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过三位不曾直接参予玄武门阴谋的人物之后，该轮到李世民的首席谋士房玄龄与杜如晦上场了。
李世民成为太子之后，命杜如晦为太子左庶子，房玄龄为太子右庶子。房玄龄跟随李世民早于杜如晦，官位却反而在杜如晦之下，以此推测，至少就玄武门政变而言，杜如晦的功劳恐在房玄龄之上。
李世民即位伊始，便以杜如晦为兵部尚书、总监东宫兵马，进爵蔡国公。看那意思是把军权以及禁卫军权都交到杜如晦的手上，可见杜如晦受信任之深。次年，杜如晦又加官检校侍中，兼任吏部尚书。检校侍中虽然只是虚衔，吏部尚书负责人事与官员的选拔，却是个替李世民把关的重任。贞观三年，杜如晦继续升迁，接替长孙无忌为尚书右仆射。不过，好景不常，不是失宠于李世民，是失宠于老天爷。天不假年，四年三月病逝。长子杜构袭爵，官至慈州刺史。次子杜荷尚城阳公主，好好的驸马都尉不好好地干，偏要参与太子李承乾的谋反，太子免死流放，女婿不免处斩。杜构成了反革命家属，还能有好日子过？当然不可能，流放岭南而死。杜氏一族的历史，于是而可以用“显赫一时，不二世而斩”九个字论定了。
李世民登基之前，房玄龄与杜如晦一同参赞帷幄。李世民登基之后，两人的仕途却分道扬镳，有点儿一文一武的味道。杜如晦为兵部尚书之时，房玄龄出任中书令。中书令是决策机构的最高长官，与负责审议的侍中、负责行政的尚书令一起，构成朝廷的政治与行政核心。贞观三年，房玄龄兼任礼部尚书。与杜的礼部尚书相比，也是偏重文化的方面。四年，房玄龄接替长孙无忌为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进爵魏国公。
贞观十八年，李世民亲征高丽，以房玄龄为京师留守，令房玄龄得以便宜从事，不复奏请。所谓“得以便宜从事，不复奏请”，等于是给予房玄龄代理天子执政之权。给予房玄龄这么大的自由，应当是极其信任的了。也许不错，也许错。何以言之？李世民启程在道，旋即有人前往留守府声称告密。房玄龄问：告谁的密？那人道：就是你。就是我？房玄龄听了不胜惊讶之至，不敢耽搁，随即遣人护送告密者至李世民的行营。李世民听说留守遣人送告密者来，勃然大怒。令人持长刀于前，然后将告密者换来，问：告谁？那人道：房玄龄。李世民喊一声：果然！立即将告密者腰斩，然后手令责房玄龄道：如何这般不自信？再有如是者，当自行专断之！
不用仔细思量，应当就能感觉到这案子蹊跷离奇。当时李世民并没走离京城多远，告密者怎么不直接去行营找李世民？即使说告密者离京师近，离行营远，不是还有个留守副使在长安么？要告房玄龄而不找副使却直接找房玄龄，有这么傻的人么？李世民不等告密者开口，已经准备下刀斧手，难道是预知告密者要说什么？只问了一句话，立即腰斩之，与李世民多日经营出来的以民为重、绝不妄杀无辜的英明形象相去甚远，正正经经扮演一次暴君角色。为何如此？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告密者是李世民安排好送死的奴才，恐怕至死不知死之将至。如此这般的目的何在？当然是在于试探房玄龄。倘若房玄龄不曾把把告密者送往李世民的行营，擅自杀了，被腰斩处死的会是房玄龄么？极可能如是。这手法，同临终前对付李世勣的那手法如出一辙，只是更加残忍狠毒。
据史册记载，李世民至少两次接受臣下的建议放宫女出宫。一放就是三千，规模之大，大得惊人。留下的会是多少？无疑更多。这么多女人，李世民搞得过来么？当然不会个个有机会得幸于上。所谓“得幸于上”，就是被皇上搞上的意思。不过，李世民搞过的女人，肯定得以百计。他不仅自己搞，高兴的时候，还赐宫女予得宠的臣下。房玄龄就是有幸受赐者之一，可惜老婆钏儿凶悍，不敢受用。岂有此理！李世民听了房玄龄的解释，不禁大笑。怎么这么不中用？你把她送进宫来，看我怎么调教她。别说那会儿钏儿已老，房玄龄自然是放心大胆让她去，即使钏儿是年方二八的小妞，李世民要见，敢不让见么？
