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3日
翻译家傅雷夫妇之死
傅雷，字怒安，号怒庵。1908年生于上海南汇，巴尔扎克等许多世界名著的著名翻译家。
1924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中。次 年参加“五卅”运动，1927年冬赴法国入巴黎大学文科学习。
1931年春应“意大利皇家地理学会”邀请，在罗马发表题为《国民革命军北伐与北洋军阀斗争的意义》的著名讲演，抨击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同年秋返国，受聘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讲授美术史和法文。1934年秋，与叶常青合办《时事汇报》周刊，任总编辑。
抗日战争期间，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抗战胜利后，与马叙伦、陈叔通等发表宣言，筹备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并当选为第一届理事。新中国成立后，被选为第一、二届全国文代会代表、上海市政协委员。
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书记处书记等职。翻译外国文学名著33部。六十年代，以其研究与翻译巴尔扎克著作的卓越成就，被法国吸收为巴尔扎克研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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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凌晨，在红卫兵两天三夜不间断的抄家和凌辱后，时年五十八岁的翻译家傅雷和夫人朱梅馥，于上海江苏路的家中双双自縊。为防踢倒凳子的声音吵醒邻居，他们事先在地上铺了一床棉被。
凳子倒下虽没有声音，但“从无声处听惊雷”，我被这段文字震得肝胆俱痛，久久回不过神来。
铺上被子的用意不外二者，一是怕惊醒邻居会来营救，一是纯粹怕吵醒他们的睡眠。如属前者，是为己，出于私心；如属后者，是为人，出于“不为他人造成不便”的体谅心，是文明人最应有的修养。傅雷当时的用意是什么，我希望找到答案。
三十年来，外界一直传说傅氏夫妇是服毒自尽的。此说原出自傅家保姆周菊娣之口，大家都认为可靠。但上海作家叶永烈经过实地访查，于去年撰成《傅雷画传》一书，明确公布他们是上吊自杀的。叶永烈找到的证据包括：上海市公安部门所存傅雷夫妇死亡的原始档案；访问第一个到现场的管区警员左安民；访问验尸的法医蒋培祖。至此，傅氏夫妇是自縊，已无可疑。
保姆周菊娣当时吓得不敢进屋，等傅雷遗体被放下，她进屋看到他脸上泛着紫色，以为是服毒。傅雷爱种花，家里放了一些杀虫的ＤＤＴ。
傅雷的两个儿子，傅聪在国外，傅敏在北京。傅雷留一封遗书给同在上海的妻兄朱人秀，委任后事，都是细琐的“财务问题”，包括一、代付九月分房租五五·二九元；二、沈仲章之托，代修手表一只，请交还；三、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四、姑母傅仪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三百七十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五、现钞五三·三○元，作为我们的火葬费。
走得干干净净，不希望负欠任何人、拖累任何人，事事为别人着想，连火葬费都自行打点好。这样的人，上吊时不愿踢倒凳子吵醒邻居，还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警员左安民告诉叶永烈：“当时，我管的地段，文化界的人很多。五百多户中，有两百多户被抄家。”又说：“那时候，自杀的很多，差不多天天有人死。”大家自顾不暇，谁都无力顾到别人。傅雷在凳子下面放棉被，只是不想惊扰邻居的清梦，如此而已。
一个文明人到死都不忘文明的规范。对那些规范“从一而终”，才算真正地有教养。
一九七九年傅雷“平反”。一九八一年，《傅雷家书》在大陆出版，迄今已卖了一百五十万册以上。他对儿子的谆谆教诲，不仅在读书、学艺，更在做人。藉着这些，傅雷也使自己成为知识分子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