４旅迅速做好伏击准备。徐海东当即召开营以上干部会。他强调说，日军自恃装备优良，必然骄横麻痹。３４４旅要利用这一点，把工事构筑在距大路２００米甚至１００米处，隐蔽在日军的鼻子底下，打它个措手不及。接着，他作了具体的部署：６８８团１营，沿土地庙、西冯庄、薛家岭到王家庄、沁河渡口一带伏击，以切断日军西进道路；２营在义城柏山、柳沟一带修筑工事，准备正面伏击；新兵营的１连驻守窑堂，２连驻守龙王、后岭，３连驻守石旺沟、富家坪、山庄一带，待战斗打响后，迅速到五权沟西山集结，准备增援６８８团２营；６８７团为预备队，任务是待命增援。７月６日，３４４旅的指战员们都进入了预定的伏击地域。这天仍然闷热得很。这次作战中最激烈的场面出现在６８８团２营的伏击地域。大约到了上午１０点钟左右，负责正面观察的人突然压低嗓门对６８８团２营营长冯志湘说：“营长，你看，来了。”冯志湘顺着手指的方向望去，日军果然“大驾光临”了：５０辆汽车载着步兵，还有一部分骑兵，气势汹汹地从晋城方向扑来。看他们的架式，根本没有料到八路军会在这里打埋伏。
日军还是气太盛了。自从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他们已经多次吃过中国军队、特别是八路军伏击的苦头，但却没有吸取这方面的教训，竟然把在中国土地上的行动，看成是在其国内或驻地内的训练一样。
当日军骑兵过后，汽车进入了６８８团２营的正面伏击路段时，这些家伙竟午休起来，有的钻到汽车底下睡大觉，有的坐在树荫下打盹，更有甚者，脱光了衣服跳到路边的河里洗起澡来。
日军放松了警惕，攻其不备是最好的时机。冯志湘把手枪一挥，令全营利用地形地物作掩护，迅速向日军靠近。５００米、３００米、２００米、１００米，距离日军越来越近了。几乎就在同时，在旅长徐海东的指挥下，６８８团２营向日军的队形后部开火了，枪声、喊杀声响成一片。６８８团２营全体指战员一跃而起，如猛虎下山一般冲入敌群。日军被这突入其来的阵势吓得慌作一团，不知如何是好，有的东瞧瞧，西看看，如像是在等他们的头儿给他们下达命令。
“杀啊！”３４４旅的战士们边喊边奋勇冲杀，稍远一点的用枪打，距离近的用刺刀捅，用梭镖扎。顿时，日军一个个倒了下去。６８８团有个外号叫“傻大个”的战士，平时不大说话，打起仗来也不吱声，但心里却有数。他紧闭着嘴，瞪着眼，一梭镖捅死一个日本兵，这时又有一个日本兵从汽车底下钻出来，拚命爬到汽车上面去拿枪，“傻大个”赶上去，照他后背就是一梭镖。这家伙“啊”的一声，倒在地上就再也不动弹了。可怜这家伙，一枪未放就命丧黄泉了。最过瘾的要数收拾那些在河里洗澡的日本鬼子了。他们见八路军冲上来，一个个赤身裸体地往岸上爬。不过他们的动作太慢了，前头的刚上岸，就被刺刀捅死；后面的见事不妙，就调过头来往回游，但是他们哪能赛得过子弹的速度！一阵枪声过后，大都去见了阎王。
岸上的日军开始拚命进行反扑。如果再打下去，会对八路军不利。于是，３４４旅边打边撤，很快就撤到町店北边的松树岭上。
从出击到撤出，只用了半个小时，仅６８８团２营就打死、打伤日军１００多人，缴获大量的步枪、几挺机枪和一些子弹。当３４４旅撤到松树岭后不久，日军组织残兵败将对３４４旅的松树岭阵地进行反击。顿时阵地上沙石横飞，硝烟弥漫。因为日军的火力很猛，所以３４４旅就利用冲沟和田埂作掩护来回击日军。６８８团６连连长郭本银素有“神枪手”之称，１００米之内枪响靶落。此时，他隐蔽在一块大石头后面，不慌不忙，一下一下地扣动着扳机，随着１０声枪响，五双日本兵应声倒下。日军急红了眼，只见一个军官举着指挥刀，呀呀地驱赶着士兵继续往上冲。“好啊，不怕死的就来吧！”郭连长换上弹夹后又是一枪，那个日本军官挺了几下肚子，也倒了下去。日本士兵见自己的头儿被打死了，便一窝蜂地退下去。就这样，日军冲上来，被八路军打下去，再冲上来，又被打下去，一直到下午７时左右，日军先后向６８８团发动的６次冲锋都被击退了。
