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擅长策划，但不喜实际操作。我策划好《新时代》的主要栏目及组稿要求后，将组稿和联系印刷等具体的事务交给江楚瑜和杨联星打理。杨联星是我校夜大班中文系的学生，西安电缆厂工人。他在运动中一直站在斗争的前列，“六四”惨案后组织电缆厂工人罢工，并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江楚瑜是西工大学生领袖，是个实干家。江楚瑜负责组稿，他很快就组织了十几篇很有份量的稿件。杨联星负责联系印刷，他只花半天时间就找到一家愿意承印的个体印刷厂。只要言震他们送来必要的资金，我们的《新时代》就可以开机印刷了。
言震等9月初离开西安去广州，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新时代》将于国庆节前与读者见面。但是国庆节一天天临近了，南下的朋友却音信全无。
“亚明，你看怎么办？”早已按捺不住的徐伟问我。
“等呀！没有钱我们什么都干不成。”我无可奈何地说。
“亚明，我不想对言震他们搞的这个‘高自联’作过多的评论。但是经商搞钱的路显然走不通，他们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再说宣传群众就能推广民主理念了？我看靠不住。根据台湾等新兴民主国家的经验，在推动民主理念的过程中，真正起作用是一批精英分子，我们应该改变目前采取的策略。”我知道徐伟对我们目前采取的保守做法一直不是很满意，他显然在暗示我什么。
“徐伟，这里没有外人，你有话就直讲。”
“明说罢，我想另起炉灶，搞一个更加严密的政治组织。你看看这个。”徐伟递给我几张信纸。
“关于筹建中国民主青年联盟的几点建议。”我接过信纸，轻声念道，“中国民主青年联盟，这个题目太大了罢？”
“不，这才体现了我们的追求。我想请你搞一个宣言，没什么困难罢？”
“困难倒没有，但我是‘高自联’的常务理事，搞这样大一个题目，总得与大家商量一下罢？”我直觉徐伟的提议太危险，但是我不好直接拒绝，想先拖一拖。
“不用商量了，交大会议上不是规定各校自行组建自己的基层组织么？我们可以将‘中青联’限制在本校范围内，等培养出批骨干后，再将她扩大到校外，并最终建设成一个全国性的青年政治组织。至于你，仍然留在‘高自联’内，机会成熟后就将其收编过来。”徐伟是个理想主义者，刚刚夺得政权的波兰团结工会给予他极大的鼓舞，当然波兰团结工会对我也有一定的鼓舞，否则我根本不会出现在交大会议上。与我不同的是，徐伟马上就想建立自己的“团结工会”，他说“准备经受十年、二十年的压制，争取合法地位，最终与执政党分庭抗争。”说这话时，他两眼放光，一定以为自己就是中国的瓦文萨。事实上他的设想很不现实，注定会失败的。他不了解波兰，更不了解中国。波兰是个传统的天主教国家，民主和自由的观念深深扎根在民众的意识里。统治波兰四十多年的统一工人党，是二战即将结束时，在苏军刺刀保护下才夺得政权的，民众从来就没有完全认可它。中国则不同，中国民众的素质很低，既不知民主为物，也没有这方面的要求。执政的共产党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和三年的国共内战才夺得政权的，不管他们推行的主义有多么荒诞不经，但他们是胜利者。反正都是做奴才，谁做主子又不一样呢？这就是大多数中国人内心里的想法。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流氓出身的朱元璋，赶走元鞑子，太祖高皇帝牌子照样挂出，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当然，我当时并没有如此清醒的认识，只是觉得徐伟的做法不妥，否则我也不会有后面的事情了。
我不喜欢的徐伟的作法，但是却找不到适当的理由反驳。更重要的是，我卷入新成立的“高自联”的活动后，也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并且还逐步从失去之蕾的痛苦中走了出来，因此警惕性也不像当初那么强烈了。我自我安慰说，既然我能参加“高自联”的活动，帮徐伟起草一份宣言，应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仅止一次，下不为例。事实上，一旦口子被打开，再想关上就难了。
“好！我就替你起草一份宣言，但是我不想参与你的具体事情。”
下面是我起草的宣言草稿：
中国民主青年联盟宣言（征求意见稿）
“六四”枪声未寂，东欧风云又起，共产政权在这场革命大潮中，摇摇欲坠。从烈士倒下的地方，我们重新站起来，我们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向集权主义政权发起最后一次冲击。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试验是历史的悲剧，中共政权更是李自成流寇主义和洪秀全洋奴哲学结合产生的怪胎。二千年封建专政，至此到了顶峰。水满则溢，月盈则亏。这也是集权主义走向没落的开始。我们坚信，封建的法西斯集权统治在中国的灭亡，已经指日可待。我们以良心和热血呼吁：
