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月28日 - 中共反对自由化
《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的社论
1987 年 1 月 28 日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
《通知》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斗争是长期的，存在于开放和改革的整个过程。这场斗争严格限于党内，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内进行，着重解决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即主要是反对企图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潮。要联系经济改革的政策、农村政策、科学技术研究、文学艺术风格技巧的探索，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具有特定的含义。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其他消极、腐败现象，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挂钩。党政军机关、城市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解放军，主要是对广大党员进行正面教育。农村不搞。
《通知》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必须十分注意政策界限，必须采取正确的方法，不搞政治运动。
《通知》最后强调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是坚持改革、开放、搞活。两者互相联系，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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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中的自由派与保守派》
自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部就存在着两种相互对峙的政治势力。一种是自由派政治势力，包括自由派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与党内民主派，他们以民主、自由与人的权利相号召，要求进一步加快市场化经济改革，并通过扩大政治参与和政治改革来实现民主政治。另一种是原教旨的正统派势力，这些保守的左派[1]之主体是正统意识形态官僚，他们坚持共产党的正统意识形态，主张对社会生活实行比较严格的控制，甚至主张恢复“文革”以前的计划体制。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自由派构成了解构旧秩序的力量，势必激起保守的正统派与之对峙，后者则构成推动政治倒退的力量。这两种政治势力之间存在着持续的紧张与冲突，这样的对峙与冲突是社会主义极权国家进入变革转型阶段必然会经历的政治现象。这两种力量均力求通过影响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治威权中心来取得对政治的主导权。它们冲突的消长过程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史的主线。20世纪80年代初的“反精神污染”、80年代中期的“反自由化”和1989年的“六四”事件，可被视为这两种政治势力冲突走向白热化的的三个阶段。
逻辑上这样的两极冲突有4种可能的结果。其一是前苏联改革的模式，即自由派通过动员民间力量，扩大政治参与，进入政治中心并主导政治进程，保守派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作为执政中心的中间派在这一过程中也被迫边缘化，极权体制土崩瓦解。其二是保守派取得胜利，清除了自由派，基本恢复改革前的旧体制。这种结果在共产党国家的现实政治中还未出现过。其三是保守派与自由派这两种政治势力达到某种平衡状态，在这一基础上逐渐发展为多元社会中的不同党派。然而，由于自由派与保守派在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上水火不相容，这种前景出现的机率相当低。在中国可以观察到的是第四种可能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自由派与正统意识形态官僚为主体的保守派均在政治上被边缘化，而具有威权主义特点的技术官僚取得了主导政治的地位。为什么中国政治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本文试图作一简略的分析。
●改革以来的自由派与保守派：各自的政治理念与资源