就在这时，一队人马从６８８团２营的后侧飞奔而来。原来是６８７团２营的战士。走在最前面的是营长蔡家永。只见他肩扛一支崭新的三八式大盖枪，腰里还挂着一束无柄手榴弹，很显然，那是他的战利品。
“怎么样，老蔡，你那里打得不错吧！”坐定后，冯志湘问蔡家永。
“不错，挺过瘾。”蔡营长抹了一把满是尘土和烟灰的脸，讲起了他们的战斗情况。
原来，日军行军队形的后部在６８７团２营的打击下，损失惨重，不得不向其队形的中部靠拢。这样，两支部队的作战目标就集中到一块，两个２营也就要进行合作了。
冯志湘一拍大腿：“老蔡，咱就来个合作，共同收拾这些家伙。”最后决定：蔡营长带他的营向右运动；６８８团５连向左运动；冯志湘带领一部分人员仍然负责正面反击。两个营长部署完毕，就等日军再来送死。
傍晚时分，战士们一边啃着硬硬的馒头，一边注视着日军的动静。
突然，“呼——咣——”，一发炮弹在阵地不远处落下，紧接着，又是一发，日军开始进行火力准备了。过了一会儿，日军的炮火开始延伸，他们的步兵又蜂拥而来。这次，６８８团２营考虑到左右两侧都有部署好的部队，所以故意把日军放得近一些再打。当日军进到距２营阵地不足３０米时，２营开始对敌实施打击，一束束手榴弹，雨点般地飞入敌群。与此同时，两侧的部队也向日军开火了。顿时，机枪声、步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日军被打得血肉横飞，官兵们像无头的苍蝇四处乱窜。就在冯志湘下达命令发起反冲锋时，一发炮弹呼啸而来，在他的掩体内爆炸，特派员何传洲当场牺牲，冯志湘也负了伤。
这时，３４４旅旅长徐海东，也就是这次战斗的总指挥，来到了６８８团２营。他见冯志湘负了伤，就派人把冯送下去。随后，在徐海东的指挥下，终于打退了日军的进攻。屡战屡败的日军一见大势已去，便狼狈而退。
这次町店战斗，３４４旅共歼灭日军５００余人，俘虏４人，缴获重机枪８挺、轻机枪３０挺、步枪９００余支、掷弹筒１００余具、八二炮１５门、六○炮１８门、战马１３０余匹，焚毁汽车２０余辆，并缴获其他军用物资一大批。这次战斗直接迟滞了日军向侯马方向的增援行动，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卫立煌部的侯马之战。
町店战斗结束后，３４４旅继续随１２９师行动，先是配合该师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１９３９年初进入冀南，１９４０年４月，根据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挺进冀鲁豫边区，与冀鲁豫支队合编，称为八路军第２纵队，７月，与新四军第６支队主力合编为八路军４纵队。实际上，在整个抗日战争的八年中，１１５师第３４４旅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归１１５师指挥。后来，人们提到的１１５师通常是指１１５师师部和第３４３旅。
日军给１１５师送来挑战书
１９３８年，在日军华中方面军大举向武汉、广州进逼的同时，华北方面的日军也遣兵调将，企图由山西风陵渡南下直取西安，实现其侵占中国大西北的计划。