1、追查“六四”真相，严惩肇事元凶。
2、召开制宪会议，制定一部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宪法。
3、废除共产党一党专政，实行全民大选。
4、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自愿、平等地、互惠互利、共同进步等原则基础上，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5、结束国共有关海峡事务的谈判，实行全民共决，台湾的未来和前途由台湾人民决定。
6、废除公有制，实行私有制。
7、结束党军体制，军队完全国家化。
我虽然宣称不插手徐伟组建的“中青联”的具体事务，但是我起草那份“宣言”后，事实上已经卷入很深，再想置身事外就很难了。与此同时，我频繁来往于交大、陕机院之间。“六四”运动虽然被中国政府惨酷镇压了，但民主运动却在各社会主义国家更加高涨，“团结工会”首先在波兰取得政权，接着匈牙利共产党宣布解散，年底，统治罗马尼亚多年的暴君尼奥塞斯库与其妻被人民送上断头台。当时，很多人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沉寂已久的校园大字报又悄悄张贴出来了。我错误估计了当时的形势，认为一场新的民主运动将很快爆发。这了迎接下一场斗争的到来，1989年12月中旬，我、徐伟、杨联星等人在兴庆宫公园聚会，由于徐伟的坚持，并经杨联星提议，拟议中的“中国民主青年联盟”改名为“中国民主救国委员会”。我在会上起草了一份《共同宣言》，我们面向“三色旗”宣布成立自己的政治组织。这次会议后来被当局定性为“反革命组织”的成立大会。
事实上，“民救会”很大程度上是一场闹剧的产物。我们那天本来只是到兴庆宫公园聚会，徐伟突然提出成立一个政治组织的要求，大家没有丝毫思想上和行动上的的准备，奇怪的是包括我在内，却没有对徐伟的提议强烈反对。只有那面三色旗是徐伟提前准备好的，其他的如《共同宣言》都是在现场起草的。这个后来导致数十人被捕，6人被判处超过30年总刑期的“反革命组织”就这样粉墨登场了。由于那天与会的每个人都抱着一种逢场作戏的玩笑心态，“民救会”成立后，从来没有开展过任何具体的活动。作为这场闹剧的主角的我，是一个并不相信民主，甚至时时嘲弄、蔑视民主的人。在那场已被坦克镇压的民主运动中，我一度表现很积极，但只是为了满足一种虚荣心而已。这一次再度选择一条自己并不喜欢的路，说穿了，一是为了投机，二是为了逃避。前面我已经讲了投机的动机。说逃避是因为我一度陷入失去之蕾的巨大痛苦中，我整天借酒浇愁，所谓酒入愁肠愁更愁，结果我陷入更大的痛苦中，甚至一度有强烈的自杀冲动。徐伟将我拉入到他们的圈子后，我感到自己选择了一条了一条正义之路，我认为这样做将会推动杀害之蕾的那个政权倒台，这样对之蕾的在天之灵也算有了一个交待。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只要目标正确，即使内心世界很卑鄙，也会找到一点高尚的感觉。
我如一只没有风帆的小船，漂浮在风波险恶的海上，完全找不到自己的方向。我时常想退缩，但我甚至不知道该退到哪里。我也时常感到自己很可笑，我口里高唱民主，内心却蔑视民主，民众在我眼里只是一群无知的盲从之徒，他们不懂得民主，事实上他们也不需要民主。中国人满足于“老婆、孩子、热炕头”式的所谓小康生活，因此中国政府才敢于公开嘲笑西方式的人权观，他们说中国人民有自己的人权观，那就是生存权和发展权。对于一只猪或者狗，它们首先需要的也是生存权，我搞不靖中国的人权与猪权、狗权有多大的区别。我要的不是这种与猪权、狗权毫无二至的人权，但真正意义上的人权不是靠恩赐，也不是靠祈求。我不要争取人权，我只要我的之蕾，但是之蕾却倒在号称拥有最大人权的无耻政府的枪口下。你们不是说最大的人权是生存权吗？为什么要剥夺一个弱女子的生存权呢？我时时被内心这种巨大的痛苦折磨着，但是有谁能懂我的痛苦呢？之蕾，你懂我的心吗？
之蕾：我懂的，亚明。
亚明：可是我内心的负荷太沉重，我身上背负着重重的壳。
之蕾：你为什么要折磨自己呢？你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嘛！
亚明：谁都有无可奈何的时候，你那么留恋生命，不也是匆匆忙忙地走了？
之蕾：你就爱争论，同小时候一样。我留在尘世有什么用呢？我已经一无所有了。
亚明：你怎么一无所有呢？你不可怜你的亚明吗？
之蕾：你不是还有可爱的小甜心吗？
亚明：那是一方爱的影子，我的爱已随六月的风暴而去。
小佳：所以你才故意折磨自己？
亚明：佳佳，怎么是你？之蕾呢？
小佳：她在你的心里，可怜的亚明，你的负担太沉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