本文使用的“80年代中国的自由派”是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包括所有致力于批判中国旧体制与专权政治，力主摆脱极权体制对人的约束，强调思想解放、个人自由与民主制衡的人。其中既有最激进的西化派知识分子与学生，也有相对温和的、要求加快体制内民主化的社会主义宪政派，以及要求推进开明的一党政治的党内民主派，他们共同构成了保守派的对立面。中国的自由派不同于西方所说的自由主义者，把前者称之为“思想解放派”可能更确切。他们对改革开放的鼓动支持了邓小平在现行共产党官僚体制下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因而获得了有限的活动空间。他们所倡导的启蒙与改革话语在民间舆论中占有优势，因为深受文革灾难体验的民众向往较为自由宽松的政治生活，对极权体制有强烈的不满，这就使自由派知识分子具有潜在的社会动员与号召力。自由派在80年代的大学生中有相当坚实的社会基础，还得到了国际社会民主思潮的支持。所以，每当自由派受到保守派的压力时（例如1983年的“反精神污染”以及1987年的“反自由化”），前者在民间的声望不降反升。
由于长期受极权体制的压抑，中国的自由派在心态上有一种亢奋性；又由于深受中外经济差距与文化差距的刺激，他们往往又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2]以及由于中西经济文化强烈反差引发的焦虑感。同时，由于长期受共产党“斗争哲学”式政治文化的潜在影响，他们常常采用“正邪两分法”的政治思维。在政治冲突中，这些心理与观念层面的政治文化因素很容易诱发“刚愤”型政治激进主义，并进而发展为群体性政治抗议运动。在政治相对平和的时期，自由派阵营中的党内民主派与温和的宪政派能发挥实质性的推动变革的作用；然而，当改革引起的社会问题日益突显而出现政治危机时，最激进的西化自由派以其强烈批判旧秩序的自由民主意识形态话语而占据自由派阵营的“制高点”，且与保守派形成鲜明的对立，他们因而往往在民间取得舆论优势，比温和的自由派具有更大的社会动员能量，甚至具有影响社会抗争运动的能力。
保守派的政治立场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他们怀念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秩序，虽然对“文革”也持不满、乃至某种批判反思的态度，但由于他们习惯于效忠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所以往往从马列主义教条出发，把“改革开放”视为对共产党基本教义与原则的背离。当他们运用共产党正统意识形态的价值理念来审视改革中出现的腐败、失范以及各种改革综合症现象时，就会产生对改革开放的不满与抵制。其次，他们是现存共产党官僚体制的既得利益代表者，改革开放导致整个社会全面的大规模的利益重新分配，为了维护原先旧体制下的当权集团的既得利益，他们也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坚持左的保守立场。
中国党内保守派掌握着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与裁判权。由于这一意识形态仍然是现政权的政治合法性要素，所以保守派官僚对正统意识形态的维护具有现实政治功能。因此，每当自由派的活动被认为构成对党的合法性与现存秩序的挑战时，保守派对自由派的批判攻势就会获得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治中心的首肯。保守派长期以来积累了丰富的政治资源与政治经验，深谙高层政治运作的游戏规则，与元老派有密切的私人关系。[3]保守派反对自由派时往往先利用意识形态话语霸权对自由派的言行作负面解释，然后以“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受威胁”、要“维持党的政权与意识形态的纯洁性”等理由打动元老派，进而通过元老派对邓小平施加影响，达到压制自由派的目的。虽然保守派在党内的声望很差[4]，但他们一旦获得元老派或邓小平的支持，就具有巨大的政治能量，从而在与自由派的较量中获得进攻优势。
●两极政治势力与政治中心的互动关系
从1978年到1989年，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治中心，以知识分子与学生为主体的自由派，以及以意识形态官僚为主体的保守派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周期性的互动关系。
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治中心实际上一直把保守派当作压制自由派的力量来运用，只要存在着自由派，保守派在政治上保护政权的功能就始终是不可或缺的。虽然邓小平未必完全赞同保守派的政治倾向，认为保守派的主要人物胡乔木政治上过于书生气、过于固执[5]，也不让此人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认为此人无行政能力[6]，但一直容忍保守派的言论与活动，为他们保留党内政治空间，以制衡自由派政治势力。共产党元老和保守派对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印象极深，对波兰团结工会与自由知识分子结合挑战共产党政权的前车之鉴特别敏感。在邓小平为首的政治中心看来，自由派在政治上具有社会动员能力，在意识形态上又具有“异己性”，其挑战可能削弱共产党的统治合法性，甚至有可能影响到他个人的权力地位。因此，当邓小平认为自由派的言行超越了自己的容忍限度，就会与保守派结成暂时的同盟，打击自由派。80年代的“反精神污染”以及“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都是如此。