午城、井沟战斗后，八路军１１５师主力继续活动于晋西南地区。１９３８年７月８日，毛泽东指示１１５师：目前第３４３旅“仍以对同蒲、太军（太原至军渡的公路）两路大肆破坏，妨碍敌渡黄河为主要任务，协助地方发展游击队为协助任务”。１１５师根据这一指示，以３４３旅于汾离公路及其以南，以及介休至灵石铁路沿线，破袭日军的交通线。
９月上旬，日军华北方面军为策应武汉作战和围攻晋察冀边区，以第１０８师团一部沿汾离公路西进，先后占领了离石、柳林，进逼军渡、碛口，威胁黄河河防和陕甘宁边区。为粉碎日军的进攻，１１５师决定，以师部率３４３旅迅速向汾离公路开进，并命令６８６团在吴城镇东南的薛公岭附近设伏。该路段是日军来往的必经之路，公路弯曲，两侧山高林密，不便于日军实施观察，却便利八路军隐蔽。但是，日军已经吃过八路军不少苦头，表现得特别小心和狡猾，行动前就在公路两侧到处设据点、筑碉堡。在运输时，通常都向前派出尖兵，并在后尾留有掩护分队，以保障主力的安全。所以，６８６团在选择伏击地点时，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
当时，杨勇正在６８６团任团长。在伏击之前，他带领各营的干部登上了薛公岭，隐蔽在半人高的蒿丛中向公路了望。只见薛公岭四周峰峦重叠，沟壑纵横，汾离公路顺着山势，由东蜿蜒而来。公路在薛公岭下爬过一段陡坡之后，便进入凹地。凹地一带平列着四条山沟，每条沟里都长满齐腰深的茅草和杂乱的灌木。
大家正查看得起劲，侦察员送来了师部的紧急命令：日军２０辆满载弹药和渡河器材的汽车，将在两天后从汾阳起运，要６８６团相机截击。大家听后都在议论，有人指着那段凹地说：“团长，这儿就是个好战场，就在这儿干吧！”大家都说得起劲，只有一个人在一旁不搭腔。他就是６８６团的侦察队队长——刘善福，一个多星期前他就到了薛公岭。
这里的情况他最熟，为什么他不说话呢？
“刘善福，你看怎么样？”杨勇问道。
“好是好，就是那个碉堡讨厌！”
刘善福指着对面一个山包上的碉堡给杨勇看。
原来敌人对这段凹地也十分注意，在对面的制高点上专门修了一座高大的碉堡。每当敌人运输车队到来时，总是先派巡逻队搜索一下山沟，然后控制碉堡，掩护汽车通过。
那如何办好呢？杨团长和其下属围绕这个问题又议论起来。有人说干脆提前拔掉碉堡，但那会“打草惊蛇”。又有人提议，在沟里埋伏部队，也在碉堡后边的山凹里埋伏一个排，打碉堡和打汽车一齐动手，让日军两头招架，不能相互支援。这样做一般是有把握的，只是地形对６８６团不利，打起仗来伤亡恐怕很大。另外，碉堡后面的山凹太小，一个排隐蔽起来很容易暴露。结果这一方案也被否决了。就在这时，迫击炮连连长吴嘉德说话了：“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吧！保证三炮消灭碉堡”。原来，在这之前，他已经作了观察和计算。
大家都说这个方案不错，杨勇也拍了板，把决心定了下来。
９月１４日清晨，浓雾刚刚散去，６８６团团长杨勇和团政治处主任曾思玉一同站在薛公岭南山上一棵高大的核桃树下，用望远镜进行观察。通过望远镜，他俩只能看见公路和公路两傍的蒿草。他们俩都非常高兴，因为这时，全团的战士们已经隐蔽在公路两侧的待机位置上了，通过刚才的观察，他们没有发现什么破绽。曾思玉笑着说：“战士们隐蔽得很好，这才叫磨道里（磨豆浆的房子）等驴——没跑！”
约两个小时后，日军的汽车队到达了薛公岭前不远的王家池，在那里给汽车加了水，添了油，停了半个小时才上路。同时，据守王家池的日军派出了一队巡逻兵在前边开道，掩护汽车通过薛公岭。看来真是一朝遭蛇咬，十年怕草绳，日军变得越来越狡猾了。当他们行至东山脚下时，汽车又都停止前进，先让巡逻队向前搜索。
