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忠:中国道路在于提高经济效率

谢国忠:中国道路在于提高经济效率

2008-09-17 16:06:04

“这不代表宏观政策的变动,是为了提振市场的信心。”9月16日,独立经济学家、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谢国忠接受本报专访时如此解读。他是全球最早预言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及其深广的影响的专家之一。

他依旧对全球经济前景不抱乐观。他给出两个标志: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被市场重新定价并再流通——这是金融危机见底;公司能够融资并再投资,需求开始回归——这是实体经济见底。“美国经济见底并恢复估计要四五年。中国希望靠美国经济复苏把我们拉上来,而必须要另外杀出一条血路来。”他坦言。

“杀出血路”的利器,就是提升中国经济效率,“改革是唯一出路。”而他认为,在财政收支、金融资本政策控制、价格体系政府控制中,存在着相当多低效率的地方。“降低政府在经济中的重要程度,可能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问题。”他说。


美国政府:恢复金融体系市场机制

《21世纪》:作为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有人将其称为“华尔街地震”。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谢国忠: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意味着将有价值6000亿美元的资产需要平仓,这当然会对市场造成相当大的恐慌。这里面有流动性的问题,也有资产价格重估的问题。

雷曼现在很多资产没怎么流通,价格都是大家猜测、想象的,如果它真的抛出来,资产价格就要重新定位,这会给很多金融机构带来很大的问题。如果用金融价格来衡量这些机构资产的话,那他们可能就资不抵债了。这也是市场目前非常担心AIG (美国国际集团,美国最大保险公司)的原因。

  
《21世纪》:此前,市场一直寄希望于美国政府像对待贝尔斯登那样,通过财政来支持雷曼,使其免遭破产厄运。但在最后时刻,美国政府没有动用这一招。怎样看美国政府这一次的作为?

谢国忠:这表明,美国政府最终还是想恢复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机制。这一年多来,金融体系都是依赖于政府的隐性支持来维持运转,这样下去的话,金融体系将面临国有化的危险。所以美国政府最终还是在雷曼兄弟这件事上下了决心,划一条线(分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看市场自己能否消化。


《21世纪》:美联储9月14日联合全球十大银行成立了首期7000亿美元的市场救助基金,欧洲央行、英国央行也纷纷向市场注入流动性。这些举措是否为了救市?能否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谢国忠:这些举措,目的都是为了提供资金保障,支持市场短期流动性。因为短期可能因为恐慌性抛盘、资产非理性下跌带来流动性问题。但这个问题不是很大,是一个技术性问题。

而基本面的问题在于,你这个资产到底值多少钱。如果按照美林之前出售抵押债务债券(资讯,行情)(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简称CDOs)的价格,一元钱只作价0.22元,如果这是一个真实价格的话,很多金融机构都要破产了。而这些央行的救助方案是不能改变这个基本现实的。

全球央行出手:危机仍未见底

  
《21世纪》:那么这个危机何时才会见底?见底的标志是什么?

谢国忠: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抛出后,让市场定价,然后这些资产可以重新有流通,这是金融危机见底的一个最重要的象征,而不能说像现在,不良资产还放在自己的账上,自己可以伪装一个价格。


《21世纪》:那全球实体经济的见底恢复会要多久?

谢国忠:金融危机的见底应该早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见底恢复的标志是公司能够融资并再投资,需求开始回归。美国经济见底并恢复还要很久,估计要四五年。


《21世纪》:你对此这么悲观?

谢国忠:原来,美国经济的增长都是靠消费者借钱消费支撑的,这次金融危机也是因此导致的。下一轮经济增长靠什么?不能再回到老路吧?

这次,美国要韬光养晦很久了,不能再虚胖,而要瘦身,再长肌肉,需要的时间会很长。所以,我的观点是,中国不要再等待,希望靠美国经济复苏把我们拉上来,而必须要另外杀出一条血路来。

  
中国对策:财政“托一把”经济

《21世纪》:在全球经济动荡、面临衰退风险的时候,中国怎样才能“另外杀出一条血路来”呢?

谢国忠:核心问题是,经济的发展不能靠股市、楼市来支撑,中国接下来的路一定是要提高经济效率,改革是唯一出路。中国经济里面低效率的地方太多了,提高效率,中国经济就可以上一个新台阶。别老说自己的经济增长那么快,你的基础还是很低的。

  
《21世纪》:你的意思是还是要坚持市场化的制度变革。但短期内政策应如何调整以应对全球经济风险呢?下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和部分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是中国政府宏观政策变动的一个信号么?接下来是否会进入降息周期?

谢国忠:这不是宏观政策的变动,是为了提振市场的信心。准备金率下调是应该的,是为了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的正常水平。因为原来是热钱大量流入,现在是热钱向外流,但是要根据外汇储备的升降速度做适度调整。利率大幅下降目前还不可能,通胀过几个月就会消失的想法并不现实。

  
《21世纪》:下一步的关键在哪里?

谢国忠:从短期来看,两方面的政策很重要。从稳定需求来看,财政政策对经济应该“托一把”。考虑到出口企业和地产开发商的资产流动性问题,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越来越明显。一些财政刺激措施可以做“软着陆”的保障,例如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铁路网修建等,来缓冲下行风险,对经济长期发展也有好处。

同时,要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解决他们的偿债能力问题。中国企业存在偿还债务问题。“三角债”特别是以应收账款形式存在的债务在不断堆积,问题的源头可能是地方政府缺少资金。

  
《21世纪》:中长期来看呢?

谢国忠:接下来就应该找到经济低效率的地方并加以改变。在财政收支、金融资本政策控制、价格体系政府控制中存在着相当多低效率的地方。

多年来,中国消费率持续走低,刺激消费政策一直难以真正奏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政府占有的收入比重过高。中国的税收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今年预算收入可能达到6万亿人民币,占GDP21%,是20世纪90年代最低水平的两倍。国有企业利润也可能达到GDP的6%。还有大量预算外收入。

总体而言,政府收藏了GDP三分之一的财富,或者是国民生产净值(GDP减去资本贬值)的40%。在过去十年,中国经济明显地转向政府这边。降低政府在经济中的重要程度,可能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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