但是保守派与邓小平之间的政治结合是暂时性的，并不牢固。因为保守派否定改革开放的僵硬的教条主义立场与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治中心的路线是矛盾的，倘若保守派在政治上得势，就会阻止改革开放。因此，保守派的复旧言行往往会帮助自由派与党内开明的领导人摆脱受指责的困境。这时，自由派作为制衡保守派的政治力量又再次受到重视与肯定，整个社会的政治气氛再次宽松化，自由派中较为激进的一些人则会由于邓小平与自由派中的温和派的暂时结盟而减轻了政治压力。1987年赵紫阳担任总书记后这种情况就特别明显。
然而，80年代中国的自由派有不同的群体，其中的激进派、尤其是学生中的激进派，往往会不断地把他们要求加快民主化的主张推进到政治中心允许的边界以外，更何况自由派本身所坚持的理念也存在着内在的激进化的逻辑，加上自由派在国际社会所受到的支持以及对民间的潜在政治动员力，均会引起邓小平的疑虑与担忧。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中心会再次启用保守派作为平衡力量。于是，新的反自由派运动又会周而复始地展开。
显然，在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治中心”之外，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政治势力，他们各自具有可以运用的政治资源。自由派主要通过动员社会舆论的方式来对政治中心施加压力；保守派则主要通过其掌控的宣传部门向下发送指令文件，通过在体制内与高层元老派的私下接触，并进而对邓小平施加影响，来影响政治走向。自由派的民间动员力与激进化倾向，是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治中心的隐忧；而保守派的致命弱点是，其教条化的意识形态思维定势支配着他们把民众积极的政治参与视为“政治上的邪恶力量对党的挑战”，这就会强化自由派与民间的反感，从而更加激进地反对保守派。两者之间在社会上的冲突如同拉锯般地持续下去。
80年代的中国政治存在着这样的互动模式：“政治中心”在某一阶段与保守派结盟，以共同抗衡自由派，而在下一阶段则会与自由派结合，或允许自由派有一定的活动空间，以平衡保守派的力量。处于两极的两股势力各自的价值观念与政治目标均与“政治中心”维持着某些结合点，“政治中心”需要自由派支持改革开放，也需要保守派捍卫意识形态及以此为基础的政治合法性；因此“政治中心”既无法完全排除自由派势力，也无法排除保守派势力。这样，转型时代的中国就存在着三者之间的复杂的互动关系。
激进自由派与保守派双方虽然在政治上势不两立，彼此视如寇仇，双方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与空间。前者认为后者是“专制主义的顽固阻力”，后者视前者是“反社会主义份子”。然而，他们又恰恰是一对相互依存的双生兄弟，彼此都以对方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理由与前提。正因为存在着自由派对一党政治的解构性力量，所以保守派才可能对邓小平强调自己的维护政权的功能；另一方面，正因为保守派是对改革趋势的反动势力，才使得自由派可以向邓小平为首的政治中心证明，自己对改革开放具有不可或缺的贡献。有趣的是，自由派与保守派的对峙往往都不自觉地帮助了自己势不两立的政敌。这是当代中国政治史上一个最耐人寻思的现象。[7]
●中国当代的“派群政治”及其不稳定结构
从政治互动模式来分析，80年代中国政治的图谱并不是简单地只有左、中、右三种政治势力，实际上当时的政治结构是一个以邓小平为中心的、向保守和激进两个端点渐次延伸的多种“派群”共存的递进结构。大体上，可以根据对旧体制的亲和与疏离的程度作为排序依据，把对中国政治具有实质性影响的80年代的政治精英群体纳入到以下线型多元模式中来加以分析。这样就可以看到如下从激进自由派到保守派的政治光谱。
激进自由派／立宪温和派／党内民主派／次中心／邓小平中心／元老派／保守派
←（激进程度）────（权威中心）─（保守程度）→
如上图所示，最右端是保守度最高、与旧体制与正统意识形态最具亲和性的意识形态官僚。其左侧是相对务实但仍然强烈维护党的一元控制系统的元老派[8]，如陈云、彭真、王震等人。再其次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政治中心。在“邓小平中心”的左侧，最接近邓小平的是以胡耀邦、赵紫阳先后担任中共总书记的“政治次中心”。作为党内开明派的“次中心”被邓小平委以实际操作的重任，但并不具备最终决定权。“次中心”的左侧，依次是党内民主派（如朱厚泽、胡启立、万里等人），再就是主张在体制内加快民主化建设的知识分子立宪派（如戴晴、李洪林、温元凯等人），在这一光谱的最激进的一端，就是知识分子与学生中的西化自由主义激进派。