日军士兵持枪哈着腰，成战斗队形沿公路缓缓前进。待进至那四条山沟附近时，一面虚张声势地咋呼着，一边用机枪、步枪四处盲目射击。但是，也许是他们近一段时间内一直未在此地发现过什么情况的缘故吧，他们并未真正仔细搜索。当搜索行动结束之后，便稀稀拉拉地朝碉堡走去，一边走，一边还“哇啦哇啦”地扯起嗓子唱歌。
突然，“叭！叭！”两发信号弹升上天空，八路军战士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心里在问：这是什么信号？就在大家愣神的功夫，一部分人明白过来了。原来这是日军向隔山等候的汽车队宣布：已经没问题了，可以继续前进了。
他们哪里知道，此时此刻阎王爷却正在生死簿上核对他们的姓名。
日军的汽车队开始前进了，轰轰隆隆的马达声由远而近，转眼间满载着日军士兵和军用物资的２０多辆汽车，便一辆接一辆地开过来，进入了６８６团的伏击圈。
正在这时，杨勇向炮兵连长吴嘉德发出了开炮的命令。命令一出口，只听“轰”的一声，第一发炮弹已经飞出。不偏不斜，恰好落在那个碉堡前。曾思玉禁不住说：“好！打得好！”紧接着又是两炮，全都命中，大碉堡里的日军也差不多都给报销了。
随着第一发炮弹的爆炸声，八路军战士如神兵天降，端着枪从山沟里冲了出来。没等押车的日军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成排的手榴弹就甩上他们的汽车，战斗一开始就是近距离格斗。
狭窄的路面上，着了火的汽车“呜……呜……”地挣扎着，相互拥挤，无法前进。
车上的日军步兵，有的跳下车同八路军进行肉搏，有的趴在车厢里进行射击。他们还企图顽抗，但这已无济于事。这次战斗干净利落，不到一小时，２００多名日军除３名投降外，其余全部被消灭。
在薛公岭方向上的战斗结束了，但位于王家池据点的日军虽然近在咫尺，却对薛公岭的情况知之甚少，摸不清是怎么回事。他们打电话向汾阳报告，电话线早已被截断了；想出兵向薛公岭增援，又恐自身难保，只好架起钢炮向薛公岭方向盲目射击，一直打到半夜。
直到９月１５日，驻汾阳的日军才出来一个联队，加上近千名伪军，到薛公岭拉走了五大车日军尸体。
薛公岭伏击战结束后，好些日子，不见日军一辆汽车的影子。远在黄河边上的日军，因为得不到后方支援，给养和弹药都发生了严重困难。出来抢粮，又遭到游击队的袭击。最后，日军山口少将只好命令部下杀马吃肉，固守待援。
但吃马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过了一段时间，日军又开始沿汾离公路进行运输了。
不过这次日军变得更刁猾了。他们先以百多人分乘几辆汽车，押送一车粮食试探前运。１１５师决定先给他们一点甜头，把这一车粮食作“人情”。
第二天，日军的胆子就大起来了，又出动了１８辆汽车，满载通讯和渡河器材从汾阳西运。当天正下着大雨，１００多名押车的日军个个浇得像落汤鸡。汽车在坎坷不平的公路上整整颠簸了一天，好容易通过了王家池，也爬过薛公岭，眼看走过了三分之二的路程，不料却在油房坪一带较为平坦的地方遭到了１１５师３４３旅补充团的伏击。补充团冒着滂沱大雨，把日军挡在公路的拐弯处，经过激烈的战斗，全部歼灭了这股敌人，缴获了许多通讯和渡河器材。
日军连续被歼３００余名，１０８旅团原有的５０辆运输汽车被八路军敲掉了五分之三，渡河器材的大部也被八路军破坏或缴获，这个打击动摇了日军西渡黄河的决心。就在这时，１１５师判明了日军的企图，并给所属部队下达了命令：日军有撤退的迹象，要不顾疲劳，迅速准备再战。
这次的主要任务是由６８６团来完成。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日军，师部把６８５团２营和师部特务连临时配属给了６８６团。
