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 - 遵义会议今召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省遵义召开扩大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陈云、博古以及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部各军团主要负责人等。
经过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退出根据地后遭到的严重损失，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原则性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从而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
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随后根据会议精神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总负责，由毛泽东、周恩来负责指挥军事。后又组成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指挥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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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
附录：
武宜三：《中共党史中关于 “遵义会议”的神话》
——读何方《党史笔记》的笔记
一，中共连 “生日” 都是假的
中国共产党名义上是1921年七月一日成立的，到今年的七月一日，它就满八十四岁了。说 “名义上”，是因为中共成立的日子根本不是七月一日，而是 “7月23日至8月初”(《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北京，p85。以下简称《年谱》)。
一个走过了八十四个年头、垂垂老矣、行将就木的团体，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包括它的主义、宗旨、宣言、历史，甚至连它的生日，居然都是假的。中共大规模的歪曲、篡改、编造历史是从延安整风的1940年开始的，1945年在中共六届扩大的七中全会 “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是其集大成者。无一不假中共历史中，连 “通过”这个词，也是个虚假和伪造的。“通过”的过程固然是虚假的， “通过”之后仍继续在伪造。毛在世时曾对该决议做了多次增删，毛死后仍有人在做手脚。
《决议》是毛亲自主持泡制的自我吹嘘、自我神化、推行个人崇拜的 “百科全书”，是为他的篡党、篡军、夺权、窃国服务的。他不但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而且不顾羞耻的胡吹遵义会议 “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北京，ｐ２２－２３)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 “一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把毛泽东及其吹鼓手们泡制出来的神话重复一遍。遵义会议 “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当年参与泡制《决议》的胡乔木在四十多年，终于 “天良”发现，肯承认该《决议》 “实事求是不够”(《笔记》p643)。所以中央党史出版社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胡乔木题记、邓小平题签)，就对遵义会议作了如下改写：
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p127)
但是欲盖弥彰， “事实上”三个字正好戮穿了他们继续推行个人迷信、神化毛泽东，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特权和既得利益而死抱毛泽东僵尸的卑劣用心。
二， “遵义会议”所产生的核心是张闻天
现在终于有人出来拆穿这个谎言了。他就是张闻天的秘书─-何方先生。1922年出生于陕西临潼， “15岁参加革命，16岁入党” 的何方先生，以83岁高龄，于去年完成了七十多万字的巨著《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以下简称《笔记》)，并于2005年四月由香港利文出版社在香港出版了。
何方指出：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并没有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笔记》p3)
在遵义会议上，首先是博古向大会作报告，接着是张闻天作《反对 “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撤消了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 “三人团”，决定仍由中央军委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毛泽东只是 “经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提议，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从此进入党的领导核心罢了。在常委分工时，仍然是由于张闻天的提议，毛泽东被指定为军委书记 “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年谱》p443)
《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中，多个当事人对毛当时角色的说法都是很明确的，就是 “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p42)
一个常委兼军委书记的助手，能在 “事实上”成为党中央的核心，甚至领导全党全军么？答案很清楚： “事实上”是不可能，也不是那么回事。
三，不可能领导中国红军