李世民见了钏儿，正经危坐，讲述一通女人不妒就是德的大道理。岂料钏儿听了，撇嘴一笑，只当西风贯马耳。难怪房玄龄不敢，这婆娘居然如此凶悍。幸亏我早有准备。李世民早有什么准备？他大喊一声：上酒！两个花枝招展的宫女捧出一个酒壶来。
“这里是一壶毒酒，你不肯把这两个宫女领回去，就把这壶酒给我喝了！”
钏儿二话不说，双手捧起酒壶，把头一仰、嘴一张。但听得“咕咚”、“咕咚”，早把一壶毒酒喝个一干二净。喝完了，双腿一软，往后便倒。毒死了？没有。只是酸得够呛，因为壶中所盛，并非什么毒酒，不过陈年米醋而已。据说俗语“吃醋”之说，便从段故事而来。
“算你没福。嘿嘿！”李世民事后对房玄龄道，“你这女人，我都怕。”
贞观二十二年七月，房玄龄疾篤。其时，李世民正筹划再征高丽，房玄龄鉴于四年前征高丽之失利，上表再三劝阻。李世民最终不曾再次亲征高丽，与房玄龄的临终进谏有关否？难以断言。七月二十四，房玄龄病逝，享年七十。李世民为之废朝三日，册赠太尉。长子房遗直袭爵，次子房遗爱尚高阳公主。李治永徽四年，高阳公主与房遗爱阴谋夺取房遗直的爵位，诬告房遗直非礼高阳公主。李治叫长孙无忌负责审理此案，长孙无忌趁便搞出一个房遗爱与高阳公主谋反案。结果，房遗爱处斩、高阳公主赐自尽，房遗直除名为庶人。所谓除名为庶人，就是革除官籍，发落为草民到意思。房家一如杜氏，不过二世而亡，真所谓无独有偶。
杜如晦与房玄林为李世民的亲信自不在话下，不过，真正能够与李世民推心置腹的，恐怕还不是杜与房，而是长孙无忌。毕竟是妻舅，又同为衙内出身。玄武门之变成功后，长孙无忌与杜如晦同为太子左庶子。李世民登基之后，长孙无忌历任左武侯大将军、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尚书左仆射、司空，封齐国公，名副其实位极人臣。然而，长孙无忌卷入的政事并不多见。当然，不多见，并不等于不见，也不等于不重要。事实上，长孙无忌在一件至关重大的事件上的影响超过任何其他人。什么事件？更换太子事件。李世民既立李承乾为太子，又宠爱魏王李泰。李承乾因谋反被废之后，当立谁为太子？李世民亲口应允立李泰为太子，当时备受李世民宠信的岑文本、刘洎也力劝李世民立李泰为继承人，却遭到长孙无忌的坚决抵制。长孙无忌的意思要立谁为太子？立他的外甥、长孙皇后之子李治。李世民左右为难，以至于想要自杀，最后还是依从了长孙无忌的意思。既立李治之后，李世民嫌其愚蠢，曾经一度又想换立吴王李恪，亦因长孙无忌的极力反对而作罢。
李世民临死之时，把李世勣支走，留在身边受托孤之命的，正是长孙无忌。李治登基伊始，对长孙无忌百般顺从，知道没这舅舅，皇袍不会加到自己身上。可是不久，李治搞上了老爷子的小老婆武则天，对这舅舅就不那么听话了。武则天要当皇后，李治做贼心虚，先征求大臣的意见。问李世勣，李世勣说：这是皇上的私事，何必问人？问长孙无忌，长孙无忌表示反对。武则天遣人给长孙无忌送礼，长孙无忌笑纳礼物，却并不改变反对的立场。既受贿而不替行贿者办事，此乃为人处世之大忌。长孙无忌不是没在勾心斗角的险恶环境中混过，怎么连这种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都忘了？想必不是忘记，只是贪财之心过重，又以为自己可以一手遮天，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武则天一个臭小妞，能耐我长孙无忌何？