在这个政治光谱的两个极端与邓小平的政治中心之间，则有着若干缓冲型政治势力层。通常这些缓冲层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远比两个端点的势力要大得多。在20世纪80年代未以前的相当一个时期内，左右两侧的两极势力并不强大，远没有后来发生“八九事件”时那样具有影响力。在自由激进派与“邓小平中心”之间，存在着“体制内宪政民主派”、“党内民主派”以及以胡耀邦、赵紫阳为首的“次中心”，他们充当着联结并缓冲、协调“邓小平中心”与自由派知识分子之间关系的作用。这些缓冲层曾是80年代中国政治中的实际操作者。而在“政治中心”与保守派之间，则存在着元老派作为中间缓冲层。元老派的主流倾向接近于保守派，其中也有部份人较为同情自由派，他们在不同时期起到了联结、缓冲并协调不同政治势力的作用。当然，这些被称为政治派别的群体彼此之间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也没有明确的组织形式。或许可以把这些并不具有正式组织的、由利益与观念相近而结合到一起的人们，称为中国政治中的“派群”，这是中国当代政治中的特殊现象。[9]
根据这一政治光谱可以大体上推断，中国政治的互动过程可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前景。其一是政治中心将位于两侧的缓冲层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以自己为中间的“橄榄”形结构，压抑左右两极，迫使两极之间形成平衡，从而维持其政治上的主导地位。这恰恰是80年代前半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特点。其二是激进派与保守派形成日益激烈的拉锯状态，各自主导部份意识形态话语权力。保守派高扬捍卫社会主义的“反自由化”的革命意识形态旗帜并吸引体制内的一大批既得利益者；而激进派则高扬“反专制政治”的旗帜并吸引对政治中心不满的社会大众。处于这两端之间的各政治派群则不得不根据自己的利益与观念各自向两极靠拢。一旦出现这种“两极化”政治格局，力求在两端之间维持平衡的中间派将两面受敌，如同被放在火上烤，最后必然逐渐失去政治影响力并被迫边缘化；政治发展一旦进入了这种“两极化”状态，很容易出现危机，而政治危机就必然面临“革命造反”或“铁腕镇压”的结局。从80年代中期开始到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政治的实际走向就是逐渐在保守与激进的两极张力互动过程中形成了中间各层趋向两极的“哑铃型”结构危机。于是，激进者越来越激进，保守者越来越保守，“六四”事件就是这一两极互动过程激化的体现。
●1989年：两极势力如何进入拉锯战的白热化阶段
这两极政治势力为什么会在互动过程中不断地走向冲突激化，并最终导致悲剧性结局？当然，激进派基于政治浪漫主义的民主理念与亢奋，保守派僵化封闭的心态，都是冲突无法抑制的重要原因，但“次中心”的地位和作用更值得分析。处于“次中心”地位的总书记虽然是邓小平的关键助手，但只是作为个人而不是一个群体的代表被选来担任政治操作的要职，总书记其实并不具有对重大问题的最终决定权。他们通常是因改革实绩而受到信任，在任现职以前未必有自己坚实的个人政治资源。位于“次中心”的领导人作为改革开放的前台操作者，自然要起用党内有思想解放倾向的人任关键职务，这是党内民主派得到重用的原因。而党内民主派在观念上又与知识分子温和立宪派、自由派之间具有亲和性，会与后者内外呼应，以推进改革开放。所以，改革措施的不断推进必然会使西化自由派在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中获得活动空间。
从80年代中期开始，知识分子自由派与学生青年中对改革进展太慢产生了越来越强的不满情绪。他们中不少人充满因中外经济反差强烈而出现的焦虑感与激进浪漫的民主诉求。在经济改革面临重大困境，社会上人心日益不满的情况下，他们要求进一步加速政治民主化的呼声，最后引发了学生走向街头，以争取社会的支持。而自由派自发的具有动员社会大众参与的街头政治活动，则被保守派视为对共产党权力地位的严重挑战，进而引起了“邓小平政治中心”的不满。
1989年的危机过程中，中国政治实际上呈现的就是政治两极化趋势。一方面，激进自由派、温和自由派、党内民主派在观念与态度上日益接近；另一方面，“政治中心”、元老派、保守派也不断接近。处于两极的强硬派在本派群阵营内为了取得“英勇斗士”的“道义”优势而反对任何妥协；在双方剑拔弩张、势不两立的情况下，两派中的强硬派都诉诸于本派安全这一“务实”的理由，强调不可退却的“强硬”对于派群生存安全的必要性。在双方阵营中，强硬派必然在冲突白热化阶段占上风，而温和派则势必边缘化。一方阵营的极端强硬动作反过来又引起另一方强硬派最激烈的反弹，出现了“鹰派与鹰派互动”的恶性循环。“天安门事件”正是这样不幸地陷入了“两极化”危机[10]，最后只能是在势不两立的两极之间摊牌。