开遵义会议的时候， “中国红军”是分散在几个 “红色区域”的。跟中共中央一起行动的只有一方面军(即 “中央红军”)。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贺龙领导的二方面军以及跟中共中央断了联系的留守江西苏区的部份红军，都是中共中央所无法指挥的。即使二、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中共中央也仍然领导不了张国焘的四方面军。陕北红军的存在是中共中央到达哈达浦之后才知道的。 “可见，说确立对全军的领导本来就是一句空话。”(《笔记》Ｐ4)
经总书记张闻天提议、政治局讨论通过，1935年3月4日，由中革军委成员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签发命令， “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但仍明确周恩来是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周恩来年谱》，p273。《笔记》p5) 由此可知，这时候的毛泽东连一方面军也指挥不了的。几天之后在讨论是否攻打打鼓新场的鸭溪会议上，毛的意见就被多数人所否决，毛的政治委员也被撤消。毛在二十多年后还耿耿于怀的林彪写信、刘少奇和杨尚昆发电报反对由他指挥军事的老账，甚至怀疑彭德怀在遵义会议后要夺他的权等等，都证明了 “毛领导全军” 属欺人之谈。
四，毛什么时候才真正抓到军权？
1935年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会议决定成立的三人团，即“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直属于中央军委，组长由中央军委主席的周恩来兼，全权负责军事。毛泽东得以进入三人小组，也是由于 “张闻天的坚定支持”(曹英：《龙争虎斗---中共领导人权力斗争纪实》，名流出版社，1998年，香港。P453)。至此，毛对中央红军的领导地位也只是 “得到进一步的确立”而已，不但谈不上领导全军，连领导一方面军也谈不上。因为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两河口会议上，是周恩来代表军委作报告和总结的。沙窝会议决定恢复一方面军，还是任命周恩来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从1934年12月14日贵州黎平会议到毛尔盖(沙窝)会议的八个月间，不管是从职务上看，还是从实际作用上看，周恩来才是全军或中央红军的最高统帅。
毛开始走上中央红军的最高领导地位，是在1935年8月19日召开的最后一次沙窝会议上，因周恩来生病，张闻天提议常委分工由毛泽东负责军事，特别是9月12日的俄界会议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而由毛出任政委之后。张闻天在1943年的《反省笔记》也证实， “出了草地以后，三人团实际上已不存在(恩来病了)，一切行动全权由毛泽东同志负责。他领导全军打出了腊子口难关，到达了甘南的汉人区域。”(《笔记》p6)
中央红军抵达陕北，标志长征结束。中共中央11月3日在下寺湾召开政治局会议，又是在张闻天的提议下成立新的中央军委，名义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这才正式确定毛泽东对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十五军团的领导。因为张国焘 “闹独立”，二、四方面军仍未到陕北，有些红军又失去联络，所以， “对全军的领导”也仍然谈不上。
二、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会师后，中革军委进行了改组，毛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何方以为，这时虽然实现了统一指挥，但领导关系在公众印象中还不够明确，有些责任还分不清。例如西路军的失败，责任在中央军委还是在张国焘，就长期说法不一。明确和稳定地确立毛泽东对全军的领导，还是在抗战爆发后的洛川会议上。
1937年8月22-25日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增加为十一人，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四方面军被整垮、张国焘被贬斥，毛泽东才算抓牢了军权，从此成为中共的终身军委主席和中共军队的终身统帅。
五，对全党的领导？
为什么不能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何方从八个方面进行论证。
1，遵义会议选出的总书记是张闻天。毛是五届五中才由候补政治局委员转为正式委员，其党内地位在中央书记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之下，且受 “左”倾军事路线的排挤，无甚实权。所以虽然通过 “反党小派别活动”，把张闻天、王稼祥从所谓 “左”倾中央分化出来，但仍然要委托张代表他和王稼祥在会上作《反报告》。这就是使会议推举张闻天起草《决议》和取代博古担任总书记，成为顺理成章的事。
一贯掠人之美的毛，尚且不敢把《遵义会议总结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说那是张闻天起草的。但那些为虎作伥的人却不肯死心，竟造谣说《总结报告》是张根据毛的意见写的，可是又提不出证据来；陈云把张的总书记改为 “负总责” ，企图抹然张闻天的历史地位以突出毛泽东，但终为许多知情人所否决。1979年8月27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宣读的《悼词》也不得不承认张在遵义会议上作过《总结报告》和 “被选为总书记”。(《笔记》p50)
2，在遵义会议后的几年里，都是张闻天召开和主持中央会议，有人统计过，张召开和主持的中央会议，前后多达137次。即使《毛泽东年谱》，对于毛出席和参加、主持和召开各种会议，还也是有严格区分的。遵义会议之前和之后一段时间，毛参加中央各种会议一律用 “出席”。1943年3月中央机构调整后，则一律用 “主持”。
只有一次例外，《年谱．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３日》写的 “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与事实不符。这天的会议也是由张闻天召集和主持的，地点仍旧在张的住处。张闻天是有职有权的总书记，霸道如毛泽东，在条件未成熟时，还是不会违背制度擅自 “召集会议”的。例如，1936年4月28日，毛曾致电张： “提议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新的行动方向及其他与其关连的问题”(《年谱》p538-539)。
六，毛是个忘恩负义的人
3，遵义会议后三四年，代表中共中央同各方面联系与处理重大问题的，是总书记张闻天。例如和共产国际，各他红军、党组织的联络，派遣和任免重要干部，决定方针政策等等，其中成立陕甘宁省委派李富春为书记、成立甘肃省工委以刘晓为书记、派戴季英去陕南建立省委等，都是张主持会议作了决定后，再电告在前线的毛、周的。