日军这时已是惊弓之鸟，如果再用老办法去对付他们，恐怕是难以奏效了。最后６８６团决定：钻到王家池据点里去干。
王家池一带山大路窄，过去八路军曾在那里多次设伏，这也是日军为什么在那里安一个据点的原因。如果到日军的眼皮底下去设伏，困难是相当多的，但６８６团认为，越是这种冒险行为，就越会出敌不意。“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到日军据点前设伏的作战方案被确定下来。
９月２０日深夜，各作战部队分路悄悄地摸到了王家池附近，迅速进入指定位置，隐蔽起来。
２１日上午９时许，日军垂头丧气地由离石出发向汾阳撤退。沿途遭到八路军各种武装的不断袭扰，但在山口少将“不得恋战，飞速前进”的命令下，只顾招架，并不还手，仓皇地沿公路撤退。
６８６团的设伏部队在王家池整整地“恭候”山口部队半天的时间。当快到中午的时候，日军的骑兵在公路上出现了。紧接着，辎重、炮车、步兵也前拥后挤，吵吵嚷嚷地来到了王家池山谷。
日军在村里没有停留。他们刚走出王家池，６８６团的２营便首先发起了战斗。随后，其他部队也紧跟着发起了冲锋。霎时，冲锋号声、呐喊声震荡着山谷，八路军从各个山沟、各个角落或从敌人碉堡旁，也有的从王家池的村子里，一齐杀了出来，像洪水一般涌向日军，拦腰插进日军的行动队形，把日军的指挥机关给冲乱了。大洋马惊恐地乱蹦乱跑，等战士们把这些马截获时，有的马身上还拖着日军的尸体。
师部特务连和６８６团第１营和第２营也抓住日军混乱的时机，猛烈冲杀。特务连是全师战斗力最强的连队，全部是日式装备。日军的后卫部队在该连的打击下，伤亡不下３００人。
日军被切成几段，其指挥机关也被八路军死死围住。头尾两段的日军拚命反扑，想给他们的指挥机关解围。在这紧要关头，６８６团２营从中间出击，师补充团断敌退路，很快便把日军一段一段地吃掉了。王家池战斗胜利结束。
在薛公岭、油房坪和王家池所实施的三次战斗中，１１５师三战三捷，共歼日军１２００余人（俘虏１９人），毁、缴汽车３０余辆，战马１００余匹，各种枪支５６０余支。
１１５师的这一胜利，极大地震动了太原和汾阳的日军。汾阳城四门紧闭，城内烟雾弥漫，臭气冲天，接连几天日军都在焚烧尸体，最后还开了个“慰悼”大会，很多日本军人兔死狐悲地在灵前痛哭流涕。
差不多在日军开“慰悼”会的同时，１１５师在吕梁山区召开了一个盛大的祝捷大会。就在开会的那一天，忽然收到了日军驻汾阳司令官给八路军１１５师写的一份挑战书。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日军不知从什么地方捡到一份签有６８６团团长杨勇名字的文件，于是，就起草了一封要杨勇转给１１５师的挑战书。挑战书是汾阳日军在“慰悼”会上由全体到会军官通过，而且扣押了送信人的全家，逼他专程送来的。
挑战书上说八路军打埋伏的战法太不光明正大，并约１１５师“在兑九峪决一雌雄”。
听起来真是笑话，八路军不光明正大，那么日军强占我东北还不算，又疯狂侵略我华北、华中和华南，难道光明正大吗？日军在我们的国土上，大肆烧杀掠抢，我们打他一下伏击，还说我们不光明正大，是他们幼稚，还是为自己找台阶下呢？不管怎么说，日军对八路军的游击战术真是感到头痛了。打仗嘛，就是要“以己之长，攻敌之短”，１１５师根本没把这份挑战书当一回事。
可是，没过几天，日军当真调集很多部队进驻兑九峪，等着与１１５师“决一雌雄”，还用火炮向吕梁山区猛轰一阵，像是在１１５师驻地前叫阵一样。日军哪里知道，１１５师早已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