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艺才子 文革结束后被清算 下场悲惨zt

一个文艺才子 文革结束后被清算 下场悲惨

(.com)于会泳，1926年出生于山东乳山县海洋所镇西泓于家村一个贫苦农家庭。他自小酷爱家乡民歌、秧歌，在乡村学校读书时，学会了拉二胡、吹笛子、弹三弦。高效毕业后，在本乡小学任教。1946.9.已当了四年小学教师的他，瞒着一手把他拉扯大的寡母，偷偷从家里跑出来，整整走了三天，找到驻在莱阳县的胶东文工团，凭这一手好画和优美的二胡独奏，成为一名革命队伍中的文艺战士。

1949.9.他被保送到上海音乐学院进修。解放初期的上音，充满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氛围，学生们经常排练一些文艺节目到基层演出，于会泳入学不久，就写了一个小歌剧《夸女婿》并自导自演，于在这个小歌剧中充分发挥山东民歌的风趣、幽默的手法，加上他充满乡土气息的嗓音，唱起来韵味十足，这让世人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的贺绿汀赞赏不已。《夸女婿》在1950年新年音乐会和下厂演出中，博得一片欢声笑语，备受欢迎。一炮走红的于会泳也被上音公认为很有才气的学生。

1950年，于会泳修业期满，爱才的贺绿汀把他留在了上音文工团工作。1952年，他又被调入上音民族音乐研究室，专门从事曲艺、说唱的教学与研究。在此期间，他积极地投入到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工作中，出版了一批专著。

1962.9.他被任命为上音音乐理论系副主任。在此期间，他对民族音乐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民歌、曲艺、京剧、地方戏等等，无不涉猎。与会泳出身农家，却在乐理上有惊人的悟性，他先后发表了《关于我国民间音乐调式的命名》和《关于辨别调式问题》的论文，引起音乐界的重视。他撰写的《民间曲调研究》、《腔词关系研究》，成为上海音乐学院本科和专修科的必修教材。他还创作了《女社员之歌》、《幸福花开遍地香》、《不唱山歌心不爽》、《党的恩情长又长》和《非洲在怒吼》等多首歌曲。并被灌制成唱片大量发行。

为样板戏呕心沥血

1963.我国戏曲舞台上，掀起一股现代戏创作和演出的热潮，于会泳受此感染也开始对现代戏进行研究。

1964.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京举行。这年，于会泳在《上海戏剧》上发表了2万多字的论文《关于京剧现代戏音乐的若干问题》，对京剧现代戏唱腔设计提出了自己系统的思索。鉴于他对京剧音乐确实内行，又深谙作曲之道，上海市文化局在准备进一步修改几部京剧现代戏时，将于借调到了上海京剧院，从事京剧《海港》的音乐设计。 于会泳全身心地投入到现代京剧唱腔的设计中。他吸取京剧各个流派之长，提炼出一种节拍鲜明、旋律悠扬的唱腔，令人耳目一新。他还将曲艺、地方戏的音乐语言也用到京剧里，这都是很有新意的创举。

两年后，于会泳的才华受到江青的重视。

“文革”初期，于会泳被无端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叛徒，吃尽苦头，在这危急时刻，被伟大的革命旗手，敬爱的江青同志保了下来，并被秘密调到北京。江青选用于，是为了让一个内行替她担起文艺革命的实际重担。

于会泳果然才气逼人、不负江望，《智取威虎山》在1964.的京剧大汇演中本来是个很不成功的末流戏，经过老于对其音乐一番鬼斧神工的改创，脱胎换骨，一跃而成为样板戏中的经典。“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敢洒热血写春秋。”这令人耳熟能详、家喻户晓、慷慨激昂、酣畅淋漓的唱段词曲，便是出自俺们老于家之手！

于会泳的音乐天赋和创新精神更集中体现在京剧《杜鹃山》的创作中。在这部样板戏的唱腔设计上，他将自己的专业才能发挥的淋漓尽致。《杜鹃山》是文革前的现代戏，文革中又被拿出来改编，交北京京剧团排练。本来一切都安排妥当，冷不丁从上海派来一个北京人瞧不起的于会泳作顶头上司，剧组的抵触情绪当然很大，然而于会泳接手不久，全剧组的人很快就被他的艺术才能和敬业精神所折服》。《杜鹃山可以说是现代京剧发展的一座巅峰。他吸收了西洋音乐的主题形式以及歌剧的演唱技巧，乐曲与演唱优美之极，同时，传统的京剧曲调与西洋乐器结合的美伦美焕、天衣无缝。特别是剧中柯湘的大段主体唱腔《乱云飞》，达到了京剧改革完美的、至今无人能超越的高度。事隔多年后的今天，当人们再次聆听《杜鹃山》时，无不感到是一种极高的艺术享受。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杜鹃山》的所有曲目都出自于会泳一人之手。他将原剧的音乐素材全部推倒重来，身为国务院文化领导小组组长的他废寝忘食，一丝不苟，对每个场景、每个细节都要亲自过问。他患有胃病和喉炎，却经常只用一点点苏打饼干充饥，从早到晚地盯在排练场。他的这种忘我精神和简朴作风，带动了全组的创作热情，可以说他在此剧中倾注了全部精力，可谓是呕心沥血。

一步登天当部长 一命呜呼上西天

1975.四届人大召开，于会泳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

于部长上任后，为表示与被文艺黑线统治的旧文化部彻底决裂，不到文化部大楼办公，而是在北京礼士胡同找了一个大宅院作为办公地点。此宅院原来是俺们山东好汉大清乾隆年间宰相----刘罗锅的府第，同是山东银，二者的下场却大相径庭。

1968.春，兼任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副主任的于会泳，受张春桥指使，亲自主持了对自己的恩师贺绿汀的批斗大会。大会由上海电视台实况传播，人们看到了贺绿汀坚强不屈、顽强抗争以及于心怀忐忑甚至不敢面对自己的恩师的电视画面。

1975.影片《创业》拍摄完成，于兴冲冲地向江青推荐，遭到江一通责难。江青声称这部电影气得她连饭都吃不下。于会泳马上组织对《创业》的批判，他哪里知道：《创业》是总理指示拍摄的，阿姨是在和总理叫板。

随后，于又奉江青的旨意，组织了对影片《海霞》的批判，他明知这次江青是冲着小平来的，但还是努力充当打手，将文化围剿迅速升级，搞得北影厂人人自危。导演谢铁骊、钱江几乎到了被公审的地步。

如今的人们很难想象，这样一位一身才华，充满理想的文人竟然会对同行毫不留情地打击、迫害！历史让于会泳充当了一个本不该充当得角色，命运之神在眷顾他的同时，也将这位才华横溢的民族音乐家无情地抛进了毁灭的深渊。

1977.8.28.已被隔离审查9个月的于会泳，在得知第二天将要被揪到文化部系统对他的批斗大会上亮相时，趁看守不备，将刷厕所用的来苏水一口喝了下去，经抢救无效，于8.31.凌晨毙命，时年5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