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这里，我无法再犹豫，答应出山，但是要求徐伟和那帮智囊全力相助。当夜，我与“幕僚”们相见，商讨了下一步的行动。我们在几个关键问题上达成共识，然后以我的个人名义起草了一份《关于当时局的紧急呼吁》：
同学们：
恶魔在狞笑，战士在流血。跪着做顺民，还是站着成烈士，我们面临最后的抉择。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唯一拥有的是青春、热血和战斗，我们必将失去的是专制和枷锁，只要坚持到最后一刻，我们一定赢来民主的旗帜高高飘扬。潮已起、尘未落，在此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以真诚和良知紧急呼吁：
1、立即建立全校统一的学运领导小组，协调、指挥全校的行动。
2、立即组织统一的进京请愿团，加强与首都高校的联系。
3、立即组织学生深入到工厂、车间宣传，使广大工人群众理解并支持学生的民主爱国运动，鼓动工人大罢工。
4、立即组织学生到电视台、报社抗议，坚决要求他们停止对学生民主爱国运动的歪曲报道。
5、呼吁同学生立即拿起手中的笔，以同学、亲友的名义写信给士兵和警察，劝他们认清方向，站稳立场，不要做任何对不起人们的事情。
呼吁人：胡亚明
1989年5 月8日
五点呼吁如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心，在同学中间引起强烈的反响，同时也确立了我无可争辩的领袖地位。呼吁书贴出后，立即就有不少人找上门来献计献策，我的宿舍甚至比校长办公室还要忙碌。在哲学系张老师和外语第水老师的支持下，当天下午即成立了以我为首的“西北大学学运领导小组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筹委会下设宣传部、对外联络部、募捐部三个职能部门。我担任筹委会主任，徐伟任副主任兼宣传部长，原学生会体育部长连党敏任对外联络部长，王磊任募捐部长。为了表示郑重其事，我们还在学生食堂举行了一场简短的“就职仪式”，宣布了上述任命，同时公布了筹委会的近期工作计划。
1、通过自愿报名，宣传部将组织若干宣传小分队深入工厂、车间宣传，其余同学继续上街游行示威，以造声势。
2、对外联络部将加强与其他高校的联系，协调各校行动，并最终建立西安高校统一的最高领导机构。目前最紧迫的工作是组织人员进京声援北京高校的民主运动，指定专人负责与北京的联络工作。
3、募捐部组织专门人员募捐，用捐款购买宣传器材，建立自己的广播站。
4、组织专人全天候监听外电，随时将全国最新的斗争形势向大家公布。
筹委会的运作方式贯彻了我的一些关于民主的思想理念，比如摒弃了其他学生组织黑箱操作的方式，采取财务和决策公开的民主民主原则，每天将募捐所得张榜公布，重大决策在学校民主角先公开讨论。因此，虽然筹委会的大部分成员都来自原学生会，但是还是很快就被同学们接受了，成了学校唯一的学运领导机构。筹委会成立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9日，我们组织了一次“百人自行车抗议团”，由同学们自愿报名参加，到陕西电视台。陕西日报社、西安晚报社、新华社陕西分社等新闻单位抗议他们对这场运动的不实和歪曲报道。陕西地方新闻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亲自出面接待了我们，并承诺将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报道正在发生的这场运动。新华社陕西分社的负责人却与我们大玩迷魂阵，不但让我们等了很长时间，还只派了一名级别较低的官员冒名社长出来接见。分社的一名年轻记者暗地向我们透露负责接见的并不是社长后，被愚弄的同学们感到无比愤怒，极少数不太冷静的同学动手砸了分社的两块窗子的玻璃，还一齐冲进了社长办公室。分社的崔社长被迫在会议室接待我们的代表，接受了抗议书，并回答了大家的问题。在进会议室前，那位年轻记者又趁乱递给我十几张放大照片，是西安“四.二二惨案”的真实记录，十分珍贵。我对那位记者的正直和勇气十分钦佩，一度很仔细地保存着那些照片，而且还将它们运用到群众宣传中，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可惜由于我个人命运的改变，这些照片的下落也不知所终了。陕西分社很快将这次抗议事件以内参形式上报中央，中央将此次抗议定性为打、砸、抢事件，我荣幸地被他们列上了黑名单。
以李鹏为首的强硬派对学生一昧打压，激化了双方的对立情绪，游行示威很快演变成绝食抗议。首都大学生5月11日进驻天安门广场绝食，西安学生也于次日进入新城广场绝食。学生同政府的对立进入白热化阶段，作为政府首脑和长辈的李鹏，非但不想办法平息学生的忿怒，反而继续回避与学生对话，后来不得不出来一次，还草草了事，毫无诚意。与此同时，他加速调兵遣将，准备对学生进行血腥镇压。
5月19日下午，新城广场上空乌云密布，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山雨欲来风满楼，
黑云压顶城欲摧。
望着漫天狂舞，压顶而来的沉沉黑云，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心头。