这时处于最不利地位的恰恰是夹在中间的“次中心层”。一方面，他们作为开明的改革派，不愿意对自由派表现得过于强硬。因为这会影响到他们在民间的形像与威信，也不利于他们与自由派知识分子之间的政治结盟。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不能表现得足够强硬，就会面临“在自由化的敌对势力面前丧失立场”的指控，失去邓小平与元老派的信任。这样，“次中心”就会被孤立起来，他们既不愿也无力控制自由派的自主活动，又无法抗衡由邓小平、元老派与保守派结合起来的占绝对优势的政治力量，何况他们自己也缺乏任何可以依托的政治资源，其结果往往是悲剧性的。随着“邓小平政治中心”与“次中心”之间出现裂痕，“次中心”系统就四面楚歌、多面受敌，最后成为牺牲品。那时，保守派认定“次中心”的代表人物“丧失立场”，“邓小平的中心”会认定他软弱无能，激进自由派则完全无视他的存在。胡耀邦、赵紫阳就是在这种两面受敌的困境中先后被迫下台的。[11]"次中心”的边缘化反过来也会对“邓小平的政治中心”产生冲击波。1989年春夏之交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后，赵紫阳的出局使邓小平失去了与激进派之间的缓冲屏障，不得不直接面对激进派的挑战与压力。结果他再次与元老派、保守派结盟，选择了强硬镇压的悲剧性结果。
●90年代的政治格局与自由派、保守派的边缘化(chinesenewsnet.com)
1989年危机事件正是中国80年代以来的政治两极互动过程发展到顶点的产物。此后，中国的政治格局出现了三方面的变化。首先是自由派作为整肃对象在政治舞台上被清除出局。虽然其思潮作为一股政治潜流仍普遍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中，但他们在政治舞台上已失去了活动条件，在政治上被彻底边缘化。其次，保守派成为1989年以后政治上最活跃的势力，他们趁势取得了官方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并与元老派相结合而扩大了政治影响力，开始具备“准中心化”的政治地位，使中国面临着向旧体制复归的现实可能。再次，以江泽民为首的技术专家型政治人物取代原总书记赵紫阳进入“次中心”位置。[12]
90年代初，当自由派与党内民主派被边缘化以后，趁势而起的保守派在部份元老派的支持下，借助“反自由化”而获得的意识形态话语霸权，在政治上极为活跃，力图成为主导中国政治的力量。为此，他们以“反和平演变论”与“两种改革论”来作为政治复旧的意识形态战略。“反和平演变论”主张“孤立合理论”。它强调，外部世界的“邪恶”势力要“演变”中国，所以中国处于受害者地位；作为受害者的自卫反应就是把自己与由“邪恶”势力主导的外部世界隔绝开来；因此，对外封闭与自我孤立便被说成是中国人自卫与生存所必需的手段。这一观点还激活了“敌我两分法”的思维定势，并把它延伸到经济领域；美国与西方具有先进工业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因而被定义为“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宣传本身与邓小平主张的经济对外开放政策是完全对立的。保守派的另一个意识形态理论战略是“两种改革论”，它把改革区分为“资本主义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革”两类性质根本对立的政治范畴；而它主张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革”其实不过是在“社会主义”架构内“自我完善”，因此，1978年以来经济改革中几乎所有从西方学来的新事物都被归入“资本主义改革”的范畴而遭到排斥。这实际上就否定了邓小平的经济改革路线。在保守派在意识形态领域夺取优势的同时，技术官僚型政治人物的政治地位还不巩固，他们出于政治生存的需要，往往与具有意识形态优势、又有元老派为后盾的保守派保持密切的关系。
在保守派崛起的情况下，邓小平意识到这股势力膨胀的危险性。他的“南巡讲话”是保守派在政治上失势的起点。“南巡讲话”的基本精神是，在保持政治格局不变的同时，经济上要继续对外大幅度开放，要通过经济发展的实效来保障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他并且提出了“反左优先论”，从而削弱了保守派在“六四”以后已经获得的政治优势。邓小平还特别提出，在“姓社姓资”的问题上不要争论。此“不争论”说并不是针对自由派的，因为自由派早已被剥夺了争论的权利，它实际上是要剥夺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优势地位的保守派的话语霸权。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只是保守派被边缘化的开端。直到90年代中期以前，党内保守派仍然具有相当的政治潜能。他们运用与元老派的关系，利用他们掌握的若干报刊，继续发表反对改革开放的观点，试图继续影响高层政治。保守派的真正失势是在90年代中期，那时不少革命元老相继谢世，或由于年龄原因而退出政治舞台。结果，长期以来影响中国政治生活的左派保守势力从此失去了他们的政治依托。另一方面，经济市场化导致观念世俗化潮流，年轻的一代对主义和信仰逐渐失去了兴趣，这样以信仰为精神支柱的保守派在青年人中也失去了支持者与继承者。可以认为，90年代以来，左派之后继无人更甚于自由派。随着邓小平时代的结束，保守派已不再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