即使对毛的分工和任命，也是张建议和提交政治局或常委会讨论决定的。从遵义会议上增补毛为常委到下寺湾会议毛当选中央军委主席，无不如此。(《笔记》p10) 张闻天真是毛的大恩人，但毛后来却那样作践和羞辱张闻天，也算得是天下第一等忘恩负义的无耻小人。
4，从政治领导和决策过程看张闻天的核心地位。把毛泽东和张闻天两个人的《选集》、《文集》和《年谱》作一个对照，就可以明显看出，各人在政治领导和决策中的作用了。如1935年甚至到1936年，在整个形势和政策方面重要文件极多，毛几乎是空白。其间著名的《抗日救国宣言》、《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于命令》等，都是张闻天起草和发布的，毛只是表示同意和提出些修改意见。再把六届六中前后毛的著作作个对比，那么核心和非核心、为首和不为首的区别也很明显的。
1936年12月13日，毛在讨论西安事变问题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提出了要 “除蒋”、 “审蒋”的主张，两天后以毛领衔的《红军将领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诸先生》仍呼吁 “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年谱》p623)。而张则主张 “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 “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 “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统一战线”。后来事变发展证明，中共执行的不是毛的主张，而是张提出的方针。
从遵义会议以后的一些重要会议，例如1936年3月晋西会议、1937年8月洛川会议等，也都是张闻天作政治报告和结论，毛只按分工作军事和统战方面的报告。有大量的事例证明，至少在1938年之前，张闻天还是名副其实的中共总书记，毛还不是居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笔记》p14)
七，毛当年承认张是领导核心
5，遵义会议后以张闻天为首的中共中央是公认的，毛本人在当时也是尊重这个事实的。
1936年张闻天曾以书记处名义把以他为首的政治局及其常委名单呈报共产国际，并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
桀骜不驯的张国焘在1936年9月26日打电报给张闻天， “统一领导万分重要，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同日任弼时的电报也有 “以洛甫等同中央名义统一党和军事方针之领导”等句。各地党组织如北方局刘少奇、上海潘汉年和冯雪峰，也是直接向张请示汇报的。著名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出狱案，就是张闻天批的，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对审查该案的批语是： “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总书记，他的批覆，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
延安整风前，名次排列虽不很严格，但绝大多数都是张闻天排第一位，有 “洛博周毛”、 “洛毛周博”，也有 “洛恩博泽”，但极少以毛泽东打头。据统计，1935-1938年间，署名 “洛、毛”的电报有220封；署名 “毛、洛”的为36封，又多在1937年12月会议后。
直罗镇战役后毛给中央电报的开头是： “洛甫及中央各同志：捷报”。1935年12月5日电报标题为： “西北军革委主席毛电中共中央领导人张和国际驻中共代表李德”。毛到陕北后常对人说，洛甫这个人讲民主，开会让人畅所欲言，作总结时能把我的意见总结进去，我送他一个雅号，叫做 “开明之君”，还称张的夫人刘英作 “娘娘”，而自封 “毛大帅”。这都说明毛在当时并未 “领导”过党中央，而是在张闻天这个 “有道明君”领导之下。 毛一辈子开口 “实事求是”，闭口“要做老实人”，偏偏他自己就是大大不老实的狂人。
八，何方先生的真诚忏悔
6，毛泽东在1964年4月16日的一次讲话中提到，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五朝领袖，第一朝是陈独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向忠发(实际是李立三)，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洛甫(即张闻天)。这恰恰打了他自己一记耳光，既然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了，哪里还有什么 “第五朝是洛甫”？如果洛甫是第五朝领袖，那他毛泽东又凭什么资格 “领导党中央”？
7，遵义会议后，毛的领导地位并没有得到普遍承认。1937年12月9-1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就显得十分孤立，他曾对李维汉说， “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1938年三月政治局会议上，毛的 “王明同志不能到武汉去”的提议，就被大多数所否决。
刘少奇1939年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41年写的又在1943年作了修改的《论党内斗争》，就没有一处引证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在延安整风前的文章也没有引用毛的语录。
8，最后何方先生指出，说遵义会议确立的不是以张闻天为首的集体领导，而是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不但有违历史事实，而且有损中共及其包括毛泽东在内领导人的形象(《笔记》6-23)。对于这点，何老先生真是过虑了。中共这个法西斯黑帮组织面日早给中国人民看穿，它留下的杀人放火、卖国求荣、贪赃枉法、残民以逞的形象，早己深入人心。再加上这一条破坏组织原则、凌驾于党中央、施展诡计权术，实在也无所谓了。
非常感谢何方先生，以耄耋之年，仍辛勤笔耕，以五年的时间写出了这部《党史笔记》，给后人和历史留下了认识中共及其领袖们提供了珍贵而丰富的史料。更令感动的是地严格地解剖了自己，为 “由于个人崇拜的思想信仰和自己过关的私心杂念”而揭发批判过张闻天表示忏悔、内疚，并把研究中共历史，为中共历史拨乱反正，当作自己的赎罪和补过。这没有一点道德勇气是做不到的。
——2005年7月号 《争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