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网上得知，今年是赵朴初先生的百年诞辰。不少人写了纪念文章。按理，这样的文章轮不到我写。但我多少还是知道一些赵朴初的事情，一些小故事。我把它写出来，作为一种纪念。因为赵朴初对我们家有恩，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我是从我父亲那儿知道赵朴初的。父亲和赵朴初相识，似乎在有缘无缘之间。说来那正是中华大地“天翻地覆慨而慷”之际，我父母亲一时没有了工作，到上海寄居在我外婆家中。外公那时也丢了工作，外公外婆也暂时寄居在上海南市一座叫“沉香閣”的寺庙里。那庙里的方丈和我外公是同乡，出家人慈善为本，就腾出庙中一间旧账房，让我外公外婆暂住。那账房间里还有个小阁楼，我父母就带我睡在上面。
父亲学过一点医，和尚们知道了，有病就常找父亲资讯，父亲因之就交了些宗教界的朋友。父亲出去访友时，有时带上我，我去过玉佛寺，也去过云居庵，还见过德高望重的苇舫法师，和当时极负盛名的据称一百十四岁的虚云老法师。
由于两代人都没有工作，生计甚是艰难，父母当时都十分焦急。一次和一位和尚闲谈时，得知上海正筹备成立佛教协会，父亲就想在协会中谋一份工作，如文书抄写之类，不一定要出家之人。和尚朋友听了就叫父亲写了一份个人简介。这简介由这位朋友递上去，最后就到了筹委会的负责人赵朴初的手中。
几天后，父亲的朋友传下话来，说赵朴初看了简历，对他说：“佛教会的文秘工作，还是请出家人为好。你推荐的这人是有学识的，实不宜到佛教界来，即使现在一时来了，日后也不会安心的。”那朋友听后就告诉了赵朴初我父母当时的艰难处境，赵朴初听后，就叫我父亲去见他一次。
父亲去见赵朴初时，赵朴初是上海民政局局长，救济会的副会长。正会长是陈毅。陈老总是挂名的，日常事务都由赵朴初料理。父亲告诉我，那时赵朴初有一间很大的办公室，有一张很大的办公桌，有很多勤务员听从召唤。新政伊始，百废待兴，十分繁忙。而父亲当时祗是一介书生，又穷愁潦倒，无枝可依，因而去见赵朴初时，心中很是惴惴不安。但赵朴初待父亲十分谦和，和父亲作了长谈，关切地寻问了我父母当时的生计，最后说：“这个佛教协会的事，你就不要做了。你的工作我负责另作安排。”父亲告别时，赵朴初一直把父亲送到大门口。泱泱君子之风，令父亲感叹至今。
当时上海的救济会在嘉定南翔办了一所小学，赵朴初是学校的董事长。后来，赵朴初就叫父亲先到那儿去教书，以解决生计问题，日后有机会再作安排。能有一份工作，当时对我们家来说，就意味着生存。父亲十分感激，高兴地带着我一起去了江南小镇南翔。
那学校名叫“私立南翔静安乡实验小学“，座落在南翔一个叫静安乡的村庄中，校舍原来是上海静安寺在乡下的一个祠堂。学校周围有几十亩田地，种着粮食和蔬菜。另有鱼塘鸡舍和猪圈。对贫苦子弟，不但免收学杂费，还另发生活津贴。办这样一所学校，是为了普及教育，提高农村的文化水平。这既是一种文化救济，又是一种文化开拓。
由于赵朴初是学校的董事长，又是上海救济会的副会长，学校又地处乡村，因而发到这学校的救济物资还是比较多的。谁知当时学校的校长却见物丧志，将不少救济物资，或据为己有，或转手倒卖。后来三反五反运动来了，这些事当然就抖了出来。赵朴初平生最痛恨贪污腐败之人。身为救济会的副会长，经手的钱财何止万千，但赵朴初纤尘不染。当那校长贪污的消息传到赵朴初那儿时，他极为气愤，立即召他回上海质问，吓得这校长当夜卷铺盖逃跑了。
赵朴初后来就任命我父亲当了这学校的校长。为了报答赵朴初的知遇之恩，父亲努力工作，学校和父亲都多次受到嘉定县文教科的表扬。那时，父亲每月都要到上海赵朴初那儿汇报一次工作，赵朴初对父亲的工作，相当满意，两人更常有书信来往。
赵朴初有一位弟弟叫赵曙初。当年我随父亲到南翔静安乡实验小学时，赵曙初也在这所他哥哥当董事长的学校里教书。可以说，他是我的启蒙老师。
在我的印象中，赵曙初不象他哥哥那么清朗俊逸。他高高的个子，圆圆的脸盘，戴一副深色镜框的眼镜。看上去十分忠厚老实。