需要指出的是，左派势力消退的最重要原因就是自由派势力的消退。90年代里，知识分子激进自由派在政治上被全面边缘化了。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由国家供养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了。知识分子在现行的市场经济与政治控制相结合的格局下，成为比其他阶层获得较多利益的阶层，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温和化了。许多对政治压抑不满的知识分子则选择了出国留学作为解脱办法，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分流也减轻了对当局的挑战的压力。自由派被边缘化之后，保守派失去了对手，因而也失去了用武之地。“南巡讲话”以后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新兴中间阶层的崛起，它主要由各级政府中的技术官僚、民营企业家、高等院校教授、律师、下海经商的知识分子、外资企业中的白领阶层以及体制内得益的传媒工作者等人士构成。他们作为现存体制的既得利益获取者，反对激进的自由主义，担心政治改革会危及他们的利益；当然，他们也不可能支持保守派的意识形态，因为保守派主张恢复的“社会主义”也会剥夺他们已经取得的利益。因此，他们认同技术官僚的威权统治，希望在现存威权秩序下继续谋取利益。可以说，他们是中国目前的威权体制真正的社会基础。
●“脱两极化”对中国政治前景的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经历了从两极互动、到两极冲突的白热化，再转变为左右政治势力先后被边缘化的“脱两极化”过程。在80年代中前期，是中间派在左右两极之间进行平衡。而在八十年代后期，“政治中心”与保守派组成了暂时性的“中右联盟”，压制住自由派。1989年以后，邓小平通过扶持技术官僚来加强中间派的力量，他的“南巡讲话”进一步使原先的“中右联盟”之“盟友”保守派边缘化了。此后，技术官僚的政治威权统治得到了城市的新兴中间层的支持，出现了中间派威权政治。这一发展过程并非任何政治家的有意的理性设计，而是各种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最终结果。
90年代以来的“脱两极化”过程意味着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政治上的两极势力之消退，这削弱了大规模政治参与活动的社会动员基础。当政者继承了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专政机器，经济发展又极大地充实了政府手中的可运用资源，再加上不存在来自政治光谱两极的压力，当政者可以比较随心所欲地收紧对社会的控制，把“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而不会遇到强烈的反弹，社会成员普遍表现出政治泠淡心态。在这种威权政治环境里，意识形态和社会性政治参与对决策者的影响大大降低了，即使决策出现失误，决策者面对的压力也比80年代小得多。由于体制外挑战者的消失，也由于威权体制下缺乏对管理者的有效监督，弥散性腐败日益加剧。中国的未来最可能出现的困境，是中央政权对弥散性腐败缺乏强烈的危机感，失去存在着两极化政治压力时的那种敏感，其结果是出现弥漫性的腐败化与分利集团化以及部份地方政权的“苏丹化”。[13]
“脱两极化”过程使得中国社会变成了一个充满世俗物欲、缺乏理想精神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政治矛盾主要不是在意识形态的两极之间展开，而是在以利益争夺为目的的各利益群体之间展开。所以官方多次强调，“要防止地方和地方之间、地方和中央部委之间、中央部委之间，从本位出发，甚至带有个人强烈情绪，互相指责、攻击的问题”，提出“要防止开党代表大会以后，思想、步调会更分散、更不协调的情况。”
从90年代开始，传统的意识形态动员政治已经淡出，政治体制转变成具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导向的新威权主义政治。与拉丁美洲和东亚的威权主义政权相比，中国当前的新威权主义体制具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特徵。它承继了极权式国家的各种政治手段，比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威权统治具有更强的社会控制力。党通过其各级组织对社区、传媒和国家机器的严密控制，成了稳定新威权主义政治统治的工具。新威权主义的执政者不会从价值理性出发推行政治民主化，但他们在没有“政治风险”的情况下或许会从功利角度实行一些新措施。例如，当现行体制中某些旧的部份逐渐失效时，他们可能会考虑选择民主制度的一些方法来取而代之。但他们会非常小心地避免采用任何可能危及其执政地位的新措施，不会让新的措施对现行体制产生剧烈的排异作用。在这种状态下，政治方面的制度创新是相当有限的，不可能满足人们对民主政治的诉求。在中国，民主还需要人们积极争取；民主政治还远在地平线上，但并不是空中楼阁，中国的航船总是在渐渐接近它。
本文作者：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