可惜，长孙无忌打错了算盘。能挡得住武则天的，只有一个人。那人是长孙无忌的外甥李治，并非他长孙无忌，而李治并无阻挡武则天之意。武则天当上皇后之后，凡是反对过她的，她不打算放过任何一个，尤其不打算放过既受贿又不帮忙的长孙无忌。显庆四年，报复长孙无忌的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年，洛阳人李奉节上告太子洗马韦季方与监察御史李巢朋党为奸。什么是朋党为奸？套用一句如今的政治术语，就是搞反党小集团。负责审理这案件的人，恰好是武则天的亲信许敬宗。“恰好”两字，也许偏离事实，启用许敬宗受理此案，说不定正是武则天的意思也未可知。许敬宗大搞逼供，韦季方招架不住，自杀而未遂。许敬宗趁便把韦季方的自杀，说成畏罪自杀。畏什么罪？不是朋党为奸之罪那么简单，是与长孙无忌谋反之罪。长孙无忌自然矢口否认，无奈李治信许敬宗而不信他长孙无忌这个亲舅舅。长孙无忌起先流放黔州，随后又遭许敬宗手下逼令自杀。长孙无忌之子长孙冲，虽尚长乐公主，于李治是亲上加亲，亦未能幸免于祸，除名为民，流放岭南。其馀长孙氏亲属，或杀或窜，没一个落得好下场。
史册的记载，颇有诿过于许敬宗之嫌。其实，许敬宗只不过是一条枪，持枪的人当然是李治自己。李治之所以这么做，固然可能有讨好武则天的成分，想必也出于对长孙无忌干涉其私生活的忿恨。长孙无忌当年如果少点儿私心，支持李泰为太子，绝对不至于落得如此悲惨下场。何以知其必不如此？首先，李泰不见得也会像李治一样，偷老爷子的小老婆。如果没有武则天当皇后一案，长孙无忌何从得罪？其次，就算李泰也搞上武则天。长孙无忌既然不是李泰的舅舅，或者就会如李世勣一样，因不便干涉而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倘如此，则祸从何来？
当年李世民指使高士廉编纂《氏族志》时，费尽心机让长孙氏名列第二。结果，长孙氏不出一世便从云端之上跌落十八层地狱。而令长孙氏破灭如此其速者，并非别人，正是李世民与长孙皇后所出之子。真所谓“人算不如天算”！
既谈到长孙无忌，自然想到长孙无忌的舅舅高士廉。史书也正把这两人的传记合为一卷，如同房杜与二李。
玄武门之变成功后，高士廉与房玄龄一起被任命为太子右庶子。高士廉的功劳何在？见诸史册者有二。其一，与长孙无忌一同参与玄武门之变的密谋。其二，释放并率领囚徒前往玄武门增援。
有些论史者以为李世民握有兵权，即使不喋血玄武门，势必会起兵造反。打一场内战死的人会更多，所以，就社会稳定而言，玄武门之变乃是最佳选择。其实，当时李世民的兵权已经被罢免，接替李世民掌握兵权的是李世民的死敌李元吉。倘若李世民依然能调动军队，何须高士廉启用囚徒？
李世民即位为帝之后，任命高士廉为侍中。然而，不久就因故罢免，先下放为安州都督，不久转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因何故？黄门侍郎王珪请高士廉转奏一封密表，高士廉竟然胆敢扣下不呈。这自然令李世民极其不悦。不过，高士廉毕竟不是外人，外放不久就重新调回长安，出任吏部尚书、晋爵晋国公。十二年迁升为尚书右仆射，改封申国公。二十一年二月卒，享年七十二。
子高履行尚东阳公主，历任户部尚书、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李治显庆三年，受累于长孙无忌，贬洪州都督，再贬永州刺史，死于永州贬所。虽然如此，较之长孙与房、杜，高氏堪称万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