赵曙初多才多艺，他能作诗填词，更写得一手好文章。我父亲在南翔时，常和他互相唱和。他会画画，还会谱曲。不管什么歌曲，他拿到手，用手指在桌上敲几下，就能即刻唱出来。大凡习文之人，数理化都不行，但赵曙初是例外。小学算术应用题，如不用代数的方法，有时会令算术老师也一筹莫展。但这些难题到了赵曙初手中，马上迎刃而解。学校中不管哪个老师生病了，赵曙初都可以随叫随到去代课。他是学校的“全能冠军”。
抱着这样的满腹文章，却在一个乡村小学教书，他大概时有怀才不遇的悲愤。有一次在批改学生作文时，突然用笔在学生的作文本上乱勾乱划，而后掷笔而去。谁知第二天正好县里来人检查教学质量，偏偏抽查到这篇作文，发现赵曙初毫无道理地乱改作文，把有些通顺的句子都改得无法卒读。赵曙初被叫去质询，他涨红了脸，说不出话。
我父亲那时是校长，又和他相交甚洽，就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赵曙初气愤地说：“这学生，你好好帮他改，多少次了，他从来不看！这次我乱改，看他看不看！”
这事后来传到了赵朴初耳中，赵朴初勃然大怒，几次叫我父亲把他弟弟开除。我父亲同情赵曙初的苦衷，没有照办。赵朴初后来又把这事告诉了自己的父亲。这位前清的举人，特地写来一封信，咬文嚼字地训斥他小儿子，说“你身为人师，如是做法，按旧说是误人子弟，按新说是不肯为人民服务”。
那年暑假，老师都回家渡假，唯独赵曙初呆在乡下。开学后同事们问他：“赵老师，暑假怎么不去上海啊？”他低头闷声说：“我能去吗？我去了我大哥要骂死我的！”
后来，公私合营运动开始了，不但私营企业敲锣打鼓地归了公，不少私立学校，也纷纷改为公立。赵朴初对我父亲说：“你帮我把这学校也交公了吧，交完后你回上海来，我替你另外安排工作。”
父亲带我重回上海时，已不是解放初期，当时政治舞台已经经历了几番“朝来寒雨晚来风”的滌荡。赵朴初想为我父亲安排工作也不像当年那么容易了。父亲为此找过赵朴初多次，有时一周去几次，赵朴初虽有难处，每次对父亲都非常和蔼，都说慢慢想办法。君子待人以信，他答应了的事，总是多方设法。最后，经过好几个月的努力，终于为我父亲较好地解决了工作问题。
父亲告诉我，赵朴初出身于功名之家。当年嘉庆皇帝接位后，新开科举，宰相和珅呈上十份朱卷，请皇上钦点状元。按惯例，最好的考卷总放在最上面，皇上也总是点这第一位考生为状元。然而嘉庆素恨和珅为人，当初未继位时，和珅有乾隆护着，下不得手。但几个皇儿曾私下约定，将来不管父皇把皇位让给谁，谁登基后都一定办和珅。此刻嘉庆冷眼接过一叠朱卷，开口说道：“朕今接位，定要旋乾转坤。”接着将一叠朱卷底朝天翻了个身，然后将原来名列第十的考生，点为状元。这位新科状元，就是赵朴初的祖先赵文楷，后来曾奉旨抄过和珅的家。赵家世代书香，赵朴初的祖父是进士，父亲是举人。倘若辛亥革命不闹，科举不废，凭赵朴初的才华文章，有何尝不会是进士状元呢？
赵朴初祖籍安徽，但他本人倒是在上海长大的，抚养他长大成人的是当时的沪上名人，租界时期的大法官关炯之的妹妹，人称关姑太太。姑太太婚后不幸早寡，为解寂寞，就到安徽姐妹家中领来侄儿赵朴初。关家虽有人当大法官，却是佛教信徒，诵经吃长素。赵朴初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耳濡目染，终于移情佛教，成了一名居士。其一生的活动，都和宗教结了不解之缘。从当年筹建佛教协会，到中日纪念鉴真圆寂一千二百年的盛举，到无锡灵山大佛的建造，无不留下了赵朴初的辛苦和功绩。
父亲告诉我，赵朴初对抚养他长大的关姑太太极为孝敬，侍之若母。当时姑太太居住在上海佛教居士林觉园的楼上。父亲找不到赵朴初时，就到关姑老太那儿去等。父亲在那儿等赵朴初，可谓万无一失，因为赵朴初祗要在上海，不管日间如何烦忙，晚上必定要到关姑老太那儿请安。赵朴初以其言行，向人们昭示了他高尚的道德风范。
“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这是司马迁眼中有“国士之风”的君子。据我点滴所知，赵朴初正是这样的君子。斯人长逝，实在是中国文化界，宗教界的巨大损失。历史不知要等多少年，才会再出现这样一位如山可仰，如月可鉴的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