下午6点左右，各种流言从不同的途径传来，有消息说北京的学生已经停止绝食，改为静坐示威。当时各地高校唯北京马首是瞻，由于还没有得到北京方面的确切消息，广场上一时陷入混乱之中，大家不知道下一步该采取何种策略，有人甚至开始作撤退准备。造成这种混乱状况，一方面斗争刚开始，大家经验不足，更主要的是西安几十所高校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系统，大家各自为政。我样筹委会成立时，我们曾承诺要推动各校的联合，建立统一的指挥，但是真正实行起来又是何等困难。各校的头面人物皆欲争夺联合战线的最高领导权，以梅林为首的交大学生更以西安学运的当然领袖自居，不愿看到指挥权落到他们一向看不起的西大手里。早已被官方宣布为“非法组织”，以冶院马洪良为首的“团结学生会”认为统一的领导机构早已存在，无须再重新建立。正是从这一系列争执中，我开始反省“民主”和“集权”各自的优劣之处。民主制能够解放人的思想，充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集权制却能提高效率，能最大限度地集中人力、物力，如希特勒德国能很快将国家开动起来为战争服务。目前的中国需要一种“强权民主”，也就是在强权政治家的领导下，以行政命令推销民主理念。这种想法看起来有点荒唐，但在这个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里，却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其实我的这一思想同刘晓波的“殖民三百年”的主张如出一辙。
晚上7点，《新闻联播》报道了北京学生停止绝食的消息，不少人捶胸大哭，感到自己被出卖了。一度耀武扬威的“学生领袖”也成了没头的苍蝇，到处乱窜。正告时左右，各高校就建立统一的指挥部再度聚在一起磋商，但是仍同往常一样没有任何结果。广场上陷入混乱后，大伙作鸟兽散，再没有人顾得上去争什么“广场总指挥”、“学联主席”的虚衔了。被推为会议主持人的我，面对人去房空的会场，犹如一名可怜的弃妇，孤单、寂寞、凄凉，心中有种无法言说的酸楚。几分种前，我们这些人还是受人景仰的英雄，现在却通通成了自己的叛徒。人啊人，我们怎么对得起同学和市民对我们的信任啊！我永远忘不了几位中学生朋友那纯真的眼睛，每忆及这些，我就内疚不安。昨天下午。也就是5月18日下午，三位十四、五岁的女中学生来到西大绝食团，捐出她们全班同学筹集的42元钱。我同她们有段很感人的对话。
“大哥哥，这是我们全班同学的捐款，虽然不多，但是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了。”一位脸圆圆的女孩说。
“谢谢你们，小妹妹，你们的心意我们领了，但是钱不能收。”不轻易动感情的我竟饱含泪水。
“你们正在做的事情虽然我们还不太理解，但是我们相信你们是爱国的，你不会阻止我们也爱国吧？”另一位女孩激动地说，她和她的同伴都哭了。
“不，小妹妹，爱里分大小。你们的心意我们收下，钱也收下，我代表广场上所有的同学谢谢你们。”我恭敬地向她们躹一躬。
今天，那些可爱的小姑娘也已长大成人，她们是否还记得当年的这一幕呢？当时，她们是多么纯真啊！说起爱国，姑娘们全都哭了。但是凰?鞘游???⑿鄣奈颐牵?娴哪敲春廖拊幽盥穑课颐谴耸贝丝痰木俣?皇呛鼙氨伞⒑芘橙趼穑肯氲秸饫铮?意筲蟮鼗氐轿鞔缶?惩诺淖〉亍?/span>
“怎么办？亚明。”急得团团转的几位活跃分子围住我，试图从我这里捞一根救急的稻草。
怎么办？面对目前的混乱局面，我也感到无能为力，但是我一惯以冷静、果断著称，我不能在同学们面前表现出丝毫的软弱和无能为力。
然后局势已经失去控制，有人开始擅自撤退。
晚上10点左右，省政府大楼上的高音喇叭广播了李鹏和杨尚昆的讲话。李鹏宣布在北京市部分的地区实行戒严，并调部队进京执行戒严任务。李鹏的讲话如在广场上空投掷了一枚原子弹，那强烈的热核反应窒息得人们死一般寂静，没有人相信听到的是真的。这段死寂持续了大约一分种，也可能只有30秒，但是我的感觉却很漫长，很漫长，仿佛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短暂的沉寂后，广场上突然悲声四起，伤心的哭泣，悲壮的哭泣，凄婉的哭泣，痛苦的哭泣，嘶声裂肺的哀嚎，缠绵悱恻的低鸣，各种各样的哭泣交织在一起，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哀伤的场面，如果说“泪如泉涌，汇成江河”也一点不夸张。但是没有人能够改变失败的颓丧。昨天，绝食的学生们还以为正在为一项伟大而正义的事业斗争，转眼间却变成了对抗政府的动乱分子；几分钟以前，他们还自认为是一群民主斗士，一瞬间却变成了受人蛊惑的盲从之徒。没有人能接受这种巨大的反差，每个人都在心里呐喊：天啊！这世界真理何在？正义何在？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他们无法理解这些，也不准备理解，只是被骤然发生的事情弄得不知所措。局势变得彻底失控了，半个小时前还豪情万丈，准备为真理献身的绝食学生，如战败的溃兵纷纷撤回各自的学校，几十上百个防雨篷顷刻间折得只剩下一堆堆垃圾。
“亚明，大家都撤离广场了，你快拿个主意吧！”各校开始大逃亡时，我校学生虽然也有不少人已经按捺不住，准备撤离，但是大部分人还在观望。而以连党敏等为首的十几名同学更是情绪非常激动，坚决不撤，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人敢表态撤离，大家都在嘴里喊叫着誓死不退。当时的情况真的是非常奇妙，每个人心里都知道我们最好的选择就是撤回学校，但是就是没有敢站出来带这个头。这正如前苏联时期共产党开会时，如果演讲者引用了斯大林的讲话，与会者就要拼命鼓掌。为了表现自己的忠诚，每个人都拼命让自己的掌声更激烈，也更持久。但是这种情况又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但是却没有人敢第一个停下来，否则就会成为动摇分子。我们当时所处的情况就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